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积淀五千年的文化自信》蒋海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牵引着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凝聚融合成一个集合体?在整个历史演进的轨道中,除了一个朝代不断更迭具象而有形的实体中国以外,是否还隐藏着一个抽象而无形的文化中国?
该书既是一本中华民族形成的极简史,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发展史。通过仔细研究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作者提出中华民族除了是族群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
“崖山之后无中国”?
宋朝灭亡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游牧民族为主导统治的朝代。十三世纪初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并建立了强悍的军事封建帝国;公元1271年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国号为“大元”,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作为武力征服者的元朝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中原统治地位,不得不采取改弦更张的政策——“改旧俗,行汉法”。
忽必烈颁诏即位时,即将称谓从蒙古传统的可汗改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皇帝。而元朝之“元”字,本身就取自《易经》中的“乾元”之义,因此这个国号可以理解为“新中国”的意思。汉化在元宪宗也就是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做大汗时就已经开始,而至忽必烈时最为坚决,他诏令全国“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月释奠”。同时,他还坚持用汉字而不是蒙文来书写元朝诏书。忽必烈之孙元成宗即位后在京师大建孔庙,尊孔崇儒。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元成宗的侄子元仁宗(1285-1320,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元成宗晚年患病,由皇后伯卜鲁罕掌权。1305年,皇后卜鲁罕排斥异己,将诸王子遣逐流放,后来的元武宗海山北放,年仅二十岁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也被遣至怀州。两年后,元成宗病卒,由于其独子先于成宗早卒,没有子嗣继位了。卜鲁罕就与左丞相阿忽台图谋拥立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继位。这个安西王是个什么来路呢?此人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孙,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先领兵进入京城平叛,除掉了卜鲁罕及她试图拥立的安西王阿难答。当时,朝廷内外很多人支持爱育黎拔力八达称帝,但是他坚持等哥哥海山回来当皇帝。
海山赶入京城即位,是为元武宗。元武宗封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弟,相约兄终弟及。后来爱育黎拔力八达谨慎低调,尽职尽责,全力辅佐哥哥元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能在先占京城的情况下把帝位让给哥哥,这完全是儒家的价值观孝悌之德的体现,也是中华传统宗法制的坚定捍卫者,他即位后史称元仁宗。
在元朝的皇帝中,最亲近汉人的就是这位元仁宗,他任用汉臣,恢复科举,大兴文艺,力行“汉法”,恢复以儒学思想科目为主的科举制,说“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这一系列改革措施迎来了元代中兴。
因此,元朝的经济文化在其统一全国后初期基本继承了宋朝的繁荣与多彩,其成就让来自罗马的马可·波罗羡慕不已,《马可·波罗游记》后来成了西方了解东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作为在蒙古草原长期实行奴隶制部落式的游牧民族,自身刚刚实现部落统一,狂扫欧亚大陆之后,便入主中原,它整合了原本长期分裂的中华南北文化圈,更因为疆域的庞大拉近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并把藏族文化纳入了中华文化的大家庭,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产生遵循中原文化的意识和行为,应该说,其文化认知方面,实在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了。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蒙古灭宋建元是毁灭了中国文化,最著名的当属日本人提出的“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个说法了。那元朝究竟是不是中华文化的一分子,究竟是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呢?让我们来看看灭元的洪武帝朱元璋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吧。朱元璋曾经说过:“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胡汉一家,大明主宰”。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元朝取代宋朝,还是明朝取代元朝,都只是普通的改朝换代。“胡汉一家”一直是中国的常态,没什么了不起的。宋朝被元朝取代只是亡国,不是亡天下,因为整个文化传统的天下被元朝继承了。
洪武元年(1373),朱元璋下令祭祀从伏羲到忽必烈的十六个开国帝王,并自称继承了他们的伟业大统;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又下令祭祀中国历代名臣三十七人,既包括武圣关羽、民族英雄岳飞等汉族名将,也包括了哲别、博尔术、赤老温、伯颜等蒙古族将领。嘉靖十一年(1532),明朝政府又在北京建立历代帝王庙,同样包括了元世祖忽必烈。朱元璋的这些观点,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观,不啻给满蒙非中国论一记耳光。
王朝灭亡,文明延续
正如孔子在《春秋》中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是夷狄还是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所习用的文化。如果夷狄到了中原地区,沿袭了中国文化的习俗,那他们就成了华夏族群的一员。而中原华夏族如果在边远地区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习俗,那他们就不是华夏族的成员了。
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观点,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他的意思也是说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有本事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都可以成为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这就是孟老夫子的“中国圣王无种说”。这也是华夷之辩不是血统上的区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异说法的根本来源。
因此,不管元朝代替宋朝,还是清朝取代明朝,都是中国历史的正常朝代更替。现代的我们还可以畅通无阻的阅读并理解元清时代的文化遗产,是因为汉语和汉字的使用一直没有被禁止过。如果元、清不属于中国朝代,那么,用汉字书写的北朝史、大理史、西夏史、辽史、金史等中国边疆的古代历史都是一本本外国史?甚至成书于这两个时代的四大名著和《窦娥冤》《西厢记》等都是外国小说、外国戏曲?马可·波罗描写的繁华的北京风情都是异国他乡?这简直太可笑了!
