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斋

近日，“夏衍旧藏珍邮展”在上海博物馆隆重展出，媒体颇多报道。我专程往观，不仅为展品而兴奋，见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珍品，如薄纸大龙伍分四方连、小龙毛齿叁分四方连、红印花邮票竟有七种之多（清代当年总共发行了八种），尤其是小字肆分，1897年时加盖仅200枚，展品中赫然有一个四方连，这是何等珍贵。民国邮票中如赈济难民加盖黑字改值附捐邮票全套6枚，地方西藏邮政第三版邮票2枚，都是我前所未知的。特别是为日本著名集邮家水原明窗十分珍视的日本古封片，如1874年自日本实寄的邮政明信片、1876年从东京实寄横滨的樱花邮资封等，更是从未闻见，今日已是研究邮政史的珍贵文物了。同时不免勾起六十多年前的回忆，那真是值得缅怀的往事。

我自少年时起，就有兴趣于集邮。1950年在一次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星期文艺讲座”上，听夏公的演讲，这是我第一次得见先生，还请他为我在演讲的记录本上签名。那时，他在上海任文化局局长。我不过是个中学生，所谓“文艺青年”。后来，我曾与夏公通过多次信，但并不是向他请教文艺方面的事，而是为了集邮。我知道他既是剧作家，同时也是集邮家，是清代邮票的专家。而我于集邮还刚刚起步，不辨方向，见到许多朋友热衷于搜集错票和变体票，感到困惑，从而冒昧致信夏公求教。没想到竟蒙不弃，给了我热情的答复，而且清楚明确，说了两点：一、邮票之多，中外古今不知有多少，任何人都无法集全的，所以要确定目标，不能盲目地啥都搜集。他以自己为例，说他主要搜集中国邮票，清代的、解放区的和新中国的。二、告诫我切不要去搜集错票和变体票。他说集邮是文化活动，目的在增长知识，提高艺术修养，不是猎奇，更不是为了升值。否则，就走上了“邪道”。得了这信，我顿时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立即明白了该怎样做，确定了集邮范围，而且认定不集错票和变体票之类。后来我又继续写信，每次都得到夏公的回复，他告诫我：集邮是好事，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生活，但千万注意，不能陷入“玩物丧志”的迷途，不能因为集邮而影响学习。一个学生，学习是主要的，集邮要用来辅助学习，而不可取代学习，主次要分明，位置要摆正。还告诫我在集邮中一定要恪守道德等等。以后通信多了，才渐渐涉及文艺，譬如曾提及我对他的剧作的私见，这就不去说它了。

夏公的告诫，在我心中，是金科玉律，始终铭记。他的信，我也谨慎地保存着。哪里想到风云突变，红卫兵闯进屋来，信件、邮集全部抄走，还加上一条罪名。等到“文革”结束，这些在我视同珍璧的东西，追之再三，再也寻找不到，说是不知去向矣。

直到1980年，《集邮》杂志复刊。在复刊号上，竟见到了夏公的《集邮寄语》一文，其中对青少年集邮者的告诫，于我是何等熟悉，又是何等亲切。例如“邮票之多浩如烟海，决不能漫无边际地盲目搜集”；“几十年来，我一直恪守这样一条原则：不猎奇，即不搜集变体票，如错印、倒盖、复盖之类的邮票。我认为，刻意地去搜集这些，不但要花很多钱，而且是集邮活动中的一条'邪路'。”这不都是他在信中说过的话吗？只是用语不同而已。三十年过去了，夏公始终没有改变他的集邮理念和主张。还有：“我还想对广大青少年集邮爱好者着重指出，集邮只能作为业余，不能因集邮而影响工作和学习。也不要见到别人信上的邮票好看，就不告自取；更不能从这儿低价买，在那儿高价卖，从中牟利，这都不是一个集邮者应有的品质。”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而今又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它依然在那里闪闪发光。

是的，集邮是一种高尚的文化活动，切不要把它异化为牟利的商业行为。如果你在有意无意之中陷入了这个泥坑，那么就想一想我国第一代集邮家夏衍先生的告诫，跳出泥坑，走上正路吧。

2015.5.4.忙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