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陷阱》 [美]杰瑞·穆勒著

闾 佳译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无论是商业、金融等经济领域，还是政治、社会领域，测量并不能取代判断，不管这种测量多么科学，皆是如此。测量应当与判断相结合，既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同时又高度重视人的感受。

过度量化容易滋生欺诈和操纵

制药厂商迈兰2014年设定了一个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增长计划。根据该计划，如果公司利润每年能够增长16%，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也能有很大的增幅。迈兰当时垄断了美国的肾上腺素注射器市场。2009年—2013年，该公司将旗下的主力产品——双支装注射笔的定价从100美元提升至263美元，2014年—2015年，更是接连提价到了461美元和608美元。这种做法引起了美国消费者的强烈不满，最终引发了美国立法机关和司法部展开调查，股价受到重创。

美国知名金融机构富国银行2011年为了增加利润，为员工订立配额，要求员工对办理存款等常规业务的顾客签下额外的服务，如可透支服务、信用卡。如果员工未达配额，就面临无薪加班，甚至可能被解聘。该银行的配额设置过高，于是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通过私自为客户注册在线账户或借记卡等方式来完成。这种渎职行为严重损害了客户利益，虽然富国银行后来为此解聘了超过5000名涉事员工，还是被美国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及洛杉矶检察官等处以一亿多美元的罚款。

迈兰和富国银行的案例表明，与薪酬挂钩的绩效考核不是万能的。绩效考核归根结底是一种数据评估，往往会忽略掉业务流程、员工工作进程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导致员工被迫采用欺瞒、欺诈等不轨手段来加以应对。与薪酬密切挂钩的绩效考核，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只能将容易量化的指标（如业务员完成订单数）纳入考核，很难准确地测量团队协作、伙伴协助的因素；又如只能简单化地衡量当期指标，却不能较为准确地汇集当期指标背后的成本等因素。并且，因为绩效考核必然要促成排名，这对于团队团结的破坏力是相当显著的。

美国教授杰瑞·穆勒曾出版过广受欢迎的《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一书，他的新作《指标陷阱：过度量化如何威胁当今的商业、社会和生活》清楚地展现了西方金融界、商业领域，以及军队、医院、学校等部门因为过度应用量化指标而导致组织运转失效，并滋生了欺诈和操纵的组织文化。

《指标陷阱》书中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成因就在于，投行试图用标准化指标取代基于本地知识的判断。标准化指标对于上市公司的诱惑，使得企业、行业运作都越来越明显地趋于短期化，“时间视野越来越窄，带来了一种牺牲长远投资、提升即时利润的诱惑。重点放在季度收益和‘季度收益指引’上”。久而久之，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投行等代理机构，都很难抵御“调整”数据从而让绩效指标与预期相符的诱惑。

书中还列举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学院校、中小学、医疗机构甚至慈善机构、公共部门因为过度迷恋量化指标而导致的运转失调。美式的高等教育引入量化指标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捐助者，都在鼓励院校提高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提高毕业率，意味着高校培养质量的提高。但特定院校在招生对象的入学成绩、来自的地区、学习能力等情况大体稳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师资水平难以短期内大幅提高，不可能做到学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改善。因而，院校就通过向教师施压，降低考试和毕业论文考核难度的方式，来实现毕业率的提高。这与上市公司和投行篡改业绩的做法别无二致。

美国的医疗服务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排名末位，医疗支出总额和人均金额却排名第一，这其实与量化指标在医疗领域的泛滥也密不可分。《指标陷阱》一书详细解析了美国的医院为了满足政府部门、私营基金、医保部门等方面的数字考核，千方百计地在满足指标要求上做文章，甚至不惜损害患者利益，并对医疗成本的无度攀升视而不见。比如，因为医院、医生要被考核手术成功率、患者存活率，造成了大批危重患者被以各种理由拒之门外。

测量应当与判断相结合

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可以通过科学工具对原本无法精准测量甚至无法量化的事物进行量化。数字指标被认为要比主观估量更加客观、准确，可以取代经验。

《指标陷阱》这本书也指出，很多情况下，基于标准化测量所做出的决策，的确要比基于个人经验、专业知识做出的判断更加准确。比如，医生遇到罕见疾病症状，如果能够获得大数据提供的病例数据查询，其诊断就会更准确。而在金融投资领域，数据工具能够起到警醒投资者抵制认知偏差的作用。

