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14日王家熙与荀门重要传人合影。后排左起：陆正红、张正芳、童芷苓、王家熙、李玉茹、曾慕洁、李薇华，前坐者为荀令香（陈莹摄）

倏忽之间，著名京剧研究家、评论家王家熙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五年了。这几年里，总想写一点东西纪念王先生，可每到下笔之时，记忆的阀门被打开，各种零落的片段便从四面八方向头脑中涌来，想写的太多，反而不知从何写起，我谨记下一些与先生交往的旧事，权作追思与纪念。

五年师友

初识王家熙先生，在2009年11月，那时我正在同济读大学二年级。余叔岩的外孙刘真先生，为纪念余叔岩诞生120周年，要出版一本名为《余叔岩与余派艺术》的书，特地由北京到上海来找资料。我协助他一起筹画这本书，经上海京剧院王涌石老师引荐，刘真老师带着我一起去拜访王家熙先生。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对王家熙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当年只要买过上海出版的各种京剧音像制品的人，都会对唱词前面的导言或者赏鉴稿印象深刻，这些文字十有八九会署名——王家熙。进他家后，我特别惊讶，一则因为屋子里的书和资料太多，真的叫“坐拥书城”；再则因为王先生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得还不好。因为脊椎肿瘤手术的后遗症，他只能躺在床上，周围环绕着各种书籍。

与王家熙先生开始交谈，我刚进门时的印象马上变了。虽说身体活动不便，可他思维特别敏捷，说到京剧界一些新闻，语言幽默而犀利。最折服我的是他超凡的记忆力，说到京剧历史上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物，他完全不假思索地把时间、地点、人物说出来。说到哪本书或哪张照片，他会告诉你，在书架第几排，第几本书，或在第几个抽屉里。谈话中，他不时地问我一些关于艺术的理解，还有对于一些人和事的看法，我后来才明白，王先生这是在面试。

说话之间，门铃响了，进来两个人，一介绍，原来是张荣奎的后人张华威老师，陪着刚刚从北京参加重阳节老艺术家演唱会归来的筱高雪樵，来看王先生。一番寒暄后，我跟刘真老师告辞，临走之前，王先生问我，“你愿不愿意来帮我做些工作”，我没多想，就答应了。他让我在床边台子上两摞高高的文件里，翻出一份打印稿，《景荣庆花脸艺术简论》，带回去先看看，然后在他的电话本上写下我的地址与电话，便离开了。

大概过了两周，我接到王家熙先生的电话，问我之前的稿子看没看，是否有时间过去。我便跟他约了个下午，去帮他整理这篇文章。没想到这一开头，便是五年的光景。

很多朋友说我是王家熙先生的学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因为我确实得到王先生在治学上的太多教诲，他做学问的方法与原则，以及文风，乃至一言一行，事实上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此外先生收藏的大量珍贵史料，给我帮助非常大；说不是，则因我跟王先生不是院校里的老师与学生，也没举行过什么正式缔结师生关系的仪式，倒更像忘年交一样的朋友关系。每当有人说我是他的学生，王先生总是谦虚地说“我们互为师友”，如此谦逊一直让我太不敢当，但这种超乎师生的友情，确实使我跟王先生的相处更加轻松，彼此更坦诚，没什么拘束与隔阂。

“老鼠掉米缸”

最初我并不了解家熙先生的工作风格，而且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自诩文字水平不错，对他个别写法有异议。等真正协助他写作，我才知道什么叫严格，什么叫规范。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几乎都经过他反复推敲，小到一个标点、一个空格，他都严格要求。因为他不便行动，每次写作均由他口述，我录入到电脑里，整篇写完，再读给他听，他再修改，有时索性把电脑放在他前胸，一点点细看。文章经过的打磨和拆洗自不必说，偶尔甚至会从头来过。每当这时，我就暗自感谢科学技术的进步，不用像以前的老先生那样手写笔录了。

