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醒来，打开手机、电脑和报纸，又和外面的世界连上了：APP显示窗外的空气质量，微信群里在热议三里屯试衣间里发生的隐秘故事……当然，还有永不消停的股市和楼市。

让人眼睛一亮的是，NASA的科学家发布了冥王星清晰照片，探测器飞了整整九年，50亿公里的距离，就为了看上这一眼。惊艳之余，有种感动，然后觉得庆幸，太阳系还是小，串个门不需要以光年计。若想看到更遥远的星球，请大家保重身体。

1.1934年年末的一天，《大公报》转载路透社通讯，天文学家观测到新星爆发，距离地球一千五百光年，实际发生时，正值罗马帝国颠覆。诗人卞之琳放下报纸，“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摊开地图，对着远方友人寄来的明信片，又觉得“风景也暮色苍茫了”。

另一位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因为先天近视，长大后从海宁乡下来到上海，配了眼镜戴上，才生平第一次清晰地看见夜空，被满天星斗深深地感动。那首“偶然”，也许就是望天的记录——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2.跟许许多多同龄人一样，我也是从“十万个为什么”发蒙，可能稍显特别的是，我看的是“文革”期间的出版物，处处黑体字印有毛主席语录，从废品收购站的仓库一本本淘回来，不似现在的小朋友，书架上整整齐齐码一排，赏心悦目。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天外有天的观念，动辄以“光年”计算的遥远，“三级宇宙速度”摆脱地心引力的束缚，昼夜更替、夏来冬往的奥妙……同样让阅读者一边乐于数着天文数字拖着多少个零，一边感受着探索未知世界的精彩与蛊惑。

这种近于原始的好奇心，甚至延续到高中。听地理老师讲太阳的内部结构尚不为人知，我大为惊讶，难道“十万个为什么”里没说过吗？语录没有白读，年少轻狂的口气：人类那么聪明，还会留下如此空白，不应该啊。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来一句“交给你咯”——竟不觉得在嘲讽，还很对我胃口，那些年立志要考中科大的家伙。

物理老师更惨，课后被爱科学的孩子们围住，问些天马行空不着调的问题。人家也是市里的名师，满满的一桶水，倒出来却盛不满一个个奇奇怪怪的杯子。这群“问题青年”里，真有上了中科大念地球物理的，假期回来诉苦，要被开平方再乘以十的技术处理，才勉强考及格——中学老师听了要窃喜，小兔崽子，被收拾了吧。

3.这本书绝对不可以漏掉：《飞向人马座》，作者郑文光。

一场意外事故，飞船载着继来、亚兵等三个年轻人飞向外太空，迷失在迢迢银河系里。几年里，他们刻苦自学宇航知识，驾驭着“汪洋里的一条船”，躲避恒星行星密布的危险，终于利用靠近黑洞的机会，借力调转方向，踏上了返回地球的路程。

三十年前的作品了，无论从科普还是科幻或者文学的角度，都能够得起检验，所以郑老师要排在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前面，领衔当时中国科幻界“四大天王”，当之无愧。而我对他的特别推崇，还有一点个人原因——在舱外处理事故时，继来的宇宙服不慎漏进了射线，呼吸停止、生命垂危，亚兵用从微缩胶卷图书上看到的医学知识实施抢救，解开衣服时，手指不小心碰到她挺起的胸脯，原来几年前的小女孩，已经开始发育了。看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仿佛顿悟，这重要的人生一课，父母老师不会教。

在我的成长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郑老师，风生水起的壮年却遭遇厄运。1983年，科幻小说一度被定性为伪科学，新写好的长篇《战神的后裔》，排版完成还是被退稿。得到消息的第二天，郑文光突发脑溢血，创作生涯戛然而止。卧床多年后，无法释怀的他含恨仙逝。

唉，亲爱的郑老，您的神经也忒不坚强了，好歹挺住了，撑到今天，您就是一代宗师！报载，许多当年的小读者自发去八宝山为他送行，愿他一路走好。

4.天文望远镜，听上去多么高科技的物件，也可以是童年时代的DIY作品，只不过，制作者不是我，而是好朋友航——我俩从小学到大学，从同班、同级到同城，在一起混了差不多二十年。

大学毕业后，他出国留学念博士，继续钟爱的物理专业。一次，我们在网上聊天，忆起某年暑假，用自制的望远镜，在楼顶看星星。事隔多年，先考证一番：我记得是小学，他说是中学；我说是看水星，他说水星太暗很难看到，应该是土星；甚至地点是不是我家楼上，都还有些吃不准。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先后做过两个望远镜，其中一个，镜筒就有一米多长。从小看到大，他动手能力强，不仅在物理竞赛拿奖，读研究生时也派上用场，光学实验的零件，好些就是自己加工的。而手脚笨拙的我，敲键盘这么多年了，还是“二指禅”。

就是这位很Science的同学，说过一句打动人心的话，令我至今难忘。去复旦北区宿舍找他玩，他正遇到不顺心的事，免不了坐下来倾诉一番。说着说着，他突然来了句，“比起浩瀚的宇宙，其实人很渺小，那些个烦恼，也算不得什么。”毕业前，他又做了个望远镜留在实验室，不知是否仅仅当了摆设，还是遇到了知音。

5.跟旸认识，是在概率统计课上。正好邻座，我看见课本封皮上的生僻字，脱口而出“初升的太阳”，让他很吃惊，肯定常被读错或者问起，说对了反倒稀奇。

那天，我手上有一期《美国国家地理》，他凑过来问，我说图书馆北馆有卖，无论新旧都是八块钱，运气好可以碰到当月的，一定要留心附赠的地图是否还在。后来，他跟我说，初次见面就倒竹筒似的话，让他觉得此人靠谱。

我们又互相参观了各自的藏书，天文地理之外，更多的交集在历史，总之都是些距离久远的事物。三五句话，几个瞬间，就可结交，而且还能持久，这样的经历，在离开校园后，就几乎没有发生过了。

1999年那场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流星雨，旸约我一起去看，深夜蹲在学校操场上守候，四周是情侣窃窃私语等待许愿，我俩很大嗓门地上下五千年大侃一通好不痛快。那晚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震撼场面，依然留下了美好记忆。

6.无忧无虑的童年，某个热切求知的暑期，除了仰望星空，还读到杜甫的一首诗，“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用天文现象起兴的开头，好比遥远恒星发出的光，可以照亮千年后的幼小心灵，开启了人生最初的感怀与惆怅。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品尝过离家远行和天各一方的滋味。

那天清晨，当目光掠过冥王星，一瞬间的相遇，亦是永恒。

文/罗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