张香还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年轻时为大学博士论文写就的《江村经济》,就曾被推举为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到了晚年,1990年12月,已经八十高龄的他,在一次“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演讲中,就文化之世界性、多样性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勤奋与智慧似乎始终陪伴着他,这实在是很值得敬佩的。
费孝通的名字,是好几十年以前就听到过了的。关于这,不能不提到我年轻时那一位写诗的朋友。当时,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所居住的江南大城,旋即陷入敌手。一时之间,生活的艰辛是前所未有的。失学失业,备受煎熬。平日唯一的去处,就是冷街僻巷深处,设在破旧祠堂一角的阅报处。我们这几个十四五岁的小青年,命运相同,很快走到了一块,并且熟悉起来了。其中个子瘦长,脸色苍白异常,平日和他母亲相依为命的,就是那位写诗的朋友。吴江人,喜欢谈说他的乡贤,对“南社”一辈人,金鹤望、陈去病、柳亚子,侃侃而谈。也提到了他们松陵镇上的才子费璞安和他的儿子费孝通,尤其是费孝通,上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一个小男生在这座古城的振华女校读书的事。男学生进了女学校读书,当然是闻所未闻的新闻。加上说的人有声有色,大概临场还添加了一些情节,作了一些通常难免的发挥。一时,竟把大家逗乐了。费孝通的名字,也就这样被记住了。
过了几年,抗战胜利,我才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半月刊读到了费孝通撰写的抨击国是的文章。激昂慷慨,鞭辟入里。同时,“观察社”又出版了他的新书《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两本书。显然,他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一心一意关注于国计民生的一位边著作边力行的实践者。他的著作是和他的实践紧密相通的。到了五十年代,他在《人民日报》刊出的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面对现实从大局出发,自然也是他顺理成章的事。一时被批得“臭名昭著”,并被戴上了“大右派”的帽子。不过是在“引蛇出洞”的“阴谋”、“阳谋”之下,黑白颠倒,一时掩盖了这篇文章原有的光彩罢了。
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演出了一系列血腥而灭绝人性的残酷斗争之后,中国人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七十年代后期,为了写作一部书稿,有一个时期,我常常在徐家汇藏书楼阅书。在浩如烟海的书库中,查到了创刊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先后由孙毓修、杨润田、殷佩斯担任主编的《少年杂志》。清末民初,这确是一个西风东渐、意味深长的重要时期,也正是为不久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修桥铺路的一个时期。《少年杂志》这样的刊物,顺乎潮流,既为当时广大饥渴的小读者及时提供了精神食粮,也为未来培育了大量人才。这些耕耘者的功绩,是无法估量的。从这本薄薄的刊物上,仅从它有限的部分刊物,我就发现了早年丰子恺(当时用名丰仁)、赵景深、楼适夷、顾均正等人的作品。同时,在殷佩斯接编后的《少年杂志》,又发现了费孝通这位未来著名学者写的《一根红缎带》等两篇作品。一时兴起,就在1980年元月3日写信给费孝通,想了解他在《少年杂志》写作的一些情况。没想到仅几天时间,就收到了一封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信笺写的回信。他如遇故知,倾心而谈,字里行间不时洋溢出一种愉悦的感情。兹抄录全信如下:
香还先生:
接到二月三日来信,提到我早年给“少年”投稿的事,甚感。
我确曾在“少年杂志”上发表过不少习作。但是我所说的那本“少年”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编辑是殷佩斯先生。我没有见过他,但问过叶圣陶老先生,他说他认得这位编辑先生的,但不知道后来怎样了,可能已归道山。我常记念他和感激他。带领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就是这位先生。
已记不清是那(哪)年的事,我有一位姑夫去上海,给我订了一份《少年杂志》。我每期都从头看到底。接着就开始投稿。有一年的新春,收到这年第一期的“少年”,看到少年文艺的一栏里,突然发现我有一篇寄去的稿子,《秀才先生的恶作剧》,被采用了。我那时的喜悦,到今天还能记得。我仿佛记得这一期的封面上是画着几头肥猪。所以应该是亥年。可能是1923年,初中二年。
从那时起我就来劲了,时常向“少年”投稿,逐步从这杂志的末后,升到了前面,直到第一篇,那篇的题目是《童心》。可是我想不起有你所提到的那两篇。我当时用的是笔名,“费北”,因为我不愿意同学们知道我这些事,为什么原因,我已不大清楚,是我自己的“童心”吧。
前年北京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来约稿,我曾把这段我个人的历史讲过给他们听。还开玩笑说,我第一篇发来的作品就有点不祥之兆,这一辈子惹下多少是非,不知道谁给谁搞成的“恶作剧”。我也表示了一个愿望,今后如果有退休的机会,还能写作,应当再找本“少年”杂志来作我最后一片笔耕的园地。
此致
敬礼
费孝通 二月七日
信一开始就提到了《少年杂志》的第三任主编殷佩斯。经过了漫长岁月,他仍然忘不掉有生第一次发表他文字的编辑和那本刊物。他有一种感恩戴德的感情,辗转打听主编殷佩斯的消息,实令人感动。遗憾的是有关殷佩斯的资料似并不多。人海茫茫,不少人事都在天灾人祸中湮没了。就我所知,殷佩斯先生生前除主编《少年杂志》,用“倍思”的笔名,发表过一些诗歌、故事、童话外,另编有《中国短篇故事选》《英国童话》《巴西童话》,并翻译有来斯著《算学的性质》,萨力凡的《宇宙的物理本性》等作品。看来是一位颇为勤奋的编辑。一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似尚在人世。其他,确实很难找到了。连这一点信息,当时也不知为了什么,未能及时告诉费老,让他聊胜于无,得到一点慰安。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费孝通是个至情至性的人,他对他人的这种感情是经得起天长地久的考验的,是作为“人”的品格的一种体现。在这里也不禁想起他和他的老师,同是著名社会学家的潘光旦的一段往事。在同遭五十年代“灭顶之灾”后的艰难岁月,他面对缠绵病榻的潘光旦,相伴有一年之久。在潘光旦病危咽气之前,他不顾一切,将潘紧抱怀中。这种场面,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是难能忘却的。事后,费孝通又咏诗记之:
日夕傍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这首短短十六字的小诗,几乎把当年人世的寒冷、绝望……全写出来了。
在这一封不到千字的信中,费孝通除了怀念殷佩斯,还提到了那一位在上海为他订阅《少年杂志》的姑夫,以及过去生活中的种种,对一些重大事件,他当然无法忘记。回忆有时又是苦涩的。在这里,他灵机一动,借用他旧作题名中的“恶作剧”三字,幽了一默,想说而没有说的千言万语,也尽在其中了。正如他在1983年《江村偶读》中写的一首诗:
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
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
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
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
这就是费孝通。这就是费孝通的诗。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的旷达,他的勤奋,他的虚怀若谷,几乎都在这里了。
写到这里,也不免想起四十年代向大家笑说费孝通的那位写诗的朋友。岁月悠悠,真叫人怀念。四十年代后期,他由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封锁线,去了皖西大别山根据地。参加渡江之战后,在中南地区工作。五十年代和费孝通遇同样命运,之后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劳役中。“文革”初,含冤死去,终年仅四十多岁。这一些,当然,费孝通是没法知道的了。
乙未年清明前,写于上海亿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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