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牵着我,从县城归来。因患脑炎,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来月,加上出院后吃中药,家里为我花了一千多块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千多不是小数目。爸妈到县城时,身上带了五百多块钱,其余的是从外婆家借的。外婆家为给我凑钱,卖了一头肥猪。这笔债,阿爸干了很长时间木活才还上。这是后话了。此时,冬去春来,恍如隔世。我还活着,只是记忆里多了几十年挥不去的消毒水味儿、中药味儿、药匙的金属味儿;外加不时对自己身体的怀疑: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呢?尤其是觉得记忆力不好时。
大院子里桃花开,桃花树下有个人。爸妈刚进院子,就看到那个脏兮兮的小人儿,在邻居家的桃树下蹲马步,出左拳,再出右拳。走近才认出,是弟弟。弟弟看看爸妈,再看看我,似乎没认出来,继续蹲马步,出右拳,再出左拳。
回家后,我仍然天天吃中药。家里除了中药,还会备一些常用药,包括四环素、板蓝根等。这天,爸妈回家,发现弟弟嘴巴黄黄的。桌上满满一瓶四环素空了。十多片舔掉了糖衣的药片散落在地。爸妈忙抱上弟弟往乡卫生院赶。
医生看到弟弟时,弟弟眼睛白翻,口吐白沫。医生连说,我们什么也没对他做啊。又说没把握救得了弟弟,他们可以帮忙叫县医院的救护车,只是,很可能救护车开到一半,人就不行了。爸妈说,你们该怎么抢救怎么抢救吧,怎样都不怪你们。
第二天天快亮时,抢救了一夜后,弟弟哭出了声。
爸妈一夜没睡,也没吃东西。这时候才觉出困乏,觉出饿。他们走到街上去找吃的,阳光耀眼,哪儿哪儿都闪着光。高一脚低一脚,是两条船,航行在闪亮的波峰浪谷。
弟弟的病,我的病,爸妈念叨又念叨。我打断他们的话,怎么又说啊?说了多少次了。他们呵呵一笑。不过,很可能我并没说过这样的话。许是因为得过脑炎,我的记忆力确实不好。很多人回首往事,竟能记住人物对话,真让我又惊又羡。我能记得的是,爸妈确实越来越少说起这些事。生活里总有新的状况要面对,活着,是不容易的。
阿公在县医院查出癌症,是在我六岁那年,离我生病住院,已经过去两年多。对阿公的病,以及可以预知的死,我尚未咀嚼出具体的哀痛,反倒觉得家里热闹了许多。不时会有人来看阿公,我住院时给我打过针的护士李保翠,有时会到家里来给阿公打针。家里请了人砌坟,六七个人的石匠队伍,领头的是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记得他总是和我们说说笑笑。刻碑的是曾将我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杨剑中医生。做棺材的,则是阿爸和邻村一位甫姓木匠,那时阿爸很年轻,做棺材似乎得找个前辈一起。那位甫姓木匠,在甫姓家门间,算得和我阿公同辈了。我常跑去耳房看他们干活,棺材做好了,我爬进去,躺下,挪动身子,爬起来说,大小正合适。据说那棺材是楠木做的,极硬极沉。许多年后,其中一块边角料,从云南来到上海,现在,就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我偶尔盯了它看,便会想起当年面对死亡时的阿公。
似乎是不舍的,他想着棺材的样式,还想着吃一顿狗肉;似乎是淡然的,他没表现出害怕,对家人将他所用的碗筷单独摆放,也处之泰然……
阿公过世后很多年,家里再没人得过大病,小病却是免不了的。病了,我们没去过县医院,也没去过乡卫生院,只会去附近的小诊所。出汉村,无论往南还是往北,走上一两公里,就会有一家私人小诊所。
