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日是《笔会》副刊创刊七十周年的纪念日。

 

遥想1946年6月间，天气正要热起来，想必和现在一样天上不时浇下一阵潮湿的梅雨；抗战胜利不到一年，　《文汇报》复刊不到一年；和那个时代一样，保留着血的挣扎、火的洗礼的痕迹，有着许多要倾吐的话，来不及规划就要做事的热情。分管文汇报副刊工作的柯灵，在并没有多少讨论的情况下，在已有的　《世纪风》　副刊之外，又开辟出一个《笔会》。没有一句发刊词，只是请钱锺书先生题写了一个刊头，就匆匆上马了。

 

就是这样一个名字平和的副刊，一路走来，至今七十年了。它伴随了共和国的孕育、诞生，分享了它的喜悦，见证了它的成长和风雨。在新的历史时期，似乎也无风雨也无晴了，而体贴者、悦之者说，其中有甘苦，有定力，有判断，有操守。惭愧。

 

“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知道这是很难的，只能说，守护时光，尽心去做吧。

 

感谢与我们一路走来的作者，感谢与我们一路同行的读者，还念念每一位在　《笔会》工作过、为　《笔会》付出过的同人。

 

前辈唐弢曾以“息壤”作比相赠，　“息生之土，长而不穷”。———以此祝福你我。

 

———《笔会》编辑部

 

相信它的操守

 

《笔会》　走过七十年，作为读者和作者，都有理由相信，无论平安还是时艰，它都能够保持艺术人文端正的秉性，高洁的品格，不失操守，祝贺祝贺!

 

———王安忆　(作家，上海作家协会主席)

 

这里有向心力

 

《笔会》，今年已经创刊七十年，一个刊物能延续七十年，不是容易的事。

 

《笔会》　有好文章，它们一方面涉及多种学科的感想心得，一方面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比如　《王尔德文集》　的译者有一篇讲王尔德的文章，是经过自己的研究所成，而不是东拼西凑。我很有兴趣。又比如新疆李娟的文章，写到母羊从草地回来，小羊奔上去吃奶，个个母子相认，大地为之震动，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只是临时想到的两篇。七十年好文章当然很多，以后还会更多。

 

《笔会》　有向心力，我每有自以为较重要的文章，总想到给　《笔会》　发表。向心力不是一天两天能形成的。这是　《笔会》　同仁七十年薪火相传的努力而得。

 

《笔会》　七十岁了，我送上衷心的祝贺!———宗璞　(作家)

 

一个小空间

 

《笔会》　是文采飞扬之人的集结地，但也给不文如我的人留了一个小空间，让我得以神气活现地说：我在　《笔会》上也发过文章的哦!

 

———周振鹤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教授)

 

有志，有识，有恒

 

人称七十曰老，而传。文汇报的　《笔会》　办了七十年，力求有志，有识，有恒，可敬可贺!

 

不管出于客观还是主观，我这人跟编词典的营生有缘，命中注定是个工匠。“文革”那年不让我上课了，叫我去专门跟字打交道，于是就编　《新英汉》　和后来的　《大英汉》；临了到得黄昏年纪，周而复始，又沾上　《大汉英》。盛衰两端，仰俯归一。匠人在编纂词典之余，也时应老友邀约，学做本雅明自称的所谓“hommoedelettre”，写几篇小文章，蒙《笔会》　不弃，偶有刊发，谈虚语玄，勉强为之，实无可观。而要做到涅而不淄，难为矣。

 

———陆谷孙　(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

 

温馨的见证

 

《笔会》　是一个温馨的版面，也是一个言之有物的、有品位的版面。我的许多写种花、写古琴的文章，都发在这个版面。它见证了我作为一个作者的成长。感谢　《笔会》，祝它办得越来越好!

 

———谈瀛洲　(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笔会》　专栏为“闲情偶植”)

 

希望更多一些社会批评的勇气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老话。今天人类的寿命，七十只算平常，故有“七十小弟弟”之说。但是，一家报纸副刊，能有七十年的寿数，环顾国内，可称罕有。

 

新时期的　《笔会》，有一股清新之气，团结了很多作者。老《笔会》　薪火不灭。此言不虚。

 

如果说我还有一些不满足，还有一点更多的希冀，那就是我觉得今日之　《笔会》，似乎应该更多一点社会批评的勇气，这正是七十年来　《笔会》　始终传承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过去是，现在还是，将来仍应是一张优秀报纸副刊的灵魂。正是：

 

铁板铜琶唱大江，当窗对镜理红妆。纷纭挥霍难为状，振叶讨源各擅场。

 

———陈四益　(杂文家，在　《笔会》　发表的　《丁太太———沈峻》　一文获上海新闻奖一等奖)

 

贺笔会七十年诞

 

七十年弹指犹新，笔丛称海岳。亿万字关心不减，会友看襟怀。———张大春　(台湾作家)

 

我的笔会缘

 

打从孔夫子那个时候，圣人、君子、先知先觉的人都注意文学、文章、诗歌对于世道人心的伟大作用。孔子亲自充当了　《诗经》　的责编与主编，提出了思无邪、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兴观群怨的诗教主张。孟子更是以　《诗经》　诸诗为依据，解答侯国君王们提出的治国理政方面的疑难。新中国的建立使人们对于文学的关注开始了新的阶段。在中国，至今各种报纸都很注意办好文艺副刊，当非偶然。

 

一九四六年　《文汇报》　的　《笔会》　副刊版就崭露头角了。那时我初中二年级，自称思想左倾，偶尔有机会接触一下　《文汇报》　与她的　《笔会》，喜欢　《笔会》　的高雅与文气文韵，喜欢　《笔会》　文字绝对不买国民党的账。不满足于它的社会批判的锋芒。

