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

张宏杰著

岳麓书社出版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对中国的理解需要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下，或者说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下才能看清中国自己。对自我身份的寻求和认同，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每一代人都会书写属于自己时代的历史。当下，中国人需要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具有可读性和普及性的中国历史。历史学者张宏杰的《简读中国史》就是这么一本具有时代意识的好书。在世界历史的参照系中去书写中国的历史，既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也要超脱于中国中心论。

几千年的历史应该如何书写呢？历史叙事本身就是历史的理论，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来重新梳理历史，就变得非常关键了。在世界历史中寻找中国历史的叙事线索，在比较中探究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在书中，张宏杰列举了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的特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中华文明两头剧烈变化，中间不断循环；政治社会一方面不断循环，另一方面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推进；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新兴政权都是起自边疆地区。”中国的历史发展模式与西方并不一样，因此，套用历史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历史进程。

从文明的发展来说，地球进入全新世之后，气候变暖，人口增加，人类开始走向了定居，社会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在西周建立了封建制度，与之相适应的是宗法制度，家国同构，战国纷争，各国进行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建立了耕战体制，打破了大家族的血缘纽带，从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国家之下就是原子化的个体。法家的理论实现了国家汲取能力的最大化，也帮助秦国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贵族社会也就此终结了。“中国的贵族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基本结束了，而西方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也就是说比中国晚结束了一千多年。”

百代行秦政，“周秦之变”其实是国家形态的历史性重构，秦始皇建立了皇帝制、郡县制，搭建起来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了“官家主义”的基本国家权力结构。在此后的2000年中，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高潮迭起的皇权保卫战。皇帝就要以一人敌天下，以一个人对付所有政治力量。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必须是高压的、排他的，要镇压掉一切对自己有威胁的力量。但是皇帝只有两只眼睛两只手，需要防范的因素太多了，很多情况下顾不过来，所以就处处都是漏洞，按下葫芦起了瓢。

汉朝承袭秦制，但是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包裹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但是董仲舒的儒家并不纯粹，而是融合了法家思想，为皇权进行了巧妙的包装。除此之外，汉武帝重本抑末的政策，让中国的商业凋零，农业中国变成了中国的底色。国家的税收基本是实物税和徭役，带来的直接的后果就是这样的汲取方式会带来制度性的腐败，中央政府收一毛钱，落到百姓身上就是一块钱，百姓也会认为，皇帝是好皇帝，就是手下的官员把经念坏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是中国的特色，原因在于官僚国家破坏了曾经的自治空间以及商业环境。春秋战国期间，中国形成了越来越庞大的商业市场网络，出现了富可敌国的富商，但是汉武帝时期的抑商政策，比如盐铁专卖，商人的财产税，更厉害的是告缗令，商人之间相互检举，武帝末年，汉帝国已经民穷财尽了。

与汉帝国同时的罗马帝国是不一样的治理方式，没有基于血缘的皇帝制度，没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进入了后罗马帝国的时代，经过了1000年，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成长起来。商业网络和国家体系同步发展，欧洲国家越来越倚重金融制度的创新，我们可以说欧洲国家是一种新型的“信用国家”。最终，这一套后罗马的制度体系终结了帝国时代。

从周秦之变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就一直不断地在统一和分裂之间循环，这其中存在着几种矛盾，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等等，这构成了中国政治循环的主要逻辑，在集权与分权之间承载着兴衰成败。王朝更迭循环的历史叙事与正统的历史观互为表里。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在不断演化，两宋时期达到了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在这个循环中的巅峰时刻。

中国是不是一个农耕文明呢？从中原的视角来说，大体如此。然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并非是单一农耕文明的发展，而是农耕、游牧和海洋文明互动激荡的产物。中国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线索。从物质文明来说，马牛羊都是从草原而来，小麦、大麦等作物也是如此，包括战车、青铜器等等都是从外部传进来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以“人类之网”来描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就是这张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王朝更迭并不是内生的，或者说并不是农民起义之后“复制”新的王朝，取代中原政权的基本来自于游牧民。人类学家巴菲尔德发现入主中原王朝的游牧民族呈现顺时针的规律，从西北到东北，终于满族入关。游牧中国的移动性开拓了中国的领土空间，游牧中国也是游牧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 帝国与蛮族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同时存在。

中国也并非与海洋隔绝，而是有一个海洋中国的存在，海洋中国代表着一种商业冒险的精神，两宋时代，贸易是财政的支撑，有别于之前的王朝。在明代之后，海洋中国被锁闭起来，国家重归实物税，漕运取代了海运，我们看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朝廷为了应对财政危机，用的方法是抄没贪官和富商的财产。在皇权之下，天下皆是皇帝的私产，只有抢，没有借。明朝灭亡的时候，崇祯可能没有钱了， 但是朱姓王族以及高官们并不缺钱。而同时代的荷兰和英国建立起来了国家信用制度，也就是国债体系，这也是欧洲国家能够向全世界进行扩张的动力所在。荷兰、英国代表着一种海洋文明的兴起。

对于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张宏杰认为，“乾隆不知道，他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也许这并不是什么机会，只有海洋中国才能与当时的世界潮流相向而行，也有可能理解世界历史的方向。一个陆上中国与海洋世界的遭遇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并非夸大，而是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面临的又一次大变革。而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是激活了海洋中国，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使得中国跻身世界舞台之上。唯愿乾隆错过的，今人能够攥紧手中。

作者：孙兴杰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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