直到王先生不在了，我慢慢咀嚼回想当时的点滴，才领会到这种过程何等难得，即使在大学里跟老师学习，也不见得有如此经历。写作过程中，我们时常会聊起很多跟京剧艺术有关的话题。他从不空谈理论，总会非常细致地给我剖析，某个演员哪一出戏好，哪一出戏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还有录音版本问题，例如同是杨宝森《文昭关》，一共有哪些版本存世，每一个版本特点是什么。王先生研究视野广博，谭鑫培、余叔岩、杨小楼、“四大名旦”、筱翠花、前后“四大须生”、周信芳、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裘盛戎、俞振飞、袁世海，还有曲艺的刘宝全、白云鹏、骆玉笙、荣剑尘等等，这些艺术大师的存世资料，他几乎全都烂熟于心。当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三十余期京剧知识讲座，有多个重要专题由王家熙先生撰稿，影响力极大，是许多人的京剧启蒙教材，至今电台还在播放。这些基础性课题，开始学术界不一定重视，艺术界似乎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价值所在。王先生把京剧作为一门学科去研究，是比较超前的，做起来自然十分辛苦。

认识王家熙先生不久，便是荀慧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2010年1月《中国京剧》出了一期专刊，邀请多位荀派弟子和再传弟子写文章，相关演出、研讨活动也要不少文字资料。王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荀派研究大家，与童芷苓、赵燕侠、李玉茹、孙毓敏、刘长瑜、宋长荣等荀派弟子是至交，成立荀慧生艺术研究会，他担任秘书长，部分文字材料由他来写，或由他审定。记得那段时间我几乎跟加班一样，一周几次去帮他改稿子。像《中国京剧》所刊登李薇华、董金凤几位先生的回忆文章，便经过王先生润色。他细致到连三场演出的串场词都要修改，把每出戏的历史源流、艺术特色讲得清清楚楚。这个过程让我受益颇深，他把《红娘》《晴雯》《卓文君》《香罗带》《杜十娘》等荀派名作的特点都讲给我听，唱腔的精彩之处哼给我听。我回去再听荀慧生的录音，才发现自己以前对荀派理解得太粗浅，才知道荀慧生艺术上的惊人之处。有些人觉得王家熙先生推崇荀慧生是出于偏爱，实则不然，王先生对荀慧生与荀派艺术的研究评论，是基于整个京剧历史的视角做出的考量，这些著述完全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除了表演艺术，王先生还非常重视京剧史的研究。做历史的人总会有考据癖，有时文章写着写着，碰到一个拿不准的时间，我们要翻一下午资料，比写一篇东西时间还长。因为行动不便，他会让我去查一些史料，民国报纸、杂志等等，训练我逐渐掌握要领。像余叔岩“十八张半”中百代和高亭两期唱片的灌制时间，之前是写1920年和1926年，等查过上海《申报》和北京《顺天时报》，才发现这两期唱片均灌制于1925年。当年上海艺术研究所为编撰《中国戏曲志·上海卷》和《上海京剧志》，整理过一本《申报戏曲史料索引》，内部发行。实则这些副产品倒比正式出版的两种史志价值更大。王先生给我一本索引，查《申报》各种东西方便很多。十年前没有当下这么发达的民国史料数据库，只能去上图看影印本或者胶片。不久同济大学图书馆内网购进了一套《申报》影印本电子版，查阅起来方便一些。对于史料，从头到尾翻过一遍，和临时抱佛脚、用关键词在数据库里搜索，那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俞振飞与王家熙

