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曾遭受到无端的批判。1994年,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发表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审定的文章, 指出“1958年, 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 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 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为1958年粟裕遭受错误的批判郑重地做了结论。然而, 近些年有个别人公然否定中央军委的结论, 抛出了所谓“粟裕因三次擅权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的言论。此说法广泛流传, 造成了恶劣影响,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感到迷惑不解。我们作为粟裕的老部下和关心那段历史的人, 认为有责任扫除历史的迷雾, 还原事情的真相, 以维护中央军委对粟裕已做的正确结论, 维护党史军史的严肃性, 维护粟裕的清白。

所谓“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

解放金门、马祖, 是中央军委的决策。1954年8月13日, 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 提出1956年底解放马祖岛、1957年底解放金门的作战任务。1955年初, 浙江沿海一江山、大陈、渔山、披山诸岛相继解放。当时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认为, 华东沿海军事斗争的重心已转移到福建沿海, 解放马祖、金门的任务有可能提早完成。1955年2月底到3月初, 粟裕邀集各总部、海空军领导同志一起, 听取南京军区领导同志关于视察福建的情况汇报, 研究华东沿海岛屿作战问题, 认为“打金门作战规模较大, 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备”, “打马祖作战规模较小, 补给容易, 战斗持续时间不会太长”, 因此建议“以解放马祖岛为下一步军事斗争目标”, 争取于1955年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3月5日, 粟裕将讨论结果报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副主席并军委。彭德怀于3月9日批示:“同意先打马祖部署。”总参谋部随即将上述报告和批示转告南京军区, 要他们研究具体部署, 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1955年4月15日, 南京军区作出具体部署, 提出:“全面的进行准备, 实施时采取逐岛攻击的作战手段, 并准备先攻高登或同时攻占高登与北竿塘, 而后再攻占南竿塘”, 具体组织指挥工作交由福建军区负责。南京军区将这一部署, 同时上报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

粟裕看到上述报告后, 认为福建军区机构不健全, 难以担负此种复杂艰巨的任务, 建议南京军区派员加强。南京军区即派副参谋长王德率参谋人员去福建军区, 参与对马祖作战的组织准备工作。时过两个月, 总参谋部一直没有得到福建军区执行情况的报告。6月中旬, 粟裕从在北京参加集训的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那里了解到, 攻击马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不充分, 预定参战部队仍在执行一年一度的训练计划, 所需登陆船只还在400至700余公里以外尚未集中, 他们计划在8月份用一个月时间作两栖作战演习, 后即投入战斗。粟裕认为, “对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确实很差, 亟需认真进行”。

6月18日, 粟裕与副总参谋长陈赓一起, 约见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 指出：解放马祖的准备工作应从困难处着想, 战斗与战役实施过程中力求速决, 以显示我军力量强大, 减少美帝干涉的机会。按照南京军区4月15日所作的全面准备逐岛攻击的部署, 充分准备, 确实进行。粟裕当时将3个茶杯摆成梯阶队形说:如果先打高登进展顺利, 美帝又不出面干涉, 则可以接着打北竿塘, 再而南竿塘;如果情况不利, 应以准备打北竿塘或南竿塘的第二、第三梯队增援第一梯队, 用以巩固高登, 反击敌之反扑。请他们详细研究, 具体计算, 将研究结果报告军委最后确定。这次会见谈话, 工作人员没有作记录, 结果造成与会者记忆误差, 引来一场风波。

皮定均向南京军区和福建军区首长传达的粟裕指示是:“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 只准打好, 不准打坏, 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 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 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 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南京军区研究后认为, 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 没有一年半以上时间准备无法实施。1955年6月19日, 南京军区急电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 报告上述意见。粟裕向彭德怀建议, 请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来北京, 与在北京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唐亮一起, 向彭德怀副主席汇报, 研究福建沿海作战问题。

彭德怀于7月8日召开关于福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粟裕和陈赓在会上说明, 会见皮定均时, 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 并未说3个岛同时攻击。皮定均可能是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事情到此本已澄清, 可是会议纪要不顾粟、陈二人的说明, 仍然在注释中写上:“粟总长确曾指示, 要全面准备, 同时攻击。”这个会议纪要, 经彭德怀审定后报请毛泽东批示。7月13日, 毛泽东在这个会议纪要上批示:“六月十八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 不得中央批准, 是很错误的。”

1955年8月31日, 粟裕写出《关于六月十八日约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 报彭德怀副主席并毛泽东主席和中央, 如实报告了处理马祖战备问题的经过, 同时说明会议纪要中的“注释与上述情况是有出入的”。彭德怀阅后批注:“己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 退粟裕同志。”一场风波, 终于了结。

上述事实表明, 在对金门马祖战备问题上, 粟裕完全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决定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指示, 认真负责地履行总参谋长的正当职责, 督促和检查有关军区落实中央军委决策, 对于工作中发生的问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主动承担责任, 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一贯作风, 既没有失职, 更谈不上“擅权”。说他“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提出所谓“粟裕三次擅权”的人在讲到“马祖战备”中, 还提到一个“空军入闽”的问题。情况是, 1955年5月12日粟裕写报告给军委, 建议福建军区新建机场“竣工后我即应进驻部队”。5月19日毛泽东批示“退贺 (龙) 粟 (裕) 照办”, 但毛泽东未批示部队进驻的具体时间。6月3日粟裕向刚刚回国的彭德怀汇报近期工作时, 彭德怀当面指示:“进驻福建的空军部队, 以7月中旬4大国首脑会议前后再去为宜。”据此,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到南方去组织布置准备空军入闽一事, 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粟裕于7月11日将刘亚楼去南方前的情况如实报告了毛泽东 (报告经彭德怀转呈) , 毛泽东于8月6日批示:“我已于5月19日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 因此你们已无不事先请示报告的责任;只有在后来决定部署时没有请示的责任。”这个“后来具体部署时没有请示的责任”, 不在粟裕。