 

一九五六年，上海文汇报筹备副刊期间，我就获得了副总编辑浦熙修与资深编辑梅朵大兄的约稿。五七年春，选用了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　的三分之一，发表在《笔会》　副刊上。此书因故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出版，幸亏有　《笔会》　的选载，多少透露了此书的信息，算是预热了二十多年。

 

二。。六年与二。一四年，我两次在《笔会》　上发表谈周啸天的诗的文字，尤其是后一篇，正值网络上一片骂声之时，我逆风而上，横扫千钧，估计给编　《笔会》　的朋友精神负担增加了不少，如今回忆纪念亲爱的　《笔会》，我倒觉得这是趣话，更是与　《笔会》　的缘分。

 

进入新世纪以来，多次在　《笔会》　上刊登我的年度　《尴尬风流》　系列微小说，显示了老年王蒙闲适与通透的标榜。

 

感谢　《笔会》，一直惦念着我，使我在写长中短篇、写老庄孔孟的同时，时不时地在　《笔会》　上与读者与同行见见面，说说话儿。

 

七十年过去了，逝者如斯，《笔会》　无恙，版面如旧而　《笔会》　常新，投稿依旧而编辑、作者、读者人事常新。常新中有王蒙旧人旧情焉，怎么能不珍惜我与上海文汇报《笔会》　的情缘文缘史缘呢？

 

———王蒙　(作家)

 

一溪奔流成大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陆续在刊物发表小说的时候，每隔一两年，都会从大兴安岭出发，去山外参加笔会。

 

说来好笑，我对笔会中结交文友和讨论文学兴趣不大，我在意的是笔会地的风景和美食。所以至今留在记忆中的，是兴凯湖那海一般翻卷的巨浪和多种吃法的白鱼，是青岛八大关的美景和海鲜。

 

笔会归来，有些感受难以忘怀，遂以笔记之，成了我最初发表的散文。

 

写散文的人，谁不期待自己的文章，能够在　《文汇报·笔会》　发表呢？　这样的　《笔会》，跟我现实参加的笔会，一样的风光旖旎，一样地能够给人带来视觉和味觉的盛宴。

 

《文汇报》　的　《笔会》，无疑是上海滩文化的一个不容小觑的码头。其登场人物，扮相有别，文笔各一，但都气质非凡，所以我很早就是　《笔会》　的读者。在图书阅览室读　《笔会》，是早年我上班午休时，最惬意的时光。

 

我仰慕　《笔会》，写了散文随笔，一定先去　《笔会》　叩门。《笔会》　的编辑总是这类文章的第一读者，在笔会我发表了我的　《简朴生活回忆录》　系列，以及其他一些篇什。香港的文友告诉我，有一年我的责编赴港参加活动，谈及旅游文学，演讲的主题就是我的散文，令我感动。

 

多年来我已养成习惯，有了散文便给《笔会》，所以年年都有笔头结出的这朵朵小花，在　《笔会》　的园子里静静地开。前年因为写作长篇　《群山之巅》，一年没在　《笔会》现身，所以那年的收成里，总觉缺了点什么。

 

这小小的花儿，对盛大的　《笔会》　来说，并不起眼，但对我来说，它却是保持写作生机的活泉。

 

《笔会》　七十岁，可谓高寿了。它就像一条小溪，以其晶莹的品质，不惧喧嚣的气度，苍凉而青春的音色，奔流成海。我希望它健康、自由地活下去，期待它一百岁时，我仍能一笔在握，给它拜寿。

 

———迟子建(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曾在　《笔会》　写作“简朴生活回忆录”专栏)

 

以文载乐

 

我曾是　《笔会》　的一名普通读者，后又“升格”成为　《笔会》　的专栏作者，在此对　《笔会》　道声特别的生日祝福和衷心感谢：它不仅为我个人提供了一扇特别的窗口，也为整体意义上的音乐事业铺设了一条特别的通道———藉此，音乐的文化身份得以进一步彰显，而音乐的人文性格也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

 

音乐是否可用文字来叙写和述说？　换言之，音乐作为这样一种灵动细腻而又变幻不居的纯时间艺术，使用难以“为外人道”的符号系统，遵循完全不同于语言文字的另一套“语法规则”，它如何可能就范于文字的言说，并服从语言的逻辑？　这，不仅是音乐哲学-美学的深奥课题，也是包括我在内的音乐著述者　(西文所谓musicwriter)　几乎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日常难题。

 

受《笔会》　驱动，我在近些年的写作中，持续探察与寻访文字触及音乐的各种途径和方式。自然，我不时感到压力———但压力恰是动力：在这里，必须控制音乐的技术性专业描述深度，因为　《笔会》　的读者多是音乐圈外的知识文化人；考虑到音乐与“大文化”的牵连，应该有意识地使我的音乐议论卷入到当前的文化议题中；用文字“翻译”音乐，常常显得笨拙无效，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难题，或许这正是对自己音乐体验敏锐性和文字驾驭能力的双重考验？　《笔会》　的作者群中名家荟萃，高手如林，他　(她)　的文字写作中，往往寓知识于个人体验，将思想化入日常观察，以见解牵引历史叙事，这样的风范，不仅是　《笔会》　的品格，其实也是我个人“心向往之”的追求……

 

这些年来，《笔会》　的编辑同仁很少对我提出写作话题上的要求。他们只是约稿和催促，但具体写什么，随我所愿。音乐会与音乐戏剧评论，读书感言，具体作品讲评，音乐名家纪念，乃至音乐现象观察，文化热点讨论……我在　《笔会》　上的“音乐人文笔录”专栏似是一个音乐文化和艺术议题的大箩筐，我将自己的诸多即时随感投入其中，而《笔会》　也就照单全收，从无二话。这当然已是“默契”———无需言说的彼此理解和共同领会。我非常珍视这份默契，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我个人和　《笔会》　之间的缘分，而且还象征着更高层面的纽带———音乐与文化、音乐与社会之间的深刻关联。

