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6年11月5日，袁鹰先生就在《文汇报·笔会》发表了散文诗《何太太和她底女儿》。他给本报写得最多的，是关于文坛的人与事。如今，他也成为传说中的老爷爷了……

这篇《“我还有些话要跟你说” ——忆子云》刊2011年4月4日《文汇报·笔会》：

前年突然接到李子云噩耗时，怃然良久，抬头看窗外云天，不禁又一次哼起“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那首歌。想起六七年前，参加《夏衍全集》编委会最后一次聚会握别时，相约在上海重晤，子云说了一句：“我还有些话要跟你说。”我明白她在参加编全集过程中遇到一些不尽如意的事，虽然时过境迁，也还憋在心里，不吐不快。不料此后竟未能再去上海，她也没有来北京，一别竟成永诀。遥望申江，仿佛在红尘扰攘中又见到淮海中路的那个悠然独行的倩影。

我只比子云略长几岁，属于同辈人，都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追求自由、民主和解放的革命浪潮中走过来，也都经历过60年来一次次春阳秋雨，烈日严霜。解放初期，上海市委从地下党的学生党员和进步青年中挑选了一批优秀分子，充实到市委机关工作。夏衍当时担任市委宣传部长，他的办公室就分配来一位曾是天主教会创办的震旦女子大学学生小李。夏衍还兼任军管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和文化局长（担任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更多至二三十个），他不愿在门禁森严的市委大楼办公，每天就在河南路汉口路口的文管会小楼上班，同外界联系方便得多。那里距我工作的解放日报社只有一箭之遥，每次去文管会找夏公，必然见到李子云，这就是我同她结识的开始。所有去文管会见夏公的人都会记得性格恬静、工作细致、热情待人的小李，夏公的工作作风严谨细心而又平和亲切，从不摆领导架子，去见他时，谈完工作总会聊点闲话，小李就会微笑坐在旁边静听。有一次闲谈时我对夏公说：“这座小楼原先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上海沦陷期间是《新中国报》，你这间屋子说不定就是袁殊的办公室。”夏公听了微微一笑，大约想起袁殊负有特殊使命打进敌人阵营内部的坎坷遭遇，又轻轻叹口气。小李可能不清楚说的是谁，只轻轻问了一句“袁殊？”就没有再说话。夏公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在他身边工作，耳濡目染，得到言传身教，无疑是幸运而愉快的。

上世纪50年代中，夏公奉调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我已在前两年调到《人民日报》，见到他的机会更多。第一次见到时，我问为什么没有把小李带来北京。夏公笑笑：“哪能由得我？”接着就说：“她现在在宣传部文艺处，也蛮好，可以写文章了。”果然，那时起，上海报纸杂志上就陆续出现署名“晓立”的文艺评论，热情推荐新作品，严肃批评创作上一些不良倾向，数量不多，却常引人注目，风格清新，没有八股气，更没有当时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常见的帽子和棍子，娓娓道来，别具说服力。作为老朋友，我读了自然感到亲切。可惜那几年没有机会去上海，未能晤面畅谈。

1960年秋天，子云作为上海作家代表团成员来北京参加第三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刚建成一年的人民大会堂里，坐满来自四面八方的文艺工作者，喜气洋洋。有一天大会发言，当时已经受瞩目的年轻西藏女歌手才旦卓玛讲了自己的身世和感受，生动感人，全场掌声不断。她用藏语发言，由站在身边的一位女同志逐段翻成普通话，声音清脆柔美，充满感情。大会休息时，我到后台休息室去看望夏衍同志，意外遇到子云正陪着夏公同别人说话。说起才旦卓玛刚才的发言，夏公不无得意地说：“我这个主意不错吧？”原来他作为当天大会主持人，事前将才旦卓玛的发言稿让人翻译成汉字，逐段做了记号，在何处暂停，由别人为她念一段翻译稿。而这位临时站在才旦身边担任译员的正是李子云。她并不懂藏语，却为才旦卓玛“翻译”了一篇声情并茂的发言。50年后，当年参加大会的人如果还健在，可能会记得才旦卓玛的发言，却未必都知道为她作现场翻译的是李子云。