王家熙先生是位学者，也是位收藏家，俞振飞曾经说他“就以史料收藏之丰而论，海上无出其右者”。他在京剧史料的收藏上门类齐全，收藏老唱片是他从小的爱好，常常把家里给的早点钱省下来去买唱片；他重视京剧的影像文献，强调原版照片的重要性，保存了历代演员的大量剧照、生活照。一直帮他扫描、修复老照片的徐英鹏先生，是特级人像摄影技师，师从海上著名摄影师恽锡麟。徐先生也是老生名票，师从孙钧卿与范石人。对于修复、洗印照片，王先生的要求与文字一样高，稍微有点瑕疵就得重来，徐先生从来都是不厌其烦地修正。文字出版物数量更多，王先生收藏有完整的  《十日戏剧》  《半月戏剧》《戏剧旬刊》《戏剧月刊》以及半套《国剧画报》等各种民国戏剧出版物。那时这些史料很少见，我时常从中翻出一些少见的照片或者文章，王先生笑称我是“老鼠掉米缸”。

圆融与方正

时间长了，我跟王家熙先生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即使没有文章要写，我每周至少去他家一次，帮他整理整理东西，聊聊天。时有重要客人来访，他会叫我来陪着一起招待。王先生虽然一直卧病在床，但他家里几乎是个信息中心，无论北京、天津、上海，京剧界发生的各种大事小情，他那儿多能第一时间得到信息。

王家熙先生交游广泛，从认识他直到去世，五年间家里客人从没断过，许多京剧演员跟他是好朋友。他乐于帮助别人，收藏的各种录音、图片、文字史料，只要有人需要，他从不吝啬。还有很多荀派演员专程登门求教，我印象较深的是陈朝红女士两次登门，一次是纪念俞振飞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她要和王世民、金锡华两位合演《金玉奴》头场，特地带着彩排录像给王先生看，听取他的意见。第二次则是她要在戏校教《红娘》，特地到家里唱给王先生听，请他提意见。陈朝红女士是李玉茹先生的爱徒，《红娘》这出戏已经掌握得很准确，王先生还是严谨地一字一句修正，又放荀慧生的几种录音请她听。我既佩服王先生的水准，更佩服陈朝红女士的谦虚好学。直到去世前几周，还有叶蓬先生、艾美君女士带着学生贾劲松到家里，王先生跟他们探讨杨宝森杨派与京剧老生，翁思再老师带着裘继戎到访，王先生把自己收藏的裘盛戎照片拿给裘继戎看，又聊起一些对于裘派艺术的看法。

卧病十余年，王先生可能失去了一些得名获利的机会，却让他有了更多沉思的时间。他读大学时，接受的是苏联式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戏剧表演理论上尤其尊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说，连京剧演员都要反复学习。晚年他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很多思考，在多篇文章中强调，不能教条主义地把“斯坦尼体系”作为指导一切戏曲工作的理论基础，用以改造我们的舞台呈现方式。这个观点至今值得艺术界深思。

王家熙先生是天津人，出身于世代商业大家，小时候住在五大道的睦南道，条件优越，所以他从小看遍四大名旦、马谭张裘这些大师的演出。因为热爱京剧，本来能就读南开大学的他，选择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即使经过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王先生身上依旧保留着一种气度，从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待人接物，都非常讲究。有时只是一句问候或者一个小礼品，也都保留着旧时人际交往的人情味儿。同时王先生对人的臧否与判断，自有他的准则。有些事最初我并不明白王先生的用意，甚至“暗笑他的迂”。现在才逐渐懂得，老一辈为人处世的圆融与方正，不是我们这些肤浅的毛头小子所能体会的。

竟教涕泪到遗编

王家熙先生卧病多年，师母朱立君老师悉心照料，使他身体状态比较稳定，精神状态很好，远远超过当初医生预判的生存期。

2011年7月，王先生中风过一次，原来能活动的手失去知觉，思维亦不如从前那么敏捷，有时下午去陪他聊天，说着话他就睡着了。王先生一生从事京剧研究，写过那么多文章，自己却没有一本专著。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大家都劝他赶紧把自己的文集整理出来，他也赞成。由于各种临时的事情，整理文集断断续续地从2013年才正式开工，选编的三十余篇文章，包括他早期京剧广播知识讲座的讲稿，及各种鉴赏、史论、评论文章。讲稿中缺少叶盛兰叶派和李多奎李派的专题文章，但以那时王先生的体力与脑力，已无法完成这样大块头的学术论文了。王先生一生最后一篇文章是写李玉茹的，题目叫“忆李玉茹”，明暗之间，有颇多反思的文字。