 

2016年6月19日写于书乐斋

 

———杨燕迪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系教授;《笔会》专栏为“音乐人文笔录”)

 

笔会让我找到另一副笔墨

 

学生时代，《文汇报》　的　《笔会》　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报纸副刊，也希望着有一天，我在笔记本中不停涂写的那些文字，能够变成铅字出现在上面。

 

2003年夏天吧，我带着两岁的女儿从南非回上海过暑假，与中学时代的同桌好友见面。应该就是那次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聊天的过程中，我说起非洲生活的种种，这位做了笔会编辑的老同学马上说：“你能不能在《笔会》　上开个专栏，就写你在非洲的生活。”于是，在以后的几年中，《笔会》　上有了一个“走非洲”的空间。

 

其实，从九十年代为　《读书》　开设专栏“英伦文事”开始，我的文章大多都是关于书人书事，自己都觉得有些曲高和寡。是　《笔会》　上的“走非洲”专栏让我接了地气。艾滋病孤儿、黑人镇区的生活、布须曼人的传说、一个普普通通的约堡黄昏，津巴布韦的消息……如果没有责编耐心的轻轻催促，这些生活也就不可能变成文字了。

 

所以，是　《笔会》，让我寻找到另一种叙述语言、另一副笔墨。在　《笔会》　创刊七十周年之际，在此祝贺并感谢。

 

———恺蒂　(旅英作家;曾在　《笔会》　写作“走非洲”专栏)

 

报纸的书房

 

在我看来，《文汇报》　长年以来之所以这么有韵致和气质，其中原故是它有一个好书房———《笔会》。

 

《笔会》　是　《文汇报》　的书房。

 

这书房精雅，内在，不俗，走进去在里边翻翻，可以常常遇到好书好文章和饶有意味的话题与句子。它有书卷气。书卷气无处获得，它是经年累月一点点养育出来的。这要靠主雅客勤，一边是编辑们有眼光有品味，一边是文人雅士常常带着得意的文字来串门。我反正不敢随便写点什么塞给　《笔会》，我怕编辑退稿，更怕　《笔会》　的读者不屑。一个报纸副刊干到这般层次，不是易事。这是几十年修行出来的。

 

多年来我总是把自我觉得重要的文章给《笔会》。比方写冰心老人的　《致大海》，写敦煌的　《关于敦煌的样式》，还有最早的一些文化批评的文章，如　《文化四题》，都是有己见或者文字考究的。恐怕不只是我，似乎别人也是这样，这我看得出来。

 

记得八十年代　《文汇报》　五十周年大庆，天津市政府在凯悦酒店为　《文汇报》　办一个庆典。那天，我见到当时　《文汇报》　的主编马达先生，我对他说，你们的副刊很棒，一看就是文人办的。马达笑着说是。我想，这恐怕是　《文汇报》　副刊的一个秘诀。办好副刊不易，一定是文人，所谓文人就是办“副刊”的行家，还得是有品位的行家。一次《笔会》　的主编调动，这位新主编散文写得好，文学口味不错，我听了便说：“《笔会》　不会变味。”过后再看，《笔会》　真的气质犹然。

 

《笔会》　是　《文汇报》　的一个书房。这书房不但是报纸的看点，还是报纸气质与个性之所在，至少在一部分人眼中，没有这书房，报纸便没了个性。因此在　《笔会》　七十周年生日之际，我用这几句有感而发的话做为一种别样的祝贺吧。

 

2016.6.17

 

———冯骥才(作家，艺术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

 

过讲究的日子，慢慢读笔会

 

“读　《某某》　报，知天下事”。这是我当报人时极为流行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实情，也是骄傲。的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半叶，你要想知道“天下事”，有一张好报纸足矣。

 

可是，世界变了，变喽。那个叫互联网的“魔兽”让世界变大了，变快了。信息就此爆炸，信息传播的速度就此裂变。就在前年的一个傍晚，我和广州的一位报社老总在晚饭后散步，他掏出了他的手机，对我说，你看看，明天上午发行的报纸全在我的手机上，所有的资讯都在手机上。随后，他不无伤感地对着面前的大森林叹了一口气，说，完喽。

 

当着众多树木的面，我纠正了他的伤感。我坚持认为报纸依然是有生命力的，这个生命力就在报纸的副刊。———谁规定了报纸只能是新闻？　谁规定了报纸只能是“今天的”天下事？　它不可以关注“昨日事”么？它不可以关注“明天事”么？　好报纸的好不只是好在“今日”，它也好在“昨日”和“明天”。

 

现在我就要说到　《文汇报》　的副刊了。我在　《笔会》　上读到过多少好文章？　真是不计其数。作为一个生活在南京的江苏人，因为种种原因，我这个　《文汇报》　的老读者都不是在第一时间阅读　《文汇报》　的，对我而言，《文汇报》　永远是一张“旧报纸”。也好，那我就直奔　《笔会》　而去吧。读　《笔会》　我很安宁，读　《笔会》　我很知足，它让我长见识。

 

我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读者，我们都会读报纸。对绝大部分读者来说，一份十六页的报纸通常只需要五分钟。我们关心的往往只是一个标题，主题或眉题。这也是“标题党”之所以必须的重要缘由。但是，相对于报纸的标题而言，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笼统、多么的抽象、多么的浮光掠影，当然，还有多么的惊悚。但是我要说，惊悚只是几秒钟的事，惊悚过后，日子还是要过的。要过日子，要过讲究的日子，《笔会》　就要慢慢地读。

