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

■王宏图

“需要闭上眼睛，用尽所有的力气才能把过去找回来”——这是谁在喃喃低语，神神叨叨，一惊一诧？艾伟的近作《南方》以此开篇，借傻子杜天宝之口，将永城数十年间纷杂错综的情事纠葛一一牵扯而出。这部写作时间长达四年的小说，原先因将现时推衍的情节主干线索框定在一周之内，故定名为《七天》，后因余华在2013年抢先推出了《第七天》，为了避免撞车，艾伟无奈另行取名，最后选定了“南方”这一涵盖面极广，既具体可触又抽象得万金油般的题目，承续其一贯的风格，继续书写萦绕在南方小城内外的爱恨情仇。

艾伟笔下的南方，禀有鲜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特征：酷热难熬的夏日，砭人肌骨的寒冬，还有一年四季盘桓不去的潮湿。在他文本的字里行间，南方的情韵、气息、节奏不经意间流溢而出，共同织缀成了南方的妖娆与阴毒。读着艾伟的小说，不禁联想起同样擅长南方书写的苏童。两人年岁相近，生活的地域相距并不遥远，但其差异却是一目了然。苏童也写过不少以当代生活为背景的小说，诸如《蛇为什么会飞》《河岸》，但他最出色的作品（《妻妾成群》《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米》等）却是以民国为背景，但它们往往只是显豁出糊涂的轮廓，供作者展示人物不无颓靡、悲凉的命运；相比之下，艾伟的目光则牢牢聚集在当代的生活之上，因而少了苏童式的阴郁，但他的笔触却显现着另一番老辣，与苏童近乎唯美的沉溺式书写不同，他关注的视野常常超越了世俗生存的层面，深入到罪孽、良心、忏悔、赎罪等领域，耐心而敏捷地捕捉着人性深处难以勘测的微光。

在2002年、2006年推出的长篇《爱人同志》《爱人有罪》中，艾伟集中展现了上述主题。《爱人同志》中的女孩张小影，凭着对英雄的仰慕，毅然与残疾军人刘亚军结为夫妇。但婚后的生活并不是像童话中所言“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世俗华美的霓彩散去后，日常生活的艰辛、冷酷渐显真容。而夫妇两人间带有虐恋特性的关系，成了艾伟倾心书写的重心，这一切随着刘亚军自焚戛然而止。其后问世的《爱人有罪》与《爱人同志》在主题上可谓姐妹篇，尽管人物、情节并无勾连。无辜的鲁建莫名地被诬强奸了俞智丽，在牢狱中度过了八年。出狱后，他与俞智丽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后者为深重的内疚所困扰，自愿向他献身，欲藉此补偿他所受的牢狱之苦。出人意外的是，鲁建对此并不领情。他一面享用着俞智丽的肉体，一面对她竭尽折磨虐待之能事，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将他蓄积在心中的怨愤排解而出，直至被人飞刀夺命。这两部小说触及的人性的深度是当代作品中罕有的，它关注的并不只是世俗的家短里长，而是人性深处潜藏的罪恶与相关的伦理责任。在艾伟锋利的解剖刀下，原本无辜的受害者转眼间可变身为施暴者——这一维度对沉溺于尘世生活、缺乏精神超越的国人无疑显得有几分陌生。

2010年发表的《风和日丽》是艾伟迄今篇幅最大的长篇作品。它以私生女杨小翼寻找生身父亲为主线，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作者似乎厌倦了封闭湫隘的两人世界，而将景深往深广处推展，将杨小翼传奇性的命运与数十年的历史变迁交错融合。它成了艾伟作品中可读性最强的一部，被改编成电视剧也在情理之中，但先前作品对人的灵魂的拷问力度却明显地减弱了。

和前两年发表的《盛夏》相仿，艾伟在《南方》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回归，在叙述技法上也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综合。它将被谋杀、抛尸河中的女人罗忆苦为枢轴，通过你我他三个人称叙述（包括罗忆苦的幽灵）的混搭，将她与肖家父子、夏小恽、须南国几个男人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的社会风云变幻融为一体。与《风和日丽》相比，由于三个人称叙述的并置，给作者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罗忆苦复杂诡谲的经历中也触及到了罪孽、良心、忏悔、赎罪等熟悉的元素。虽然作者笔法娴熟流畅，但读者的阅读耐心还需要经过一番考验，就像全书开篇所言，有时的确需要用尽所有力气才能将往事还原，才能将那些零散的碎片重新拼合为一个整体。艾伟宽容、不失怜悯地打量着由他孵化出来的男男女女，细心地勘测着他们欲念的强度和广度，暗中为之扼腕叹息，或者只是略带苦涩的沉默。在《南方》中，艾伟尽其所能将其对人性的书写推到了极限点，而极点之外的风景，目前尚迷蒙不清，有待于作者日后进一步的拓展、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