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
一般的“失忆”难以避免。如同一台电脑若无法“删除”和“清空”，过于壅塞拥挤的废旧文件迟早会窒息CPU。因此，问题更像是这样：人们在“失忆”什么？因什么而“失忆”？何种“失忆”更接近某种病态？……不少中国读者也许意外的是，埃斯普马克仍具有书写史诗的社会广角和历史远望，表现出越过身份、性别、阶级、民族的超大关怀半径。
瑞典是一个人口小国，却是为数不多的全球思想高地之一，以其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理想和实践，近百年来深刻影响了欧洲以及世界。瑞典因此凝定了人类的一种可能性，一种未完成的理想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埃斯普马克是一个“瑞典梦”的逐梦者，以其小说系列检索战争、贫困、危机、难民、殖民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百年史，包括咀嚼和回味左翼运动及工人政党内部难以避免的投机、蜕变、沮丧、轻浮、无力感。他前后迎战，左右开弓，对自己和对手都绝不手软，但并不接受一种“庆祝无意义（昆德拉语）”式的历史虚无感。相反，他对社会理想向度的坚守一如既往。1990年代的全球资本狂欢之际，他的出手阻击不合时宜，却足以让众多知识精英在今后自愧不如：“我是这个市场里被终身监禁的囚犯。”“市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它为我们铺好了思想的轨道，是它要调控我们心跳的频率和肌肉的张力。”“用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一个苹果不是向下掉而是可以向上掉的……真正的生意（竟然）不是靠苦力而是靠符号和象征。”（均见《复仇》）……我们现在回过头看，是否觉得这些当初的预见弥足珍贵？
埃斯普马克毕竟是一个文学家，无意写一部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史（尽管这个系列已具有类似意义），或写一部当代瑞典社会全史（尽管这个系列已提供了多方面的文献价值）。他大处着眼，却小处着手，剪除了繁密庞杂的历史枝叶，笔触实现大跨度的跳跃与游走，留下中国写意画中常见的大片空白，只是速写一些标志性人物的剪影，捕捉“失忆”、“误解”、“蔑视”、“仇恨”、“忠诚”、“复仇”、“欢乐”一类人性的聚焦点，编撰了一份灵魂告白书。在这里，社会是思考的入口，哲学是思考的出口。哲学是感受的入口，审美是感受的出口。经过这一些暗布全书的双重转换，细节、情感、氛围、形象、幻想、诗情等元素终于得到有效释放。托尔斯泰居然附体于卡夫卡的诡异和飘忽，或者说卡夫卡客串了托尔斯泰的广博和深厚。这种艺术勾兑可能让不少读者一时手足无措。
有些人不会适应这种写作——如果他们习惯于接受戏剧化情节的启承转合，传奇性人物的生龙活虎，还有简洁明快的道德主题。但这没有关系。有些人则可能更喜欢这种写作——他们可借这一手中国古代“七巧板”式的小说组合，以简寓繁，虚中见实，演示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风光无限的内心拼图，变幻出这个时代我们一次次重逢的悲欣交集。“当夜风吹拂过我脸上，我能够感觉到，我让我爱的人是多么痛苦。”（见《仇恨》）作者的这一喃喃自语正叩问千万人的漫漫长夜。
（《失忆的年代》[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著 万之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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