 

承蒙不弃，我居然也成了　《笔会》　的作者了。这是我的荣耀。那我就踏踏实实的，把编辑老师的任务完成好，把　《笔会》　这一亩三分地莳弄好。《笔会》　里也有我的汗珠子，也有我的脚印，这是一个乡下人所特有的好感受，类似于看到了丰收。

 

———毕飞宇　(作家，南京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笔会》　专栏为“小说家说小说”)

 

和偶像一起耕耘

 

前段时间因为写篇回忆文章，翻箱倒柜找旧资料，就索性把近几年发表的作品整理了一下。这一整理发现，我发表最多的报纸，竟然是　《文汇报》　(而不是我所在城市的报纸或者　《解放军报》)。具体地说，是文汇报的　《笔会》　副刊。我数了一下，39篇(也许有遗漏)。2001年开头2016年收尾，几乎一年不拉。其中还有两次专栏，一次是2004年，我随汽车兵走川藏线，连续九篇，然后是2011年，我去美国讲学，连续九篇。2008年抗震救灾我也在文汇报　《笔会》　上连续发文，由此获得了上海新闻一等奖。现在我们家书柜上，整整齐齐排列着11本“笔会文丛”。这么频繁的在　《文汇报·笔会》发作品，我必须得找出一二三条理由来。

 

第一条当然是因为责编是我好朋友。《笔会》　从来没删过我的稿子，改几个字也先征求意见，这让我很感动。第二条是我受过　《笔会》　很多恩惠。我参加过　《笔会》举办的　《笔会》，由此认识了一大批才子佳人，其中有好多专家学者教授，是我在作家圈儿见不着的高人。跟　《笔会》　的诸位编辑也成了朋友。第三条，也很重要，在《笔会》　发作品，我就能和我的偶像在同一个园子里耕耘了，杨绛，毛尖，李娟，她们都是　《笔会》　的常驻作者，都是我偶像。诸多的学者和作家，如邵燕祥，毕飞宇，周克希，李辉，李皖，张大春，董桥，也随时出现在　《笔会》　上。还有我很熟悉的老朋友，如周涛，邓一光，何立伟，刘庆邦，方方，林那北，也是隔三岔五的冒头。我感觉自己能和他们在一个生产队劳动，也属于根正苗红的好社员了，捎带着提升了一下自信心和自豪感。

 

由此，我愿意继续做　《笔会》　的铁杆作者。今天在这里衷心祝贺　《笔会》　七十华诞，希望有一天能再祝贺　《笔会》　一百华诞。那个意思是说，我要忘掉年龄，继续写，继续写。

 

2016年6月6日，成都

 

———裘山山　(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以　《从绝境中突围》　获上海新闻一等奖)

 

远超文字的缘分

 

我的工作整天给人布置“命题作文”，自己却是最怕写“命题作文”的。所以私心里，我都不觉得自己干过“投稿”这种事情。但算来多年间，我在　《笔会》　居然攒了若干也。在瀚海流沙般的　《笔会》　佳作里，当然渺不足观；但在我个人，仍堪敝帚自珍。特别是写时不必顾虑“命题”，写成还能蒙受青睐，那种心情，和学生写了日记，上交时颇为忐忑，发下来后发现被老师打了高分一样，很是受宠若惊。想来大约因为　《笔会》　的风格，就在鼓励自出机杼、发于胸臆而无须矫饰吧。

 

虽然僻处闽南一隅，仍蒙　《笔会》　编辑折节以待，乃至在遭到人生最大挫折时，得到他们关怀，已然远超一枚小作者和副刊的文字结缘。

 

《笔会》　七十大寿，躬逢其盛，唾珠咳玉，以俟君子，自己怀惭交上一篇不像样的命题作文，来表达由衷的祝贺与感激。沃土在兹，斯作者之幸，中国报刊之幸。

 

———雍容　(随笔作家，现为福建泉州某中学教师)

 

芬芳的山谷

 

《笔会》　七十岁了，我与　《笔会》　的交往，也有二十多年了，毫不夸张的说，与她有一种“斯文骨肉”的感情。一百年前在上海也有一个“笔会”，那时候叫“雅集”，词家朱彊村曾请人画了一幅图作纪念，请王国维写序，王国维就写了文人之间以笔相聚这种“斯文骨肉”的感情。《笔会》　延续了这个传统。鲁迅先生也说：“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我的老师说，这是文人最高贵的自尊。今天，我愿意借用胡德夫优美的民谣　《芬芳的山谷》，来品题这个美丽的写作故乡：《笔会》　不是高高的山顶，引领时代风云，却也有“天空翺翔的苍鹰噫噫声响彻满山谷”；《笔会》　不是惊涛拍岸的海边，却有“山林中最芬芳的山谷，山谷里最美丽的花朵”。你顺着长江走到海边，在现代摩天高楼环抱最深处的地方，“常披着彩虹的故乡、满山月桃花和飞舞的蝴蝶”，低调而淡定，温馨而持久，含藏美与芬芳，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就是我心中永远年轻的　《笔会》。

 

———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们的笔会

 

在东7、8时区内驻扎的部队，起床号之后，就是6点30分开始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　节目———收听这档节目，是部队时事政治教育的一个部分———因此，当通讯员把当天的报纸送来的时候，第一、二版上的内容，我们大多已经听过了，要看的就是报纸副刊。

 

