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委党校有一位离休的老教授，已经是髦耋之年了，每次出席友朋的聚餐会，都要带着一个本子，将饭碗扣在纸上，用笔画个圆圈，然后按照座次一一填写就餐人姓名。他说，已经积累厚厚一大本了。是何用意，我未便询问；当时只是想：此老之不惮烦，实为有心人也。

当年司马迁撰著《史记》，写到《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时，根据情节的需要，特意标明几个主要人物的座次：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陪侍，西向坐。在这节文章中，作者交代了相互关联的四件事：一是范增一再暗示项羽，怂恿他趁机对刘邦下毒手；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邦）”；三是项伯随之拔剑起舞，出面遮掩，对刘邦予以保护；四是张良见势不妙，赶紧找来樊哙。这四个方面，都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所坐的位置。范增和项羽斜对面，而且十分靠近，这才有可能“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而项庄是从项羽和范增的空隙处进来，对着刘邦舞剑的；项伯座位应该是靠近刘邦的，这样，他拔剑起舞才能起到翼蔽作用；张良所处位置，恰好把上述情景看个分明，眼见事态紧急，才起身出外，召唤樊哙。

后人可能要问：“鸿门宴”发生在公元前206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为公元前110年，就算从这年开始动笔写吧，相距“鸿门宴”已接近一百年了，当事人、目击者肯定都已不在。那么，他是怎么掌握当时的座次顺序的？恐怕只能揆情度理，借助想象了。如果当时有个老教授那样的人，用碗画个圈圈儿，记录下现场座次，那可就方便多了。

实际上，《史记》中关于座次的记述，绝非仅此一次，说明太史公对此是很看重的。比如，《陈丞相世家》中讲，项羽为了招降王陵，让被掳的王陵的母亲东向而坐，用贵宾之礼相待，以示敬重。《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要活捉广武君李左车，悬赏千金。有人就把广武君绑来送到韩信的麾下。韩信立刻松了他的绑，并请东向而坐，自己执弟子之礼，西向坐陪。还有《南越列传》，叙述汉使出访汉之属国南越的经过：在酒席上，汉使者以钦差身份面向东坐，南越王面向北坐，王太后面向南坐，丞相吕嘉和众大臣都向西而坐，侍候饮酒。这种座次顺序以及人物的尊卑关系与“鸿门宴”大体相似。

你看，太史公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记叙人物的座次，用以反映当时的尊卑、主从关系。

在古代中国，座次问题被纳入礼的范畴。儒家认为，礼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有言：“不学礼，无以立。”说的是，不掌握礼仪，在社会中无法立身行事。因为礼仪是人际交往、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体现了一个人、一个社会组织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素质；整个社会、民族的上下、左右关系，都是通过礼来协调与制约的。

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说：“‘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

人类社会成员是众生群居的，不像笛福小说中所写的鲁滨逊，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独自生活二十几年；即便是鲁滨逊，最后也还找了一个伙伴“星期五”。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组成的集体，在日常交往和各种社会活动中，就必然会发生秩序、程序、次序，亦即社会关系准则的问题。无论其为传统的等级严明的社会，还是现代的所谓以平等主义为政治价值观的社会组织，都需要通过上层统一颁布，作为法定制度，或者由群体共同议定，约定俗成，制定出本群体所共同认可的秩序标准、礼仪程序、行为方式，并在社会交往、日常活动中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