最后两年去先生家，写作已经很少，主要陪他聊天。他晚年极为重视记录与整理自己的家族历史，经常给在天津和北京的嫂子、表妹、堂弟等亲属打电话，询问关于家族成员的事，并且整理自己父母和祖母的照片。王先生少年时母亲便去世了，祖母对他格外疼爱。乳母也给了他一些缺失的母爱。为找一张他和乳母的合影，我花费几个下午，把他家里所有能存放照片的地方全翻过一遍，始终没有找到，他因此一直有些失落。

2014年春节，我回满洲里家中过年，有一天王先生打来电话，说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有一位叫钟锦的老师去看他，聊得投机。未几我回到上海，赶上钟锦兄从西安归来，带了王君青先生送给王家熙先生的礼物要我转交。记得是在虹口足球场必胜客见面，我说起王家熙先生有本自己的文集没有出版，钟锦兄马上说他来想办法。

大概过了一个月不到，清明假期第一天，一早我忽然接到朱老师电话，说王家熙先生心脏病发作，送到八五医院抢救。我急急忙忙赶过去，王先生正戴着氧气罩躺在急救室里昏睡。几个小时后，王先生脱离危险，醒来说“我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好过”。钟锦兄闻讯与黄曙辉兄一起赶到医院探望。在病房里，他们很快与王先生商订出版事宜，几天后便签署出版合同，《王家熙戏剧论集》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

和宝堂老师陪夫人到上海扫墓，听说王先生住院，也立刻到医院探望。见面时，护工正艰难地帮王先生翻身，结果他第一句话就说：“宝堂，我跟你说，中国有个荀慧生。梅杨余三大贤之后，荀慧生的地位历史将会证明的。”和老师说：“荀慧生不重要，我先帮你把身子翻过来吧！”当时有点哭笑不得，但后来和老师与我都觉得，王先生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极有见地。他为自己的文集最后改定《荀学建构刍议》一文时，也加入了这句论断。

文集序言请九十多岁的蒋星煜先生执笔。上海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曹凌燕老师带朱老师和我一起去拜访蒋老，蒋老兴致极高，第二天便写好序言，打电话叫我去取，并说这篇序写完，自己不再给别人写了。

2014年6月12日晚上，王家熙先生因为感染性休克在八五医院去世。他是1940年10月生人，享寿74岁。

在王家熙先生的追悼会上，钟锦兄献上挽联“正赖揄扬传绝唱，竟教涕泪到遗编”。信然，王家熙先生没能看到自己文集的出版，这是一个莫大的遗憾。《王家熙戏剧论集》最终由我来完成编纂。王先生去世六个月后的12月12日，由上海戏剧家协会、上海艺术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一位爱戏如生命的学者——著名京昆艺术研究家王家熙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宾馆举行，王先生的文集就是在这次会上首发的。由于时间紧迫，加上我那时经验不足，书里出现很多不该出的错误。实话实说，至今我都不太敢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翻一遍，觉得很对不住王先生，希望日后这本书能够再版，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

王家熙先生有一篇文章《教忠教义 大雅大醇》，是为杨宝森《桑园寄子》写的赏鉴稿，刊登在《戏剧电影报》上。文中提起当年现场观摩杨宝森《桑园寄子》的感受，说“那情景依然还在我的眼前，夜里梦中也挥之不去”。如今我偶尔也会梦见王先生，而且我常会回忆起一个情景，那是某个下午，他坐在轮椅上，一缕阳光照着地板，我蹲在地上帮他找唱片，翻出来一张金少山、王芸芳、谭小培的《二进宫》，他一边微笑地看着唱片，一边轻声地哼着“哀家跪死在昭阳”。这样的时光，再也没有了。

作者：张斯琦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舒明 吴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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