1978年8月底，海南岛上，我们的这个试飞任务是配合机场调试灯光和导航设备。部队还没有进驻，因此没有广播。招待所里，除了我们机组，只有一个我们内部报纸的通讯员和总部机关来的郝秘书。郝秘书享受师级首长待遇，房间里有报纸。每天晚饭后，我们都集中在他的房间里看报纸，看的是当地的日报。从海口送给养来的卡车不定期，这天带来的　《文汇报》　上有小说　《伤痕》，那也是半个月前我们在北京的驻地看过的。这天晚上，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是一个话题，还有话题是通讯员刚写的一篇报道，内容是：一个新战士到部队后的第二天，看到条件这么艰苦，就躺在床上闹情绪，指导员带他学习　《毛主席语录》，战士开朗了，马上起来参加了新兵训练。

 

这个战士思想转变的过程过于简单，但也是那时最为常见的写法。我们那天为它展开的激烈辩论，实际上，可以说是受到了《文汇报》　传递的新的思想的刺激，产生了和当时生活里旧的教条的矛盾。郝秘书一言未发，就在大家散去的时候，他把有笔会副刊的几张　《文汇报》　送给我：“如果你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就多看看　《笔会》　副刊，都是很好的文章。”

 

这是我真正结缘　《笔会》　的一天。

 

可能那就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我们这个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混编的大队里，居然有半数的干部战士喜欢文学，《文汇报·笔会》　副刊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特别是名家的作品，我们读得更加仔细，记得　《大地散步》　这个专栏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被我们工工整整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笔会》　不仅仅是文学的园地，也是思想的园地。特别是我们这些军人，因为喜欢文学，就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你手里紧握的不只是笔，还有枪!　因为喜欢文学，我们的心里激动着，也都有忐忑不安的感受。在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读　《笔会》　上文章的时候，我就会重复这样一个梦想：用军人的责任和担当，把我飞行经历中的各种生命体验，写出来投到　《笔会》　上!

 

……这个梦想实现的日期是2009年8月1日，在以后的三年内，《笔会》　允许我把记录在我心里的这些故事，表达在“飞行员笔记”这个栏目里。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转业回到家乡于我也是一次着落，是　《笔会》让我的军旅生涯划上了平静的句号。

 

2016/6/20

 

———吴建国　(我军海军航空兵;《笔会》　专栏“飞行员笔记”专栏并获上海新闻奖一等奖)

 

依旧相信文字的魅力

 

十几年前，在一次接受记者专访时，我谈及对于　《文汇报》　的印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是很理想，板起面孔说教的时候多，但也有好处，还有点大报的气度，偶尔会发些很有意思的长文。”　(《学者与传媒》，《上海文化》2005年第1期;收入陈平原　《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增订版】2016年)　据说，这段话让当时　《文汇报》　的掌门人寝食难安，还曾在全社工作会议上引用。而后呢，《文汇报》　自我反省，奋发图强，经过一系列艰难的蜕变，这些年又重新站到了中国报纸排头兵的位置。

 

我在不少场合提及，纸媒要想跟电子媒体竞争，办好副刊及专刊最为重要。因为，单就信息传递而言，纸媒在速度、容量及弹性方面，根本无法与电子媒体竞争———这还不包括正迅速崛起的自媒体。唯有深耕细作与文苑英华，是纸媒依旧保存的优势；某种意义上，也是其绝地反攻的武器。

 

在《文汇报》　目前活跃的若干副刊及专刊中，《笔会》　名气最大，历史也最为悠久。七十年风雨兼程，没有大起大落，整体水平上乘，这其实很不容易。描述或阐释　《笔会》　在当代中国新闻史及文学史上的地位，那是专门家的活，我不够格，也不想逞能。

 

我给　《笔会》　写稿，只有二十年时间，且数量有限，比起很多铁杆作者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按理说，散文非我所长，可一旦编辑开口，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无中生有，变出一篇勉强合格的稿子来。之所以如此“有约必应”，因我看重　《笔会》　的整体形象，且相信编辑的品位。有两个细节，一说你就明白：第一，编辑从不改我文章题目；第二，文章发表后必寄样报。其实，我家有《文汇报》，上网检索也很方便，但寄送样报是一种仪式，借此达成精神上的默契。在中国传媒喜欢乱改题目赚人眼球的当下，《笔会》　编辑的节制与文雅，没把你的“文章”当“素材”，也不将“广为传播”作为唯一指标，这点很让人放心。

 

在一个风云变幻、浮躁喧嚣的时代，依旧体贴作者的“文心”，坚信文字的魅力，《笔会》　的此等坚守，令人敬佩。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他们的笑容是淋不湿的

 

我是在　《笔会》　读到李娟　《粉红色大车》的，从此欲罢不能，像现在的“追剧”一样，一篇篇追着读下去。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天空高远，大地倾斜辽阔，河流闪闪发亮，男人干活喝酒，女人缝衣做饭，等待舞会的少男少女们各怀心事，狗在嬉闹，骆驼在远征，棕熊在大雪深埋的小木屋里睡着深沉的觉。有人说，李娟是一个在大地上和风雨中跋涉的人。我倒觉得，跋涉沉重了些。你见过那些风雨里玩耍的孩子吗？　他们的笑容是淋不湿的。

 

那时我是一名物理系的研究生，偶尔尝试写作，更多的时候是迷惘。我看见李娟在戈壁深处放起了烟花。我想，如果我坚持写下去，会不会离那片烟花近一点。

 

意外地看到杨绛的名字，是2013年那篇《忆孩时》。说实话，当时我并不太期待文章的内容，谁能苛求一个102岁的老太太呢？读完，依然被深深打动。

 

先生去世时，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那篇《百岁感言》。我心中疑虑，问了　《笔会》　老师。回答，那不是先生写的。

 

跟风也好，刻奇也罢，往好的去想，至少大家知道先生的名字。只是，我们太不了解先生了。网上流传的多是先生的只言片语，以及和钱先生的轶事掌故，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沉下心来，读一读　《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而读过的人自然会明白，先生是不会写　《百岁感言》　那样的文字的。

