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湖南文艺出版社准备为《绘图新百喻》再出新版，不禁感慨系之。这本初版于1992年的小书，转瞬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距我开始写这个系列，则已近三十五年。

开始想起用浅近的文言写作这种寓言式的短文，是我1981年从新华社湖南分社借调到新华总社参与创办《瞭望》月刊之后。

月刊工作节奏较为舒缓，那时又正值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言论颇有余地。工作之余，也写一些杂文给其他报刊。到了1984年，适应新闻工作的需要，《瞭望》月刊改版成为新闻周刊。从一个月一本到一个月四五本，工作量骤增。我在文化编辑室工作，又参与创办《瞭望》周刊的一个文化副刊——《珍珠滩》，每周四页。依据副刊的特点，我觉得需要积储一些短小的、时间性不太强的文稿,以便于安排版面，有类于“补白”，又不同于补白。这样的文稿，最好只有几百字，但几百字的文章最难约稿，只好试着自己动手。最初的想法，一要短，二要抗压（这类稿件无法追求新闻时效，却须有较长的存在价值）。短，便试着用浅近的文言，免得的了吗呢、因为所以一大堆；抗压，便采用寓言体，不求事件的新闻性，但要贴近今日社会的热点。这样，便陆续写了十几则文言体的寓言。譬如，那时正号召认真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可是，有的领导却有意无意只选拔听自己话、为自己服务的岗位“代理人”。第一则《荐贤》，针对的便是这种情状。又譬如，针对正事不理、相互扯皮、内斗不休的现象，写了第二则《坠瓶》。写罢十七篇，送给一位负责人看，不料半月过去，“留中不发”。我想，或许寓言的针对性太强，令他犹疑吧。但那时我已由华君武先生绍介，约请丁聪先生为这些寓言作图，并蒙慨允，若《瞭望》迟迟不予刊出，如何交代？只好不动声色、主动撤回，那位负责人似也如释重负。于是，他不为难，我得自由，两蒙其休。

我把这些寓言分别寄给《新观察》《方法》《中国青年报》《北京支部生活》等报刊，很快均予刊载，并继续索稿。这样，同丁聪先生的合作也便得以继续了。

1988年，曾彦修（严秀）、林文山（牧惠）二位先生应湖南文艺出版社之约，主编一套《当代杂文选粹》。严秀先生写信给我，要我把自己的杂文选一些给他们看看。二位先生都是杂文名宿，闻名已久，便立即把那时所写的二三十篇短文，连同已发表的二三十则文言体的“寓言”（总名之“杂说”）一并寄去。不久，得到严秀先生回函，说他同牧惠都已看过，决定收入《选粹》，为统一规格，让我自行斟酌，把文字控制在五六万字，但严秀先生说，“杂说”二十九则，一篇也不要删，这也可见他的喜爱。但碍于体例，不能收图。丁先生大度，未置一辞。

《当代杂文选粹·东耳之卷》于1988年10月印出，这是“新百喻”的第一次结集，也是这些寓言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第一次结缘。那时，我不在《瞭望》刊发的文字，均以“东耳”为笔名，以示不是职务文章，也没什么其他意思，不过是把“陈”字拆成两半而已。后来发现还有两位不曾谋面的朋友，或名“东耳”，或名“耳东”，大约也是姓陈吧，为了避掠美之嫌，便索性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了。

1988年之后的一年，原先刊载“新百喻”的刊物，有些停办了。恰在此时，《读书》杂志赵丽雅君（扬之水）来找我，说是沈昌文先生希望我将“新百喻”这类文章交给《读书》杂志刊登。她说，这样的文字最适合《读书》。

《读书》是当时一本非常受欢迎的刊物，从发刊时的《读书无禁区》起，我便是它的热心读者，当然欣然允诺。于是，一面先将几篇也是由丁聪先生作图的《玩具杂咏》交给《读书》，一面开始续写“新百喻”。后来，沈昌文先生告诉我，吕叔湘先生看了《牵线偶》《爬梯偶》《泥僧官》等 《玩具杂咏》后说，《读书》就应该登些这样的文章。前辈先生这样说，当然对我是一种鼓励。从1991年起，《读书》就将“新百喻”辟为专栏了。

《读书》那时每月有一个“读书日”活动，作者、读者随意参加，来去无定，也无“主题”，只是随意闲谈。有一次我去时，已是高朋满座，丁聪先生正同几位老友闲谈。看到我去，就招手呼唤：“陈四益，过来过来。”等我过去，他便向几位前辈介绍:“这就是那个老头儿”。弄得我一头雾水。我那时五十刚过，未能称“老”。一时手足无措。丁先生笑道：“他们刚才问我：同你合作那个老头儿是谁？正好你来了。”大概“新百喻”用了文言，又是同丁先生合作，老先生们便想当然以为必是一个“出土文物”了。后来，王蒙先生也问我，怎么能用文言写作？我说，照猫画虎罢了。他笑道：照猫画虎也得看许多猫才行。我说，猫倒是看过一些的。

绘图“新百喻”写到几十则，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欧阳强君便到北京来找我，希望将“新百喻”交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湖南是旧游之地，湖南的几位出版家如李冰封、钟叔河、朱正、弘征等先生也都是亦师亦友的前辈，欧阳也是熟人，在湖南时就认识，便一口答应下来，也向丁先生作了报告。待到百喻数足，欧阳又来，便将文稿、画稿一并交付。欧阳心细，又拜访了丁先生，请教封面、开本、版式、文图如何安排为好。丁先生是大行家，一一指示，欧阳也一一遵命，所以这本《绘图新百喻》的开本、版式、装潢，都别有趣味。加之严文井、王朝闻、方成三位前辈都欣然为此书作序，更令此书增价生色。

初版印了一万册，这在那时已是很可观了。但还是看到的未必买，想买的未必能看到。有位读者抱怨跑了多家书店买不到书，结果后来在少儿类书架上意外看到。这大概因为有文有图，又是异型开本，颇类儿童读物的缘故吧。又有一次，在福建一家著名寺院的法物流通处，发现《绘图新百喻》竟与佛经一道，赫然在目，颇感意外。后来想想，当初发意用文言体写新百喻，本也受到《百喻经》的启示。寺院大德不弃，使鱼目得以混珠，实为大幸。

到了1997年，“新百喻”写到二百有余，终于带住，又蒙湖南文艺出版社为出《绘图双百喻》，收入“璧合丛书”。

不久前，欧阳强君自长沙来，告知拟出新版《绘图新百喻》，嘱我作跋，便想起了作者、编辑、出版社、读者的这些因缘，权以充“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