往北走,最常去的是“谢友松”家。小时候不时听到他的名字,其实并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三个字。出汉村后,在田亩夹峙的砂石路上走一公里多,朝东面的村子一拐,不多几步就是谢医生家了。房屋坐东朝西,院子前是大片田野,麦子或水稻在风里起伏。院子很宽敞,时常停着一辆大红拖拉机。记得阿爸跑车时,许是为了方便,也把车子停到过他家院子里。至于我到他家看过什么病,反倒不记得了。只是有个印象,下午的太阳总是格外耀眼,晒得等待看病的人要转过身去躲避。轮到我了,若听说不用打针,会大大松一口气。有时候,谢医生还没开口,我会说,不用打针吧?我觉得吃点儿药就得咯。谢医生便笑起来。
离谢医生家不远,五楼村公所里有位甫姓医生。他是我们本家,我们却很少到他那儿看病。常听人说,看病也得讲究“缘法”,这就是所谓“缘法”吧。往西走更远,快走到公路边,是段开武医生家。段医生年纪很大了,医术很高明。似乎得了比较严重的病症,我们才会郑重其事地走这么远的路去他家。阿爸手指被刨木机切掉一截,是到他家医治。我多次牙疼难忍,拔牙也是去他家。他站着我坐着,他背对太阳,手持拔牙钳,扶住我的额头,让我张开嘴,这画面是如此清晰地印刻于心。
若往汉村以南呢?也有几处小诊所。第一处是勒平村李光兰家。她是周围唯一的一位女医生。听说她五六年前过世了。离开她家再往南,走一两公里,是段光荣医生家。段医生家很远了,记忆中只去过一次。去年听妈说,还去找他看过病。他已经八十多了,还有很多人去找他看病。听说,他下药很重,所以治疗效果明显。我跟妈说,还是少去吧,毕竟那么大年纪了,就不怕他哪次手一抖,把药下得更重?妈也就没再去。
很多年前,我们是管不了这么多的。有时候,我们连小诊所都去不了,只是买些药水回来,自己打针,自己吃药。我小学三年级那年,阿爸在外地跑车。有一天,妈病了,妈让我帮她打针。这事儿我可没干过啊。妈侧歪在床边,我盯着鼓突的肌肉,捏着针管,持之如矛,猛扎上去,针头瞬间歪了……妈只能扭着身子,自己给自己扎针。
也是在这一年,某一天下午,我在学校忽然腹痛如绞,额头冒汗,浑身无力,滑下长凳,瘫坐在地。同学跑到隔壁,告诉二年级的弟弟,弟弟跑过来,扶了我回家。回家路上,我右手一直勾住弟弟脖子,身子如一条死肉,不断往下溜。弟弟半拖半拽将我弄回家后,回学校去了。妈背我去看病,先去谢友松家,没人;又去段开武家,没人;再去村公所甫姓医生处,仍然没人。出得村公所,我已经疼得脸色苍白,妈背着我,也已经累得脸色苍白。
妈犹豫了片刻,只能背着我,去往南边的李光兰或段光荣医生家。对于疲惫不堪、痛苦不堪的我们来说,那实在是一段长途。
夏日下午,阳光白耀。麦穗黄的黄绿的绿,齐刷刷地竖着芒刺,泛着毛茸茸的光。微风阵阵吹来,麦子轻轻地俯仰,窸窸窣窣,悄声细语。妈背着我,走进茫茫麦地,如一艘孤舟航行在大海上。我耷拉着两只光腿,脚尖不断在麦芒上滑过,轻微的刺痛传来,提醒我这是在人间。这人世间,仿佛只有我们母子在走着,近乎绝望地走着。就在这时,奇迹不知从何而至:肚腹中翻江倒海的疼痛感,忽地,风平浪静了。如冰融化于烈火,如火消弭于风雪。肚腹里是一个干净而宁静的全新世界。
“妈,我不疼了。”我虚弱地说。“怎么不疼了?”妈的声音极度疲倦。“忽然,就不疼了。”我说。我的声音虚幻又真实,犹如从地底升起。“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走。”
妈又背了我一程,终究体力不支,放我下来了。
我走在前面,妈走在后面,田埂在我们脚下无限延伸,麦子几乎没过我的头顶。全世界的麦子在我们身边生长,成熟,吐纳生命的勃勃气息。直到回家后,我躺在藤椅上歇息,半梦半醒间,眼前仍然浮现出这海浪一般涌动不息的麦子。
作者:甫跃辉
编辑:谢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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