 

喜欢的文章还有很多，如黄永玉的　《难忘的清流绝响》、李修文的　《记得他》、舒飞廉的　《江豚拜月》、张定浩的“过去时代的诗与人”系列、刘晓蕾的“闲话红楼”系列，还有路明的全部文章　(大言不惭状)。因为若不是自己喜欢的文章，是绝不好意思给　《笔会》　投稿的。

 

———路明　(华东理工大学物理系教师)

 

生命的助缘

 

早前我说自己属于书斋，没多少人信。现在看我人生过半，许多人信了，我却有些犹豫。我的感觉，读书人做着各种研究，难免觉知力强，分别心重；有时太信书本，又不免陷于理障，不能超拔。所以长日更深，常问自己是否因求知而忘了问道，并由此非常贪馋书外的世界。这样的结果，一等一的学问没有了。差可告慰的是，陆续写得的文字，都是自己想写而别人未必能写的。

 

我把这些文字都交给　《笔会》　发表。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它的鼓励，自己也就懈怠了。处身这样的时代，各种问题压境而来，人人七情交攻，多方受病，内营外取，劳碌不停，有时放心才刚落下，又不免为利引去，那份辛苦，置身其间者无法避免。所幸的是，终究残存一份清醒，又特别留意从来的教训，所以能时时关照自己不要减了清缘，茫不识路地奔竞。我认为，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与　《笔会》　相视莫逆的基础。

 

印象中　《笔会》　一直是这样，既不为世风裹挟，也不为其所反激，只是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用心守护自己的品位。在此过程中，特别能懂文章之事多在性情之际的道理。见世人多忙而不能体此，又特别能鼓励人将方寸中的每一段佳意娓娓道来。这使许多写者在最初的喜欢退去后依然觉得喜欢，从而领受到契诃夫所说的“写作悠长如食甜饼”的快乐；许多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宝贵片刻，从而让生命挣脱庸琐，觉知到那些曾经感动过自己的力量还在那里，并依然具有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像极了生命的一份助缘，让人更好地认识世界，认清自己。尤其后者，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易事。许多人需要帮助，许多人因此特别感激这种帮助。柏拉图说，人因自感欠缺，所以需从别处获得完整。这份助缘正足以让人完整。这，又是我要特别感谢　《笔会》　的地方。

 

也是基于这种感谢，我花了五年时间在《笔会》　开设“东邻浮绘”专栏，现在正写着另一个专栏“唱断欧罗巴”。我发现经由这样的写作，自己离他人与世界更近了，甚至离学问与学理也更近了。当然，因为这种写作，我也更深刻地认清了自己，以至身体变得轻盈，灵魂都在舞蹈。再回身看许多人———倘可以用食事作譬———只觉得不过是李渔这样的行外风流，而远不能望见真知味者如袁枚的项背。由于是游走欧洲各处，又不想浮光掠影，我写得很慢，但　《笔会》　很有耐心，从不范围设限，给予很大的自由。在感谢它让我明白我们彼此对对方都有期待的同时，我想说，这全基于它深知人为什么需要写作。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

 

不知不觉，《笔会》　已走过七十个年头。当初大家云集，俱为一时之选；如今朋侪云从，仍能风生水起，这都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传统，它的主事者善于发扬光大这种传统。我深愿它能日进无疆，如松邀风，台邀月，广开大门，汇文天下。尤愿其能在整厘传统、汇融新知的同时，鼓励各种文体实验，催生新一代语体大师。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包容，以便一种心口笔舌、自相尔汝的新文体能顺利诞生。当然，坚决拒绝那种应景的“时文”，以及来去出入都有照例格套的“美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要之，我们固然期待它能像刚出炉的面包，新鲜而饱满，但私心更希望它是浇愁助喜的酒，越陈越香!

 

这样，它才是我们自己的园地，才配得上是人最诗意的托庇空间。

 

2016年6月19日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笔会》　专栏“东邻浮绘”、“唱断欧罗巴”)

 

中年的光芒

 

对一个人的认识，往往并不以其客观的年岁来作依据的，少时可以老成，暮年不妨天真。其实，非但人生如此，事物也是如此，迪斯尼已经百年，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总是天真快乐，足以成为苦闷人生的绮丽装点。所以，心理年龄其实是和人事物所体现的文化气质相关联的。因此，如果让我来评点七十岁的　《笔会》，我总觉得应该是一个沉静的中年人。

 

———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他已经经过了青春期的迷茫与慌张，有了对于人生清醒的理解与认识，所以不管世间风云变幻，他总是可以沉静地去应对。坚守对真理的执着，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对自然天地的敬畏，这大概就是　《笔会》　气质的体现。有人会说　《笔会》　有着浓厚的文人气质，我想这种气质既应该是中国文化所谓的“士林正气”，也应该是西方文化所谓的社会的良知与脊梁。正是这样的气质，使得　《笔会》　在七十年的发展中有着一种知性的坚毅、宽厚与温暖。而这恰恰是这个浮躁的社会最所欠缺的。

 

人到中年，因为有了生命丰厚的记忆，是不免有回望的感伤的，所以，《笔会》　常常有所追忆，一段令人唏嘘的故实，一个魂归道山的故友，或者是每个人在黄昏的夕阳里忽然想起的曾经，它们所牵扯的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寂寞和感伤，它所触发的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关于生命和文化的计较与思量。想起某些人，某些事，想起自己已经回不去的往昔……中年的魅力就在于骨子里的那点苍凉和寂寞，属于每一个叙述者，也属于每一个认真的阅读者。

 

