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也要关注文化等领域的变化
文汇报:有种关于比较史学和全球史之间的区别的说法。批评意见认为,比较史学注重研究方法,注重方法论,但缺乏全球史的视野。您如何看?
奥布莱恩:我最早接触比较史学时还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当时我们主要研究欧洲和大西洋世界,很少想到要进行东西方之间的比较研究。在经济和文明的层面,研究的问题往往局限于“谁更先进”。当时我的经济史研究常涉及的就是诸如“英国人为什么领先”这类问题。
我认为这种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革新。如果我们看整个历史长河,回到遥远的15世纪,会发现世界上有些地方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都是领先于英国的。如果研究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会发现世界的变化是有周期的。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言,世界历史其实是东西方之间的起落,西方向上东方向下,或者相反。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书中表达过,事情总是会起起落落的。我想,全球史也是关注起落周期的历史。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会成为经济或地缘政治上的领导力量,而美国已经在衰退了。这其实也是符合历史的起落循环的。此外,有关“大分流”的讨论其实也是关于落后和复兴。为什么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比中国优越,而中国现在又重新崛起?我本人并非欧洲中心主义者,不想仅仅讨论“曾几何时英国领先于法国”这类问题,这类问题说到底还是国家的问题,而不是全球史的问题。
文汇报:大约10年以前,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被介绍到中国。书中涉及的全新观点当时在中国史学界引起极大的争论,中国历史学家惊讶地发现,连西方史学家都认为,中国曾是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我们的世界史视角,中国并不总是处于劣势的。
奥布莱恩:我想过去那种认为中国是边缘、是劣势的观点其实和冷战有关。冷战导致了在西方的认识里,一切有关中国的都是不好的。但西方总是世界的领头羊吗?可能在过去400年里是,但在过去1000年中就无法这样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并非总是处于优势地位的。
文汇报:谈到您的经济史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历史学经历了美国的新经济史革命,相关研究者进行了很多复杂的研究。但也有说法认为,新经济史革命注重使用数学方法,偏向于追随经济学模型。
奥布莱恩:上世纪70年代,我们迎来了新经济史学革命。当时,我这一代经济史学者中的很多人首先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第二,如果你能够进行经济计量分析,像中国人那样数学又很好,那就可以制作数学模型来帮助研究。我们还自认为比历史学家要高级,因为他们数学不行,不懂计算,也问不出复杂问题。我们自以为是科学家,而他们仅仅是历史学家。
然后我们迎来了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我们研究经济制度、经济制度背后的文化,以及有关经济制度运行的方式等。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使得经济学者的研究面更广,当然,计量分析仍然是其中一部分。如果你会计量分析,会建模,你完全可以将结果用于研究,但这只是经济史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认为经济史还是更应该放在历史学,而不是经济学范畴。
经济学现在正面临困境和转型,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对所从事的研究忧心忡忡,他们认为经济学过于重视数学而远离了现实世界。数学的理念在经济研究中太强势了,人们以为可以依靠数学来理解世界。但世界是非常复杂的,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显示了这种复杂性。美国经济学家根据模型预测认为,只要借钱给穷人就能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这场经济危机与左翼经济学家不无关系。他们的问题在于,忽略了美国总是会有穷人,总有人买得起房子,有人买不起。克林顿是一位偏左翼的总统,他鼓励向次级借款人提供贷款,鼓励国内金融机构用数学的方法降低风险,并说服银行借钱给穷人。数学方法在这场危机应对中并未起到积极作用。经济学现在在分化,经济学家的研究都分化为特定问题的研究,比如金融问题、房产问题等,经济学家逐渐回到现实世界。
文汇报:以前我们研究经济史,常关注生产和分配等问题,而后文化史研究逐渐兴起,历史学者开始关注市场、消费行为和消费者。这也反映了经济史研究的转向?
奥布莱恩:有一个很有意思研究是,为什么人们购买了那些东西(why do people buy what they buy)?比如你们为什么购买星巴克的咖啡?是为了咖啡的味道本身,还是基于一种喝咖啡的氛围,甚至是一种咖啡文化——因为它来自美国,所以代表着现代和前卫?
当温饱不再是目的的时候,人们购买商品是为了什么呢?此时人们已经对文化产生需求。有时候消费行为是基于文化的意义而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意义。比如上海繁华的南京路和南京路上随处可见的奢侈品橱窗,这说明什么呢?人们购买Burberry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这是种文化层面的需求。所以,现在的经济史研究者应该关注这些文化等领域的变化,而不仅仅关注数学。确实,经济史正在转向。
文汇报:全球史领域的变化也是如此。
奥布莱恩:对,我们也应该关注中国、印度、菲律宾、非洲国家等地的文化消费。那里的人们关注什么,他们消费什么?这些国家如何组织公司结构?中国的跨国公司是如何组织和运转的?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向外转移,在非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投资,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中国和当地的经济交往是如何展开的?我想这类就是经济和文化的双重问题。
文/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