问题在于，量化指标的收集和应用不仅需要成本，而且还必然改变组织运行的方式。如前述，在多个行业领域内，过度应用量化指标，导致了组织文化受到破坏，职业精神荡然无存，职业经理人要想“混”得好首先就要精于通过各种方法来操纵指标。不仅如此，由于指标的指引性，因而研发投入、人力资源培养投入、客户关系长期维护投入等方面的投入，往往都因为无法在短期内提高业绩，而被许多企业都忽略，这有损于企业的长期利益。

作者在本书中探讨了量化指标在商业等领域最初得到应用，以及发展到后来的过度应用的过程。这就不得不提及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勒。泰勒的创举包括工作任务的专门化和标准化，对所有活动进行记录，报告，再以针对性的激励、惩罚方式来加以调整。这种方式确实曾经调动了美国工业生产规模和水平的发展，却因为忽略了工人的隐性知识、工程师的研发热情，而使得现代工业无法真正意义上升格为精益化的产业。

正如我们通过许多企业传记作品、媒体报道所看到的那样，日本的丰田、京瓷等公司正是对泰勒的科学管理方式进行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改造，更加重视隐性知识和赋权带给员工的激励，而最终推动了20世纪后期日本知名企业方阵在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崛起。

《指标陷阱》一书并没有提出诸如“数据无用”“考核无效”“指标无意义”等绝对化的观点。本书作者认为，无论是商业、金融等经济领域，还是政治、社会领域，测量并不能取代判断，不管这种测量基于多么先进的技术，多么科学，皆是如此。测量应当与判断相结合，既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同时又高度重视人的感受、人的经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协作。

走出量化依赖，反省增长狂热

除了《指标陷阱》外，实际上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旨在讨论过度量化、反省增长狂热的图书。比如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戴维·皮林的《增长的错觉》一书就指出，现有的GDP核算、绩效考核等都存在重大缺陷，也就是将较难量化、难以纳入核算的对象拒之门外，从而导致人们对这些事物的重要性予以低估。

举例来说，如果地球上的每个新生儿都能在出生后就喝上母乳，全球新生儿的死亡人数就能减少五分之一；新生儿六个月内摄入母乳还能提高其成长过程中的免疫力，更可能保持身体健康。但依照现有的经济增长计算方式，母乳喂养很难进行准确计价，所以没能列入GDP数值，也因此看上去对经济增长有所“拖累”。

有学者曾根据欧洲地区人类母乳库的产品售价为基础，算出母乳的市场价为100美元/升；再根据澳大利亚、挪威和美国新生儿数量以及正常产妇的母乳产量进行计算，结果显示这三个国家的母亲们每天产出的母乳价值分别为42亿美元、11亿美元、530亿美元。也就是说，简单化、“一根筋”式的量化思维，会让人错误地得出“母乳有益健康，却不利于GDP”的荒诞结论。

实际上，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并没有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来保护女性，尤其是孕期、产后女性的权益。人们只是聚焦于婴儿配方奶粉公司的发展，分析这些公司可以拉动多少就业，提供多少税收。

另一方面，难以被量化的事物和事件的重要性被低估，并导致妻子、母亲等角色对于家庭和社会的贡献被否认。英国国家统计局曾通过研究报告将家务劳动进行了分类，诸如房屋维护、提供交通服务、提供营养餐、提供清洁服务、照顾儿童、护理老人等无偿活动。刨除这些活动中的中间环节消费（如开车接送孩子产生的车辆折旧和油耗等），英国每年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的经济产值就高达8770亿英镑，占当年经济价值总量的45%。我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显然都要远远大于英国，所以，我国国内那些专职或下班后花费大量时间投身家务的主妇们，其经济和社会贡献应当高于至少不低于自己的配偶。

从《指标陷阱》以及相关书籍延伸开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过度量化是导致我们对GDP等量化指标及其增长产生狂热的重要根源，这会诱导一种生产无止境、消费无止境、浪费无止境的进程产生，让人们越来越深度地沉溺于消费主义、投机主义，而无视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

作者：郑渝川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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