人到中年，其实还很年轻，对于生活有着强烈兴趣，人事风云、花鸟虫鱼、逸闻趣事、家长里短俱来笔底，但不猎奇媚俗、不曲学阿世、更不“矮子看戏”(所谓“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而是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去关怀、去思考、去批判。其涉也广，其守也坚，在风云变幻的时光里，持中守正而不逾，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笔会》　创刊是在1946年，七十年很长，这点　《笔会》　的气质就是在这样长的岁月里渐渐形成的，可以说是岁月的赠与吧———其实与其说是赠与，不如说是磨砺。总之，《笔会》　闪耀的中年的光芒，是很能够打动人心的，虽然这其中也有它的寂寞，但是这份寂寞或许更增添了　《笔会》的气质。

 

这样的气质，从我一个语文老师的角度看，则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我们常常责备少年的“少不更事”，但却又没有法子让他们知道“更事”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情形。而《笔会》　这样一种气质，则正好可以成为他们“更事”的楷模，借着对于　《笔会》种种妙文的阅读，而让自己的心智渐渐走向成熟，学会思考，变得充盈。说是“楷模”，倒不能算是阿谀，现在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都喜欢拿了　《笔会》　的文章来出考题，也算是从一个世俗的角度证明了我之所言不虚。

 

但凡到了生日，总是不免要有一些祝福的，《笔会》　生日之际，我也有不能免俗的的祝福，那就是：勿忘初心，方得始终。

 

———郑朝晖　(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建平中学副校长)

 

回忆与感激

 

今年七月一日是　《文汇报·笔会》　副刊创办七十周年，《笔会》　编辑来信，嘱我为之写几句话。我想了一想，七十年前的事情自然是不知道了，但近四十年前的事情大致还了然。

 

记得巴金先生“文革”后第一篇文章《一封信》　就是发表在　《笔会》　上，读这封信时的激动至今还宛若眼前。巴金先生说，从他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章　《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到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最后一句“夜的确太冷了。”在这二十年中间他竟“写了那么多的痛苦和黑暗。”巴金先生出于当时的语境考虑，这个话里还多少含有自我检讨的意思。但是在当年处于觉醒期的我读来，却读出了另外一种意思。确确实实，巴金的小说打动我的正是那些描写黑暗的意象。每一代人心灵深处都有对黑暗的不同感受，在当时的我的心里，弥天大暗就是“文革”的中国。我们刚刚从黑暗中走出来，是多么需要一个描写黑暗的大师为我们指点迷津。不久，我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很自觉地开始阅读巴金，渐渐走上了研究的道路。

 

我还记得，隔了一年，大一的时候，《文汇报·笔会》　发表我的同学卢新华的课堂作业　《伤痕》，引发了伤痕文学思潮。对于这篇小说的评价，当时在师生中间还充满争议性，可是　《笔会》　的及时刊登，一下子把小说公布到社会上去了。无数人被触到了心灵的痛楚，无数人给作者发来了声援信，于是，一场控诉和批判“文革”的社会思潮汹涌兴起。理论界绕来绕去讲不清的问题，放到社会群众运动中一下子就清楚了。我那时写过一篇支持　《伤痕》　的文章，在小说发表不久，被刊登在　《文汇报》　的文艺评论版面上。我一直把这篇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我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起点。

 

我提起当年的这么两件事，不仅仅是想说，《笔会》　曾经在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潮转折期发挥了何等重要的影响，更是想表达我个人的感激，正是编辑们的敏锐眼光和前沿立场，帮助了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青年学子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坚定了人生道路的选择。

 

在这里，我特别想感谢一个人，就是四十年前　《笔会》　的主编徐开垒先生。他主编的　《笔会》，格调高雅，版面淡雅，文风儒雅，创造了一种大雅的知识分子文学传统。这个传统至今还保持在　《笔会》　的版面上，成为爱读者们陶冶心灵的一方净土。七十年过去了，《笔会》　的主编已经从我的前辈延续到我的同辈又延续到我的学生，但斯人斯风犹在，徐先生不朽了。

 

我与徐先生并无太多的接触，但是他曾经与我同住在杨浦区的一个居委会，他的孩子，以及邻居都是我少年时代的小伙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徐先生是一位作家，一位在邻里间口碑甚好的忠厚长者。他的孩子后来出国去了，他的邻居始终与徐先生也与我保持着来往。徐先生晚年搬到别处去住了，有点寂寞，那位邻居还特意开了车，接他到杨浦区旧居附近去转转，找老邻舍叙叙旧。徐先生去世后，我在杨浦区作家协会的刊物《杨树浦文艺》　上特意出了一个纪念特辑，请那位邻居写纪念文章，记载了此事。后来文章刊出，那位邻居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一篇纪念文章呢？　我默然，心想，总有机缘写的吧。但是去年那位邻居也患病去世了。所以，现在趁着　《笔会》　的纪念，就带出了我心中久久的念想，用纪念一位老编辑，来表达我对　《笔会》　的敬意。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随便与悠然

 

一份报纸复刊具有如此惊人的耐久力，实在令人敬佩。中国向来的说法，叫“历史悠久”。我想悠久是够悠久的。大概也因为太悠久，东西太多，照顾不过来，所以也经常“为道日损”，丢掉一些或一批，这才觉得肩膀上一阵轻松，比如到处的城墙，古建筑，和其他许多“四旧”。

 

但某些现在认为十分要紧的东西，如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惭愧得很，倘若跟上面那个“悠久”相比，则大多并不　(简直很不)悠久。若干家勒令要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想隆重庆贺一下“寿至期颐”，不得不煞费苦心，东拉西扯，勉强凑足百岁之数。但　《笔会》，没听说有指示下来，要办成世界一流，却云淡风轻，悠然度过古稀之年，能不欢呼雀跃，能不肃然起敬？

 

