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赴安徽大学作短期讲学，其间读到了《桐城耆旧传》，该书卷八讲到康熙年间，一个“性耿介，家甚贫”，人称孙麻山的人摈弃世俗杂念，一心扑在麻山乡间筑屋讲学，他的信念是：“学道而遇饥寒，正可验吾学之所得力。必于此不隳吾业，屈吾志，乃得上达。”吕思勉对孙麻山为学而毫无名利之私的品行很是钦佩，并写下一则读书随笔《习举业为欲之甚》。文中写道：“呜呼！读（孙麻山）先生之言而观其行，使吾曹自谓读圣贤书，而实未尽去夫名利之私者，愧无地矣。”

在现代学人中，吕思勉不为名利所诱的良好口碑，一直为人称道，即缘于他的这种自警和自律。还在1918年，吕思勉就在《论学风变迁之原因》一文中阐释名利之弊，指出：“夫就表面观之，好名似较优于好利，其实名之所归，亦即为利之所在，且名亦一种之利耳。”因为“名之所至，权亦附焉，权之所附，利亦归焉。……故好名之与好利，其形式虽异，其精神则同，其表面虽异，其内幕则同也。”正因为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吕思勉才能做到不为名利所累，执著于做一个于社会、于国家乃至于全人类有益的“真正的学者”。

细究起来，吕思勉一生能做到远离名利之私，或许与他童年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还在他四岁时，父母就曾给他讲述外曾祖母决不取非分之金的事，被他终生铭记。吕思勉在《先妣行述》一文中记其事曰：“外曾王父早世，家贫有子四人，外曾王母抚之以立。尝因葺屋掘地，得金一船，外曾王母祝而埋之曰：无劳之赐，义不敢受，……”因修屋掘地意外发现金钱，外曾祖母即叮嘱：这钱不是我们劳动所得，绝对不能拿！后来吕思勉又以此事教育女儿。《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稿》记载其女吕翼仁的回忆曰：“他（父亲）对我讲外高祖母不妄取藏金的故事，我也在髫龄，我也知道他不是随便讲的。我每想到父亲这些遗训，就不由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

吕翼仁也确实没有辜负父亲的遗训。如共和国成立后吕思勉在高校任教，1955年，上海市高教局将复兴西路上的一套寓所分配给吕思勉一家。吕思勉入住未满两年，即不幸病逝。列夫·托尔斯泰之死曾让人感慨“带走了一个时代”，吕翼仁由这句话想到父亲，总觉得他的离去“带走了一种道德标准”。女儿如此想，其实更印证了父亲的“道德标准”让她刻骨铭心。吕思勉去世后，吕翼仁便将该寓所归还上海市高教局，从中颇可见出吕家家风和精神的一种赓续。

吕思勉一生远离名利之私的坚守，也成就了他坚定的民族气节。如1940年前后，汪伪报刊曾以优厚稿酬向吕约稿，吕不为所动。而其时在上海一家抗日报纸编副刊的吕的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出版家的范泉向吕约稿，吕则爽快答应，并说：“即使不给稿费，我也写！”范泉后来在《回忆“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一文中写道：“谁都不会相信：一位年老体弱，成天钻研古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竟在‘孤岛’时期变得那样年青，用‘野猫’、‘六庸’一类的笔名，写下了一系列富有文艺气息的文章，如《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为中国民族伸张了浩然的正气。”有一次范泉上门取稿，吕思勉告诉他，“居然有人想利用名利来诱劝我落水……”然后就见吕不屑地摇头。范泉回忆道：“他（吕思勉）为了抗战胜利，不计酬劳，默默地奋笔疾书。他那旺盛的写作热情，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不是在写作，这是在战斗。”

再如当时日寇在上海发放所谓“良民证”，领证人须在证上摁手印。吕思勉对此极为愤慨，认为如此做法有辱国格和人格，拒不领证。恰在这时，他家乡常州传来消息，常州沦陷后，一些不愿在敌伪学校任职的教师，拟在常州乡间筹办学校，并邀请吕思勉、吕翼仁父女回家乡任教。吕觉得“乡间的学校，宗旨尚属纯正”，于是与妻子女儿商定，遂回常州乡下教书。吕翼仁后来回忆道：“父亲和我在上海不是无业可就，是不愿意就，所以回常州教书，首先考虑的是学校的立场，不能同敌伪有任何关系；其次是教薪，不能以伪币支付。”

前文曾提到吕家家风和精神在吕思勉女儿吕翼仁身上的赓续，其实这种赓续首先凸显在吕思勉自己身上。1943年，吕思勉在乡间埋首著述，时值抗战后期，物价飞涨，留在上海的陈楚祥等他的几个学生，想到老师回乡后生活窘迫，便凑集了一些钱寄给他。不料吕收到这笔钱后，即退还给了学生。他在给陈楚祥的信中谦逊地以“兄”自况写道，“兄自还里以后”，乡间“今则物价骤长，视三四月间，又相倍蓰，徒恃写稿，恐难自给，亦且城中买米极难，有时竟至有钱亦不能得，即得之，亦不过数升，仆仆奔走，烦累不堪。……其实居此之危苦，并不全在经济问题，以经济问题论，兄旧业虽遭破坏，尚勉可自给，四方靡骋，彼此同是艰虞，不欲轻为友朋之累，故仍从原行汇还之，亦非守铿铿之节也”。吕告诉学生，乡间生活艰苦是事实，但也不完全是“经济问题”；再说大家处境都一样艰难，我不能再给你们添累，所以这钱仍通过银行汇还给你们。吕思勉还说，眼下他更忧虑的，是“觉风俗人心堕落甚速，大抵恒人只知眼前，坚苦植基于数十年之前，而收功于数十年之后，则罕能见及”。“勤苦者一时决无收获，遂相率不肯自力。强者狡者则思投机徼幸，弱者愿者则流于靡衣偷食，获暴利者放辟邪侈，勉强得过者，亦群起追随，逮入窘乡，益成狂荡”。（见《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正因为吕思勉洞察到有人不思耕耘，只求攫取这一“人心堕落甚速”的根源，即源于“名利之私”，所以他才愈发自警。

于今想来，也许正因了吕思勉有远离“名利之私”的底气，他才能够于1952年在学校参加“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写的《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中，写下如下文字：“三反中之检讨。贪污之事实，予自问无之，因生平未曾经手过财物也。此次小组讨论，认为有两件事，可算贪污。（一）在学校中阙课不补，而薪水照领。（二）则所编撰之书，有本不愿作，徒以稿费遂为之者，此亦充类至义之尽耳。……予受旧教育较深，立身行己，常以古之贤大夫为模楷；又生平无甚嗜好；故如三反五反中所发见资产阶级用以腐蚀干部之手段，皆不足以腐蚀予。有行贿者，予必能拒之，使予作官，牺牲习惯上之收入而有利于民，亦必能为之。此自度能之，不必伪为谦抑，言其不能者也。”（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听其言，观其行，“真正的学者”吕思勉不为“名利之私”所诱的拳拳之心，亦着实让人感佩。

文/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