那次文代会之后的60年代初，文坛有过一个短暂的宽松期，接连出现一批优秀小说、戏剧、电影和音乐美术作品，上海成立了文学研究所，子云调去文研所工作，名副其实成为文艺评论家。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又是阴霾密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上海那位以“左”起家的“一言堂”主，忽然又抛出“大写十三年”的高论，鼓吹“只有写解放后的十三年才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使作家、艺术家们处于严厉的桎梏中，头上总是悬着一柄不知何时会突然降落的利剑，笔下自然就不免踟蹰，评论家晓立也只好搁笔。以后十年大动乱，所有正直善良的文人全罹厄运，在劫难逃。“文革”后期我有机会去过几次上海，看到南京路外滩密密麻麻的“大字棚”上，还在连篇累牍地批判“文艺黑线”，批判“四条汉子”，点名诬陷巴金、周信芳等许多老作家老艺术家。悄悄地向老朋友打听一些熟人的下落，全无确讯，不知正在何处受罪。问起子云，他也说不清楚，只说：“大约在奉贤干校吧。”

雨过天晴，噩梦醒来，人人精神焕发，奔向新的征程。在上海和北京再遇到子云，如同换了一个人，心情舒畅，说话如潺潺春水。她先到《上海文学》担任副主编，在巨鹿路上班，但是牵心的却不只是刊物和稿件，而是关注着十年浩劫重创后一片混乱萧条的上海文坛，为一些现象忧虑不已。80年代初，我有一次陪日本文化代表团访问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当时负责上海作协工作的茹志鹃和子云同我约好，到我住处畅谈到深夜。她们为一些事情苦恼，特别是“文革”给文艺队伍造成的隔阂，即使在老一辈中也在所难免。我不明底细，但是很能体会她们的处境和心情，经受了一场旷世大悲剧，都在血火炼狱里煎熬之后，多么热盼度尽劫波，相逢一笑，大家抖擞精神，携手共上新的征程啊！谈话中，子云惆怅地回忆30年前在夏公手下当秘书的日子：“那时候多痛快！”我只好以微笑劝慰：“想当年你只管当好秘书，工作单纯，哪能像现在呢？”心里却在祈愿这种处境早早结束，让子云早日回到她所钟爱的文学事业上来，那些使人烦恼的事，总会如过眼云烟的。那时我已经读到她评论茹志鹃、张洁等几位女作家小说的一些文章，她若能在评论园地上多多施展才华，该有多好！

两三年后，收到她寄赠的评论集《净化人的心灵》，不禁欣喜万分。女评论家执笔评论当代女作家的作品，至少我看到的这是第一本。何况子云又是一位心热似火、心细如发的人，能发现一般男性评论家未必能理解的细微之处，因而当然更能使同性作家折服。《净化人的心灵》是她评论宗璞小说散文集的题目，用作书名，显示了作者的细密用心。亲身经历了多年风雨，经历了世事沧桑，让她既洞悉了某些人心灵的脆弱和猥琐，也看透了某些人心灵的卑鄙和肮脏。她用手中的笔，为“净化人的心灵”这个崇高而神圣的境界，孜孜不倦地追求了一生，为我们带来多少真、善、美！

子云远行后，重读她这本书，重见“净化人的心灵”这六个字，禁不住感慨万端：久违了！30年来，经济大发展、国力大增强的同时，人们面对层出不穷、肆意蔓延的贪腐现象和违法乱纪恶行，常会痛心地想起“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那两句老话。子云所热爱并且为之献出大半生岁月的文坛，在新作如林、新人辈出的同时，不是也同样时时出现类似官场的种种争名夺利、浮躁虚夸、将千万读者置之脑后的恶劣风气吗？如今，人们急切地需要大声疾呼、切切实实地采取措施来“净化人的心灵”。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艺术家，不该首先拯救和净化自己的灵魂吗？就这一点说，子云可能是带着一些素愿未酬的遗憾离世的，泉下重见夏公，就将这些忧思和感慨，去向老人家尽情陈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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