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况且况》

李长声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卢冶

李长声是东北人，好酒，早年当兵，退伍后曾任吉林长春某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其后“赶大流”负笈东瀛，用他自己的话说，“龙岁竞舟日，遭踬渡扶桑”，专攻日本出版史，成为出版界和书评界的“个体户”，作文之余，照当图书馆和酒馆的常客。廿余年来，“从东京到北京一路专栏”，谈瀛而起枕日而眠，让他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拨“知日派”。他精通汉诗，有文字洁癖，单篇文章通常不超过两千五百字。三年前三联书店曾为其出版文集，上百篇随笔聚首，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一个更长的李长声。

今年的三辑自选集亦是如此，篇幅精简，内容上却分量十足。在文集的编排上，传达了一种明显的整体性意图。如这辑文化与历史卷《况且况且况》，便大致以历史的时间线布局，单篇文章的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文章之间彼此搭配，不知不觉就穿引出一条日本文化和国人观日的基本线索。按照李长声的梳理，那条“中国人的观日史”的谱系早自陈寿写《三国志》那会儿就起步，穿过漫长的“古典时期”，越甲午、民国，直到二战后都还不温不火，却在二十一世纪的旅游热之后，迅速发展出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社会派、御宅派、耽美派、美食旅游派、宗教历史派、文化历史派……十年前他们还各自单打独斗，如今已然绞缠一起。这是一出庞大而缺乏主题和调性的交响乐，经常需要借助“别以为你谈的是真正的日本”、“你要这样去读日本”这类惊悚的前奏登场。

在争相贡献自己的观点时，言日者们并不全都清楚“言日”的意义，这些言论究竟能保护我们免于什么样的伤害，这些或迷恋或睥睨的表情包，要召唤的又是什么。

李长声认为，现代亚洲历史上无止境的福祸交替，让我们很难在谈起这个冤家的时候“冷静客观”。在“那场战争”之后，“历史”便成了与中国和日本同桌的第三个人。中国游客蜂拥于樱花树前拍照时它在，“扎堆”银座疯狂购物时它在，甚至“网易云音乐”每一首日本歌曲下面的评论，也总是会因为它而爆发一场与歌曲本身全然无关的争吵。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开始，国人“言日”的领域便充满了这类压力和五味杂陈的感慨，直令人“没法愉快地听完一首日语歌”。普通人的“哈日”与“反日”可以泾渭分明，“知日派”们却需要在“面对问题”和“视而不见”之间作出选择。

李长声习惯于以轻就重。他的老读者们每年期盼着他最新的散文小册子问市，看他如何以非学术的随笔、非学者的姿态，信手拈来草是剑，歪打正着地撬动这个小而沉重的岛国话题。他为文以雅痞含蓄的幽默著称，在回应充满“历史性焦虑”的读者时，也会用“哈，日本”的表情一笑置之。这本《况且况且况》却在他一贯的风格之外，别具一种郑重庄严的口吻，不仅是对“历史”块垒的直球回击，也是对他自身的文化史观的一次耐心而细致的梳理。

顶着“知日派”的名声，李长声却并不标榜自己的客观性。他相信历史诚如镜，只不过镜像是我们调整姿势后摆出来的。如果“知日”是一个实然的文化使命，其核心就应该是描述这些镜像、这些姿态的表与里，追溯它们漫长的前史和背后的心理动因。

态度如是，至于实践的方法，则知日派们各有擅场。李长声的方法，就是寻找那些像贵金属一般体积小、密度高的历史节点，让读者任选线索、自行延展。这种行文特色的原因，一方面是作者好短文，“点点”俱到可以，面面俱到则难。另一方面，这是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吸聚信息，又能静置和沉淀各家观点的手法。首篇《桃太郎》就是一例：就像现代以来的国人经常将革命的象征寄托于孙悟空一样，桃太郎这个看似轻松的神话形象也叠加了日本历朝历代的家国梦。不少日本思想家和文学家都敏感地意识到它的作用，并试图通过重讲桃太郎的神话来引导大众的情感方向。这些心态和其产生的历史效应，都被李长声尽收文中，至于福泽谕吉的启蒙、芥川龙之介的嘲讽何者为是，便是读者的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