说“悠然”，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忽略了七十年风风雨雨。但仔细想来，恐怕也未必。“悠然”二字，甚有年头矣。晋宋之际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历来就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的一无挂碍，更多似乎还是倾向于认为“隐逸诗人之宗”的悠然包含了不少悠然的反面，就是如今流行的所谓“负能量”，如委屈，失落，恐惧，牢骚不平，甚至“金刚怒目”。说　《笔会》　悠然过了古稀，至少字面上还并非怎么不通。

 

其实也大可不必这样纠结，这里毕竟不是谈　《笔会》　的历史，所以不妨再超脱一点，悬想一下“悠然”最浅层的意思，即“随便”。我想　《笔会》　能如此耐久，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办刊精神是多少有点“随便”的。试想如果不“随便”，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否则上面通不过，下面罢工或怠工　(假如可以有这类事的话)，那么不出数月，必定呜呼哀哉，哪里能够坚持下来，而且一坚持，就“悠然”度过了七十个春秋？

 

这回因为写文章，搜索了一下，发现2002年以来，自己竟然在　《笔会》　发了三十多篇。2002年三篇，2004年六篇，2007年，不知为何只有一篇，但到了2010年至2011年，居然开起“时文琐谈”专栏，一口气写了近二十篇。“然后”呢？　似乎气力用尽(不敢说“江郎才尽”)，每年一两篇，甚至整年不见踪影了。

 

拉出这笔流水账，当然不是表功，只想说明，作者写得多么随便，他们编得多么自然。很少命题作文，很少规定格式，很少要求配合什么。冷锅里冒热气，想到了就来一篇。实在写不出，绝不生拉硬扯，因为有同样随便的其他作者在。比如，现代文史知识有陈子善老师守着，当下文坛动向有张定浩黄德海等看着，国内国外古往今来其他文化大事也都各有合适的作者，少长咸集，群贤毕至，更不用说电影方面，最近毛尖老师管得很好，换别人，“毛粉”肯定不答应。总之有人台上唱累了就该下来休息，有人台下铆足了劲，就该及时发出邀请。

 

这就叫“随便”，这就叫“悠然”，它不等于“随随便便”，也不是以名刊自居，端坐在家里，“优哉游哉”，其中包含了主持笔政者不知多少的心力。所以在庆贺　《笔会》　七十大寿之际，我愿竭诚向历任编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是他们让作者可以随便出入　《笔会》，让读者可以悠然欣赏各家各类的美文。

 

祝《笔会》　越办越“随便”，越办越有“悠然”的韵致。

 

2016年6月21日———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庄严接续，以息相吹

 

《笔会》　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历史和传统，说起来都是大词，但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副刊身上，就鲜明生动起来了，而且庄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读者对《笔会》　有感情，才用到庄严这个词；想想是几代人的努力———不仅是编者和作者，还有几代读者———成就了　《笔会》　的历史和传统，你说这接续的努力，是不是庄严？

 

在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一个小东西———相对于社会和时代来说，副刊也是这样的小东西———要持续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现在新东西愈发层出不穷，原有的东西说扔就扔了，说毁就毁了。让习惯于阅读　《笔会》　的人，不必担心会有那么一天，忽然发现它也没了。

 

《笔会》　这个刊名里的“会”字，我自己喜欢把它解释成“以息相吹”，作者、编者、读者，各自独立，却并非个个孤立，不仅互相之间需要声息相通，还需要带进置身其中的广阔生活世界的声息。好文章各种各样，有各自独特的好，也有共通的好。这共通的好是什么，也说不死，从我的偏好来说，就是“会”，就是“以息相吹”，更通俗一点说，是有“风”。我写过这么几行，移来表达我喜欢读的文章：

 

风吹到句子之间

 

风吹词语

 

风吹到旷野和字的笔画之间

 

希望　《笔会》　也能接受这样言不及义的祝愿。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不多说了，我和笔会都来日方长

 

我2006年开始在　《笔会》　开专栏，正好满十年。说起来，这十年里除了少量的特殊约稿，我的新文字几乎都是在　《笔会》　首发的。最初是因为只有　《笔会》　找我约稿，后来是因为只有在这边发表才放心。各种放心。总之十年不挪窝，快要和我的编辑混成亲生的了。所以，在大家纷纷致贺的这个纪念日里，我若是不挤进来说两句话，简直太见外了。

 

只说一件事。2009年出版两本阿勒泰散文集，《笔会》　牵头为我召开作品研讨会。那是我写作以来仅有的一次研讨会。后来目睹别的同行开研讨会，那个难啊，沿门托钵般四处求领导、找媒体，约评论、拉赞助、塞红包、批发礼品土特产……而自己那次，啥也没做还得了个大红包!　临别还送给我妈一台最新款电动缝纫机!　……当然，不是红包的问题，也不是缝纫机的问题。心情复杂。又惭愧又受用，又感激又得瑟。不多说了，我和　《笔会》　都来日方长，下一个十年，下下个十年，我会继续谨行、进步，好衬得起这份宠爱。

 

———李娟　(作家，《笔会》　专栏“阿勒泰的角落”、“遥远的向日葵地”)

 

1、钱锺书为1946年7月1日　《笔会》　创刊题写的刊头。

 

2、丰子恺在1950年代创作的刊头。

 

3、《笔会》五十周年时出版的文萃　《走过半个世纪》001号签名珍藏本，有巴金、夏衍、冰心、柯灵、季羡林、张中行、王元化、萧乾、王世襄、吴冠中、于光远、贾植芳、蒋孔阳、吴祖光、杜宣、徐中玉、罗竹风、施蛰存、峻青等五十位文化大家的盖章或亲笔签名　(傅明伟提供)。

 

4、吴冠中为　《笔会》　六十年创作的藏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