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鲍三是怎么也想不到的一个因缘。

1982年的盛暑我从皖南的宁国县城赶往地处深山的单位，班车因为洪水暴发而停运，只能沿着公路徒步。

公路四十里处有一株据说明朝种下的大桂花树，亭亭如华盖，遮荫五六亩，快走到大桂花树时真是青筋暴绽，汗出如浆，嗓子冒烟，幸亏远远就看见了树旁人家，急急扣门求一口水，应门的老头冷冷地打量了我一下，给了我一大碗凉水，然而接着又让我目瞪口呆，只见他顺手抄过一撮糠麸往我碗里一扔———这，什么意思嘛？!我怒视着他，不给喝，就不给吧，这不是羞辱人嘛。

老头五十开外，窄脸，三角眼，皱纹多，瞅了我一眼说，上海人吧，慢慢吹，慢慢喝。说着径自进去了。

我这时血脉偾张，喉咙干得像有小手从里伸出，但也只好忍着性子小口小口地吹，小口小口地抿，俄顷一大汗淋漓的粗壮小伙子也来扣门，老头见状，伸手就是一大碗凉水，那小子头也不抬咕嘟咕嘟地喝完，说了声“鲍三爷，谢谢”，抹嘴就走。

老头乜着我，我说，老乡，你如果看我不顺眼，干脆骂我几句，何必如此呢？

他看了我一会儿，慢悠悠地说，你不懂，我这是为你好!　将来你会谢我。

我干脆停下，看着他，他反剪着手，看着小伙子的背影继续悠悠地说，你和他比？　他是什么身体？　你是什么身体？　老话说，你是“膏粱之体”，他是“藜藿之体”，这么热的天，赶路的浑身就是个火炉，一大碗凉水下去，就像烧红的砂锅淬入冷水，他“藜藿之体”可以承受，你就不行，痛快是一时的，病根是一世的，懂吗？

“膏粱”与“藜藿”，我当时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老先生蹲在地上写给我看，我发现他的字写得非常好，对他顿生尊敬之心，“我叫鲍三，此地都叫我鲍三爷”，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也很淡然，按照他的说法，穷人家栉风沐雨从小锻炼的身体，叫做“藜藿之体”，藜与藿都是野菜；城市里吃细粮娇生惯养之人，就叫“膏粱之体”，膏，就是油脂厚味，粱就是白米细粮，不同的体质当然应该区别对待。

我对鲍三爷佩服得五体投地，山野之处居然有如此高人，以后每次经过大桂花树都要拜访他，他喜欢上海的肥皂和牙膏，我每次都带点给他，时间稍久，便发现他其实是当地很有争议的乡医，没有执照，也没有卫生院的背景，但农民什么病都要找他，内科、妇科、儿科。

他原来大有来头，乃上海中医大家程门雪麾下的“江西小药童”，1942年　15岁就跟了程门雪，因为出身婺源药工世家，天性聪慧，自学勤奋又得程门雪的点拨，很快成为药房柱石，想那程门雪是何等样的人呢？　只要知道他的启蒙老师是皖南名医汪莲石，深造之师是海上中医巨擘丁甘仁，长期担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教务长，1956年创建上海中医学院并任首任院长，海上名医半出其门，就连国医大师裘沛然亦出其门下，就知道他在上海中医界的崇高地位了。

程门雪的临诊特点是“公然”把病人分为“穷人”与“富人”，认为前者是劳苦大众的“藜藿之体”，筋强骨壮，力主用药如“降龙十八掌”般地“迅猛慓悍”，以张仲景的经典方药为基本模版，加减后大剂量进出。对富人呢，程门雪根据这些病人“易虚易实”之“膏粱之体”的特点，遣方则从丁甘仁的云淡风清，用药轻灵机巧，重视精确配伍和精准炮制。

悲剧是，他固然治愈了不少危重急症，声誉鹊起，却被人私下嘀咕：对劳动人民“下手真重、真狠!”后来就被贴了大字报了。

程门雪去世于“文革”尚未结束的1972年，鲍三却在更早的时候被劝退下乡务农，虽然是个药工，但因为得之程门雪的“一缕仙气就可成道”，他用药和程门雪一样善走两个极端，要么大刀阔斧，要么杏花细雨，如一中年船工患阳明实热，他狠用白虎汤，其石膏　(著名大寒之药)　居然用到200克，省医院都束手无策的热症被他一鼓而下；又一次遇到风火水肿者，是个刚插好秧的农妇，他大胆用越婢汤，麻黄　(限制类药)　用至60克，在卫生院的惊叫声中，农妇霍然而愈；相反他对合肥或芜湖市来的干部却“温柔有加”，用麻黄则3至5分　(0.9-1.5克)　亲手蜜炙，桂枝1至3分　(0.3-0.9克)，煎水炒白芍；他用苍术，一定要用米泔水先浸，熟地细细炒松，再用砂仁或蛤粉捣拌等，常常“四两拨千斤”，轻剂而起重疴。人或讥他“媚上”，他总是很痛苦，不是认官有多大，是认体质啊!　认病不认人，“膏粱之体”不得不如此啊!

但是一个药童，到底不如程门雪的精妙和老到，有成功，有失手，成功无人揄扬而失手屡遭攻讦，故而只能长期沉浮于乡里，辗转于“藜藿之体”，治好无数的农民而依然没有上升的空间。

还有收费的困境，他长叹一声：不收费我吃啥？　收费呢又非法，好几次我宣布歇业，乡干部和老乡又找上门……

根据贫富辨体质，根据体质决清浊，那是1980年代的一个乡间中医的故事。其见识不知比同侪高明多少。

2014年的时候我去看他，他已先一年去世了，到死，还是个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