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吃土豆的人》

春节前后，读到不少回忆传统新年美食的文章，《生活》杂志还带领读者去世界各地“寻味”。不知什么原因，饮食自古以来就在“礼”文化里享有崇高地位。出土青铜器酒具和饪食器名目繁多，不借助解说词上特意注出的拼音，很多字我是读不出的。曲阜孔府可谓天下第一家，从明清到民国，衍圣公府一年四季举办各种各样的祭祀宴，祭品里珍馐百味应有尽有，最终当然还是由活人享用。近年来体面的出版社前赴后继推出“饮食文化”书系，名家谈吃的文集也热销。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舌尖上的中国”，赢得啧啧的赞赏。以往，上班是为了有饭吃，因此“饭碗”用来比喻一份工作。小时候常听说，穷人家吃了上顿没（愁）下顿，条件好的上顿吃了吃下顿，活着，就为了一张嘴巴。这句话，总结出多少人间——不，生物界——朴实的道理。杭州人是看重吃的，用“落胃”来表示舒心惬意。每到上海，必定先去老盛兴点一碗菜肉大馄饨，再找一家老吉士吃上海菜解馋，恨不得食前方丈。基督教七宗罪里位居首位的竟是“贪吃”，想来耶稣的门徒食欲欠佳，享不了吃客的福。

元宵节整理混乱的书桌，看到一年前的一张剪报：2018年2月11日《文汇报》“笔会”刊出的《与二十岁的邵洵美不期而遇》。作者写道，邵洵美1925年至1926年游学剑桥，住在英国传教士慕尔（A. C. Moule）家中。（案：由此可以推知邵洵美不是剑桥大学的注册学生，不然他会住在学院。）这位慕尔1873年生于杭州，中文名字为慕阿德，邵洵美做他房客时，他是剑桥创平顿教区牧师。“邵洵美的记忆中，慕尔夫妇生活简朴，餐食简单，吝啬而严厉的牧师太太给他吃的总是‘几片冷羊肉和马铃薯’之类，吃到叫人生厌。”在英国，羊肉在肉类中价格昂贵，常能吃到，反而说明女主人并不是一心省钱。慕尔夫人不是专业厨师，有着自己的社会生活，甚至忙于慈善事业，哪里舍得天天为了“吃”费时费力？她的“吝啬”正是“生活简朴”所致，不过“吝啬”这个词在中文里是完全负面的，即使用的时候带了幽默感，也不很妥帖。至于土豆，变着花样吃，还是很可口的，但是邵洵美常吃的大概是煮土豆。

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三联，2008）里也有一则关于英国人俭食的记载。杨绛回忆，在30年代中期，中外交通史家向达作为北平图书馆与大英博物馆交换馆员赴伦敦大英博物馆抄敦煌卷子，后来到牛津大学图书馆（钱锺书戏称“饱蠹楼”）帮助编中文书目。他因牛津生活昂贵，寄居修斯（Ernest Richard Hughes）牧师家。以前，牛津剑桥多英国国教神职人员，毕竟大学脱胎于修道院。修斯中文名字为修中诚，原是英国伦敦会教士，1911年到中国，后回母校牛津大学任中国宗教和哲学教师，二战期间，他还想请陈寅恪去牛津教书。杨绛说，向达嫌修斯家天天吃土豆，顿顿吃土豆，常到她那里蹭饭，换换口味（第118页）。这倒是可以理解。

有一位专吃土豆的剑桥人尤其不能让我忘怀。弗里达·奈特（Frida Knight）住在剑桥耶稣绿地（Jesus Green）西边的公园街（Park Parade），那是一排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三层楼房，弗里达独用街上最北端的一套。在二楼、三楼，面对大草坪的房间应该看得到美丽的风景。弗里达丈夫是里兹大学的化学教授，已经去世，子女也不在身边。大概在1984年，我一位朋友老郜作为访问学者住在她家。他到英国半年工夫就用积蓄买了一架相当不错的日本相机。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生活费有限，在关于应该买什么的问题上，很多人的意见趋于一致（我不买相机，又是出于虚荣心）。当时那么高级的相机，一般英国家庭也不会购置。想不到他的老房东听闻此事，毫不客气地把他批评一通，大意是应该花钱了解英国，到各处走走看看，体验生活。听到朋友这番转述，我猜，弗里达想象中的中国，不能在他身上得到印证，这是令她难过的。老郜感到比较幸运的是他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厨房，房东家居时间很少。

弗里达很瘦，背微驼，年轻时身高应该有一米七，我去看望朋友时曾与她交谈。一天弗里达又像往常那样外出，老郜带我进厨房，指着头上橱柜里几只食品罐头，再拿起煤气灶上一只不锈钢锅子，揭开盖说：“你看，老太太吃的是啥。”这时老郜满脸是困惑、羞愧和敬佩。“我老是做菜，还不好意思咧。”原来锅里就是几个清水煮熟的土豆。我想弗里达太忙了，没有宽裕的时间为自己精心准备食物，她也可能根本不懂什么厨艺。土豆营养不错，假如烘烤熟了切开，抹点黄油，再撒点盐和胡椒，味道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水煮最便捷。

