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

由于过去中国共产党对搜集情报、掌握敌情重视得不够，等于失去了自己的耳目，蒙受了巨大损失。为了接受教训，决心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成立第二科，把搜集情报的重任交给了陈赓。

怎么做好这一工作呢？虽然陈赓去苏联学习过，但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对于当时的中国革命者可以说，这个工作还是一张没有先例的白纸，对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小营长，要在这张白纸上写好画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陈赓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爱好钻研，从不做毫无边际的幻想，而是迈开大步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

在白色恐怖下工作，最好依托家庭作掩护，于是王根英就搬来和他住在一起。第二年便生了个小男孩，陈赓的父亲根据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名句“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给他起了个“知非”的名字。陈赓把王根英的9岁的小妹妹接来同住，组成了个真正的和睦家庭。就这样，他们在两年内还搬了5次家。

王根英自幼生长在上海，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所以尽心竭力地支持陈赓的工作，掩护他，保障他的安全，细心观察房前屋后的动静，注视南来北往的人群，并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然出现的情况。小知非逐渐长大，能说会跑了，王根英不让他知道父母的真实姓名和自家的门牌号数。有一天王根英的小妹妹带着知非在街上玩，看见红布包头的印度巡捕走过来，知非就天真地说：“你这‘红头阿三’的枪，没有我阿爸的好。”因为他见过陈赓的真枪。巡捕一听，瞪起了眼睛问：“你是哪家的孩子？快说。”就跟着他们到了家中，问王根英：“这是你家的孩子吗？”

“是的。”

“他说你家有枪，是怎么回事？”

▲ 陈赓夫人王根英和孩子

王根英吃了一惊，但马上机警地笑着说：“当然有呀！那是他阿爸从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和你带的这支还真有点像哩。”便从玩具柜中找出一把木制长枪和一支木制手枪给巡捕看，她从容的神情，安详的仪态，顺利地把巡捕支走了。

由于工作需要，陈赓经常改变自己的身份，变换自己的形象。曾在冯玉祥西北军任过师参谋长的张克侠，回忆1930年间，在上海同陈赓见面时的印象说：“陈赓同志来时是化了装的，他穿了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一进门就高声招呼，十分亲切。他英姿焕发，诙谐善谈。我先已听说他在不久前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伤，问他伤势是否严重？伤口是否复原？他立刻当场表演起来，一会儿纵身跳跃，一会儿又下蹲屈腿，显示他的伤腿已彻底痊愈。”这样的动作，又印证了牛惠霖大夫的高超医术。

苏策也见过一张照片，陈赓头上戴着便帽，很多头发露在外面，张飞式的络腮胡子从下巴延伸到耳边，和头发连接在一起，很像个旧社会的歹人。那是1950年1月第四兵团司令部驻扎在贵州省安龙县城时，苏策向陈赓司令员汇报工作后，见到这张照片的。陈赓说：“这是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照的。打扮成这种样子住在亭子间里，上下左右的邻居都是一板之隔的妓女和暗娼，夜里吵得不能人睡，但很安全。”可见他那时工作的艰辛。

▲ 化妆成平民的陈赓

陈赓时常改变打扮，是为了掩护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工作，便于和敌人周旋。他经常和警察、特务、巡捕、包探等交朋友，和上层人物也和三教九流的人拉关系，和他们混得很熟，深得他们的信任，见面都称呼他“王先生”。因此他能出入他们的活动场所和机关，从来没有人怀疑他就是他们日夜想捉拿的陈赓。

有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在法租界一家戏园里召开，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敌人突然包围了剧场，与会人员混在了看戏的观众中出不去，情况异常紧张。陈赓急中生智，立即站出来和围捕的警探合作，独自把守一个出口，将共产党员从他那里放走。

有一次，一个地下工作者外出，身上带的文件在电车上被窃，陈赓就利用三教九流里的关系去找，不出两天就找回来了。

传说有一次陈赓为了掩护中共召开的会议，装成算命先生在门外路边坐镇，下属们则扮成各色各样的人在四处游动，并不时到他的“摊位”来算命，实际是向他报告周围的情况。

陈赓后来发展到与上海国民党特务头子拉上关系，和青帮大头子杜月笙及下面的大小头目交上“朋友”，还和英国、法国租界巡捕房的上层人物打上交道……就使情报工作的面貌改观了。有几次，中共党的机关眼看要被破坏，某个中共党员处境岌岌可危时，因为事先得到了情报，得以及时转移，避免了灾难。甚至有的人被捕了，陈赓还能利用他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社会上的各种人士出面，想方设法进行营救。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发觉了陈赓的活动，就下令通缉陈赓。英国巡捕房接到通缉令后，急忙通知“王先生”，叫他协助抓陈赓，“王先生”满口答应。这就成了陈赓抓陈赓的有名的故事。

▲本文摘自《陈赓传》，《陈赓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作者：《陈赓传》编写组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徐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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