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凡中国人几乎皆知的、意思非常好的一句名言。在我读小学时，老师就告诉我，这是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顾炎武（亭林）先生的名言。后来，我长大了又得知，这八个字其实并不是顾老先生的原话，但意思还是他老人家的，而八字成文乃出自清代大学者梁启超。近年，我去过昆山顾炎武故居，讲解员就是这样讲解的。直至今天，你若上网查查“百度”等，也都是这样说的。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工具书，如《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商务印书馆）、《汉语成语大词典》（中华书局）等等，也是这样解释的。

据说，那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某研究员的研究成果。他对顾氏著述一一翻检，仅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中找到这样一段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比较接近的话：“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但没有找到这八个字。该研究员继续查索，终于在梁启超的书中找到了！一处是“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辨法通论·论幼学》)，还不完全相同。另一处则八字完全相同：“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夫我辈则多矣，欲尽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问他人，问我而已。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痛定罪言·三》)梁氏《痛定罪言》一文，据考写于1915年。

后来，我曾看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名句辞典》，又说该八字名言出自晚清著名小说家吴沃尧的小说《痛史》第十回。但吴趼人比梁任公年纪大不了几岁，又怎么证明是吴氏早于梁氏提出这八字名言呢？我又读到黑龙江大学某教授所撰论文，指出早在梁氏之前，梁氏好友、维新派另一位思想家麦孟华便已提出这八字名言。麦氏文章写于1900年，并且麦氏也说这是顾炎武的话。随后，据说教育部在组织编写的《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中，也对此八字名言作了考证，所说与该教授同。然而，正当我接受了这一新说法时，国内至少有两家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了清初署名“空空主人”写的《岂有此理》一书，作者据说是乾隆中期人，该书写好后未能及时问世，于嘉庆四年（1799）始出版，打开这本书，第一句话赫然就是：“亭林先生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以为至论。”这样看来，这个“空空主人”才是第一个将顾炎武名言浓缩或改写成八字成语的人！只是，这个“空空主人”就像《红楼梦》中的“空空道人”一样，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

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概括顾炎武上述那段话的意思，是不是完全准确，这个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过，此处暂不置论；但至少，我认为在正式的论文中，是不宜直接将此八字径称为顾炎武说的话的。

近年，又常常看到不少文章（包括近期“笔会”刊发的黄轶的《在台北想起李庄》）引用同为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的王夫之（船山）的一段名言：“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这句话，我觉得倒正可以与顾炎武的“亡国”“亡天下”的论述相对读的。可惜，那些引用此言的文章大多不注明出处。王夫之的书与顾炎武一样，非常多。我辛辛苦苦翻了好久，也没有查到这句话。后来，才找到这段话原来出自朱希祖的《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

朱氏回忆章太炎曾口述：“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见1936年《制言》杂志第25期“太炎先生纪念专号”）可见，现在有些人动辄引称王夫之说的这段话，是非常不靠谱的。你想，首先，那是章太炎的外祖父记忆中的王夫之的话；其次，那还是章太炎多年后记忆中的他外祖父转述的话；再次，那又是多年后朱希祖记忆（虽然有笔记）中转述的章太炎的话。转了那么多的弯，还能径作王夫之的话来引用吗？拜托了，学者们，以后请再也不要用“船山先生说”这样的方式来引用这句名言了！

当然，章太炎等三人的回忆是真实的，章太炎说的“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也是真实的。章氏外祖记忆中的王夫之的那段话，据我查考，认为当是其名著《宋论》卷十五《度宗》说的：“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这段话确实可以与顾炎武的“亡国”“亡天下”的名言相媲美。未知高明以为如何？

写到这里，我再想举一个与梁启超有关的名人名言的例子。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我在研究中国译学史时，至少读到了十几篇论述唐代大名人、翻译大家玄奘的翻译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不少是当代译界名流、著名学者写的，他们都说玄奘在翻译理论上提出了八个字高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这八个字说得真是太好了，好像也很符合玄奘的翻译实践。但这些当代学者的文章中从未注明过此八字的出处。好在我知道留存于世的玄奘的文章是不多的，史上有关玄奘的传记文章也是不多的，于是我就去一一查找，但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这八个字！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却在梁启超的《翻译文学与佛典》和《佛典之翻译》二篇文章中找到了这八个字。原来这是梁氏的话，或者说，是梁氏自以为是的对东晋、前秦时高僧道安说的佛经翻译“三不易”中的“一不易”的“撮其大意”的简述！

任公先生这八个字的意思极妙，但对照道安的原意，却差得实在太远了。道安原文说：“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道安所说的“一不易”的意思是：“圣人”本是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法的（圣必因时），而如今时代不同了（时俗有易），要改古以适今，这是第一个不容易的地方。请看，这与“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意思是不是偏离了？

最奇怪的是，后来不知道哪位学者，居然又将梁氏的这八个字阴差阳错、张冠李戴地搞到三百年后的玄奘头上去了！（这个“始作俑者”是谁，蛮值得“考证”一下的，此处不说。）后来，又有那么多学者人云亦云，装模作样，抄来抄去，这八个字也就顶着玄奘的大名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然而，这样就可以算作是玄奘的译学理论了吗？任公若泉下有知，不亦啼笑皆非！我在二十多年前出版拙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时，已经揭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八字名言的谜底，迩来不再从事译学研究，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仍然将这八个字算作唐玄奘的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