弗里达已经七十多，经常出现在剑桥的街头。她神情专注地骑在自行车上，风风火火的，像是有急事。近日有幸通过维基百科查到，弗里达生于1910年，受过音乐专业训练，已于1998年去世。她在音乐上的造诣，我早就知道。她出过一部《剑桥音乐：从中世纪到现代》（1980），精装，护封上是一幅版画，著名的G. David书店（国王学院对面的圣爱德华教堂旁）还把它置于陈列橱窗里的显著地位。

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出现一个“核裁军组织”（英文缩写是CND，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1958年春，CND发起抗议活动，参与者从伦敦走到英国的原子武器研究所所在地奥尔德马斯顿，为时四天。CND吸引了英国文化界很多人士，它的标志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符号之一。弗里达是剑桥CND的积极分子。有一次我在国王学院外的主街看到这个组织发起的大规模游行，禁不住驻足观望，心里未必赞同。弗里达行走在队伍第一排，比较靠中间，奋力喊着口号。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从该组织的徽标可以发现，它是从CND演变而来的。

弗里达娘家姓斯图尔特，她父亲休·弗雷泽·斯图尔特（Hugh Fraser Steward，1863-1948）1886年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做过剑桥圣约翰学院的学监，也是英国国教神职人员，专治法国文学，是十七世纪数学家、宗教思想家帕斯卡的著名研究者、译者之一。1936年5月23日，《荒原》作者托·斯·艾略特到亨廷登郡（现属剑桥郡）英国国教的著名村社“小吉丁”朝圣，就是由斯图尔特夫妇陪同的，林德尔·戈登在《T. S. 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许小凡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中还提到一笔（第378页）。村社在尼古拉斯·费拉尔带领下于1626年成立，成员按照国教准则生活。1649年被处死的查理一世曾在内战期间（1646年）到“小吉丁”避难。十七世纪中期“小吉丁”村社人员星散，艾略特拜访的圣约翰教堂是十八世纪初期重建的。在宗教思想家中，艾略特首推帕斯卡，尤其是他的怀疑精神，将他置于纽曼之上。帕斯卡曾在巴黎的波尔罗亚尔隐修院生活、写作，艾略特凭吊“小吉丁”村社时，势必也想起十七世纪中期的法国。这一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很多英国人自发赴西班牙支持共和党人，其中就有斯图尔特夫妇26岁的女儿弗里达。她不是国教教徒，但是在她身上，还是保留了非世俗文化的献身精神，她的父亲也会容忍并尊重女儿的选择。

据维基百科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里达赴法国的德占区投身当地的抵抗运动。被捕后关进集中营，后来又设法逃脱，回伦敦参与戴高乐领导下的“自由法兰西”的活动。难怪，她还是《法国的抵抗：1940-1944》（1975）一书的作者。热爱音乐的德国军人与美丽动人的弗里达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看管不严，是不是有着种族和绅士意识在作怪？《参考消息》（2017年11月10日第12版）曾刊出一篇题为《默默无闻的二战女英雄》的文章，介绍二战时英国特别行动处招募的女间谍努尔·伊纳亚特·汗的事迹。她负责在法国军队和英国情报部门之间传递情报，后被纳粹逮捕，死于集中营。2012年11月，在伦敦的戈登广场，举行了英国为纪念她竖立的雕像揭幕仪式。这位女间谍的名字表明她祖上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尤其要纪念她。我相信弗里达在战时的实际贡献不会在她之下，甚至有可能当过她的上司。

有一位“笔会”作者邂逅过一次藏族婚礼，根据自己的经历归纳出“地球上一切地方的人类最恳切的意愿”，那是“对于食物的渴求和食物丰足所象征的幸福感”。我以为这是“吃”文化以偏概全的一例。荷兰画家赫里特·凡·洪特霍斯特（1590-1656）的《婚宴》里，桌上的菜少得可怜，食物的主题被边缘化了，画家更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感情。我到过的地方有限，不过也参加过几个婚礼（包括在教堂里举行的）。在有的婚礼上，我丝毫感受不到所谓“食物丰足所象征的幸福感”，失望而归。弗里达的婚礼在何时何地举行？她是否排除了教堂的选项？对她那样的人而言，这些真是无所谓的，更别说吃了。这是她的不幸。我真该同情她，又怕她同情我。

“吃土豆的人”是梵高的一幅画，我借这个题目来回忆弗里达。梵高画笔下那荷兰农民生活艰辛，晚餐只有土豆和咖啡。弗里达对吃马马虎虎，以土豆充饥，却纯粹出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与她英国式的左翼政治信仰无关。她那位国教会里的学者父亲，如果有中国学生做房客，也会像慕尔和修斯那样，待之以土豆。

今日元宵，微信上收到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我却若有所失。

写毕于己亥年元宵节

作者：陆建德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舒明 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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