其实民族血统这事,在古代一直不算气节上的大事。无论什么血统的民族,他们只需要向合法的政权效忠就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文化认同。
所以朱元璋在把元顺帝赶出北京的时候,自杀殉国的汉族官员是蒙古官员的好几倍,而明土木堡之变时,明英宗朱祁镇身边战死的蒙古族卫兵也不在少数。正是因为如此原因,朱元璋昭告天下说:“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蒙古的草原帝国和元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元朝只是当时蒙古整个草原帝国的其中一部分。虽然元朝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但成吉思汗到生命的最后都根本没有跨过长江一步。
成吉思汗建立的庞大帝国,东到西伯利亚及朝鲜半岛,西到中亚和中东的一部分,南到印度半岛的大部分。这个帝国疆域虽然辽阔,但是不稳定因素很突出,主要由包括元朝的四个大汗国和若干个小汗国,以及其蒙古大漠根据地组成。蒙古大汗由各汗国共同推举。除了元朝以外,其他汗国也在征服的过程中与当地人融合,接受了他们的文化,甚至还有部分蒙古人改变了宗教信仰。
因此,在这个多元的草原帝国中,中国的大元王朝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忽必烈的大汗也是他自封的,并没有得到其他汗国的一致拥护,元朝的政令经常也就只是在中国管用,其他汗国都是不买账的。
我们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元朝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并不代表整个蒙古帝国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无意也从来没有去分享蒙古帝国征服全世界的荣光,但是忽必烈以后的历史当然就是中国的历史。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成吉思汗作为一个帝王要比忽必烈伟大得多,但朱元璋也绝不会把他作为中国历代帝王中的一员去祭祀。
虽然元人接受了汉法,用中国文化传统来统治中国,但当时的蒙古族贵族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做好统治中原的思想准备,表面上的行为改化,并不能掩饰思想上的保守性。特别是元朝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依然按照近乎奴隶制的方式,以民族为类别,把居民分成四等,将蒙古族与包括色目人(对来自西北其他汗国的各族以及中亚、西欧等来华各族的总称)、汉人(主要是原中原地区的汉、契丹、女真、西夏族人等)、南人(原南宋地区汉人)等在内的几大族群,以有形做法、无形意识的方式相互对立起来,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加重了民族间的矛盾,但也加速了女真、契丹、渤海等同被列为三等族群之人的汉化道路。
元朝曾借重儒家文化,但汉人儒生仅是作为一般性的官吏而已,其组成各级政府的官吏们,实际上就是由一些理念、专业、志趣等各不相同的人,所进行的简单人力组合。同时,中央政府从未真正意义上在行政、人事、财政等方面,对地方政府有所节制。可以说,未能形成有组织、有效能的行政体系。
灭金入主中原之初,就有一些目光短浅的蒙古贵族向元太宗窝阔台提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地”。幸亏已经彻底汉化的原契丹贵族贤相耶律楚材及时驳斥而未能实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能大多数人会认为,如果真的采取这样的政策的话,汉族人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其实,真正会亡国灭族的也许首先会是元朝。汉民族具有较为系统化的文化体系,且文化本身的力量就在于巨大的向核力,特别是汉族所秉持的文化聚核力和文化张力一旦集体迸发,其反击力度决不逊于任何民族!
“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思想上的愚昧、观念上的落后、制度上的弊端、行为上的粗鲁,特别是在中原未能真正意义上尊重农耕人文需求,遵从中原人文秩序,拒绝更彻底的中华文化,于是,蒙元王朝最终回归北方草原,继续回到游牧生活。与此同时,另一支能够适应农耕文化并最终留在中原持久生活的广大蒙古人,慢慢融入中华文化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任何不遵循中华文化的统治者,就不可能真正立足中国,也不可能为中华文化所接受,必将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思想上、行动上的全面反抗,最终也必将在文化上被中华文化所吞噬。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在观看了元杂剧《赵氏孤儿》之后说:“统治中国的王朝虽然会灭亡,但中国古老的文明却将永远存在。它深深扎根于人民当中,成为他们民族献身的美德。因此,在中国大地上,真正的被征服者,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成吉思汗和鞑靼族。”
历史上,以攻城略地的战争形式所表现的文明冲突,从来都是血淋淋的,也是冷酷无情的。现实中,以意识形态的占据为表现形式的文明冲突,无所不在地渗透于工作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
其实,只有适合人文需求总体发展方向的,才是我们应该探索追求的。真正支撑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恰恰是根植于我们血脉、书写于我们历史、养成于我们生活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