所谓“忽略外事纪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处理军事问题的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 通过各个总部实施对全军的领导和指挥。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 是在战争年代经过考验并证明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 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也是运行顺畅的。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以后, 也没有改变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 总参谋部等各总部仍然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但是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 当时国防部没有专设办公机构, 军委办公厅同时也是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 一个机构3块牌子。此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又担任国防部部长, 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作用, 要求有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但是, 究竟哪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 哪些文电用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名义发出, 没有明确规定。总参谋部起草的文电, 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批评。有的文件没有用国防部名义, 被批评说:“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用国防部名义?”有的文件建议用国防部名义发出, 又批评说:“屁大的事, 还用国防部名义!”总部机关部门感到难以适从, 纷纷要求有明确规定。因此, 中央军委1955年3月16日会议决定, 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条例。

从1955年到1957年下半年, 总参谋部先后5次拿出条例草案, 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审定, 都一次次被打回来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多次对粟裕说:“你们问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嘛!”当时的总参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剑和鞠开, 都亲耳听到粟裕讲过这个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强调以苏军为榜样, 这个“人家”不言自明, 就是指苏联军队。

不久, 这个机会来了。1957年11月, 粟裕参加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粟裕利用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的机会, 向他提出希望提供一份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资料作参考。索科洛夫斯基说没有现成的资料, 简要介绍了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责和关系, 说他们的总参谋部隶属于国防部, 没有什么分工问题。几个月之后, 1958年3月, 苏军向我军提供了有关的书面材料。据随行翻译说:“这是一场礼节性的拜会, 谈话很短, 时间不长, 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 大约20来分钟, 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

这件事, 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 被批判为“告洋状”、“争权夺利, 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后来又被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这些大帽子早已被掀掉了, 现在有人却又要给粟裕扣上“忽略外事纪律”的帽子, 并且生拉硬拽为“三次擅权”之一, 既不符合事实, 更不合乎情理。

所谓“越权调兵”

中央军委关于调动军队权限的规定, 粟裕是十分清楚的。1951年12月关于调动部队权限的规定, 就是以总参谋部名义发出的。那时, 粟裕已到总参工作, 并先后担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达7年之久。调动部队, 是总参谋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哪一级领导有权调动哪一级部队, 在粟裕头脑里是十分清晰的。

1957年12月, 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并提出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1958年2月, 粟裕提出志愿军撤回国内及回国后具体部署的两个方案, 经军委第143次会议讨论, 基本同意第二方案。根据军委会议的决议, 总参谋部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 包括起草部队调动的命令。总参谋部作战部先是起草了以军委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 但上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后被打回来了, 这位领导同志说:“军委是党中央的一个委员会, 委员会怎能下命令?”还说“用军委名义下命令就是以党代政, 党政混淆”, “要用国防部名义, 因国防部就是军委”。命令改用国防部名义草拟后, 他又不同意, 说:“国防部只是政府的一个部, 怎能指挥军队?”说这个命令要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作战部只好重新起草了以总参名义下达的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送给粟裕。粟裕认为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不妥, 但是己经几次反复, 就在电报稿上写上“请彭总阅后发”, 意在给彭德怀思考审定的空间。彭德怀接到电报稿后直接拿到军委会议上讨论, 结果被否定。最后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还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就是说, 这个以总参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电报, 是根据军委领导指示起草的, 这个电报既未上报中央, 也未下达部队, 是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草稿。这样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 今天竟然成了粟裕“越权调兵”的证据。提出所谓“粟裕三次擅权”的人还捏造了毛泽东看到总参署名的电报后表示“诧异”, 而该电报在军委会上就被否定了, 根本未上报中央和毛泽东, 毛泽东何来“诧异”?

提出所谓“粟裕三次擅权”的人, 在叙述粟裕“三次擅权”的事时, 显然缺乏铁一般的事实佐证, 故在文内用“或许”、“大概”、“可能是”这些含糊其辞的字眼, 主观推测, 歪曲真相, 最后得出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决定批粟裕的结论。这种用含糊其辞的字眼叙述事实, 并由此主观臆断的结论, 完全不是历史研究者应持守的原则, 更不是对历史负责的科学态度。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在成都会议上决定批评粟裕。成都会议, 即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开了19天, 毛泽东先后讲话6次, 只字未提“批评粟裕”。在成都会议期间, 彭德怀和周恩来、邓小平商定, 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确定的主题一是整风, 一是进一步整编”。

但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偏离了原定的主题, 批所谓的“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 对刘伯承、粟裕、萧克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这是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也是党和军队的悲剧。在《彭门风雨》里有这样一段记载:1959年彭德怀曾说:“1958年春夏的全军反教条主义, 就是一个错误, 开了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 开始会议的方向不是反教条主义, 后来主席讲了话我才转向。现在回想起来, 对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一批同志的批判和处理太过火, 言过其实, 使他们受了委屈。虽然不是我的本意, 但我是会议主持人, 我有错误啊。”这些肺腑之言, 表明彭德怀不失共产党人的品德风范。

历史研究首重真实, 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摘自《湘潮》2013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