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

 

　　马克思一生都在研究世界历史，他留下的《历史学笔记》，中文大概有165万字左右。我们对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了解相对还比较少。今天，我想谈《历史学笔记》的文本、前沿和现代意义，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历史学笔记”?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在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说法，除标题是《历史学笔记》的著作外，还有一广义的历史学笔记，其内容除《历史学笔记》外，还包括《古代社会史笔记》(也被称作《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马克思两部历史学笔记的内容是什么?主要特点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围绕着历史学笔记，不管是广义的历史学笔记，还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学笔记，国内外学术界都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这些问题?我以为，这些问题的价值不在于回答了什么，而在于它提出了什么。因为提出的那些问题，对于丰富、完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有一定的启迪意义;至于它回答的具体内容，都可视为一家之言。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或者说我们只吸取其中的一部分，这都无妨。

　　

　　第三，学习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现代意义，既有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一生的伟大贡献：一是剩余价值理论，另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的原理、内容、价值，我们从中学就开始接触，在大学、研究生阶段，我们都在不断深化拓展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停留在这样一个认识的阶段：就是唯物史观是一个逻辑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概念、范畴、理论的描述，这种认识固然是对的，但我们今天谈马克思《历史学笔记》时，我们首先想强调的是，唯物史观同时也是实证的产物。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并非马克思所做的惟一编年史，而是马克思一系列历史学笔记里的一种。马克思一生在历史学研究中，一共做了7个编年史摘录，分别是：克罗茨那纳赫笔记中关于法国和德国的2个编年史;巴黎笔记中关于古罗马的简短编年;1857年1月关于俄国的编年史;1860年6月关于欧洲历史的编年史;1879年《印度史编年稿》;1881-1882年《历史学笔记》。这些都是马克思为了使自己熟悉所研究问题的历史背景而做的基础性工作。可以说，就像“读书做笔记”一样，做编年史是马克思的研究习惯。

　　

　　这些笔记都不是简单地、更不是随心所欲地摘录。在摘录的过程中，马克思有针对性地补充了很多内容，同时对欧洲历史学家的作品，还有一些订正。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其中写有一些很重要的评语。这些补充、订正和评语等，具体地反映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的认识，是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内容。

　　

　　核心观点

　　

　　做编年史是马克思的研究习惯。这些笔记都不是简单地、更不是随心所欲地摘录。在摘录的过程中，马克思有针对性地补充了很多内容，同时对欧洲历史学家的作品，还有一些订正。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其中写有一些很重要的评语。

　　

　　笔记的摘录选择反映了马克思的学识，也决定了其价值

　　

　　《历史学笔记》写有四个笔记本，约合中文165万字。马克思在《笔记》写下后不久逝世。恩格斯在整理这部手稿时，为其加上《编年摘录》的标题，并为每个笔记本加上了编号。因此，后来也有人将这部《历史学笔记》称为《编年摘录》、《世界史编年摘录》，或《编年大事记》。

　　

　　世界历史研究是马克思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当时使用的主要文献资料是：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世界史》(18卷);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

　　

　　这些作品中有一些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内容，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对其进行纠正，甚至有很严厉的批判，但这些著作实际上都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作品。马克思的这些选择反映了他自己的学识，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他的《历史学笔记》的价值。

　　

　　《历史学笔记》内容丰富，在其中马克思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欧洲的历史做了批判性的评述，其关注点主要是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封建制度瓦解。历史事实表明，是从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孕育出使其瓦解的条件。在欧洲之所以能够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得到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

　　

　　二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一般认为，民族国家的起源，要追溯到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和资本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学笔记》中，这不仅是一个基本理论，更是一个基本事实。

　　

　　三是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斗争。了解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斗争，同样是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需要。

　　

　　四是与这一时期欧洲历史有关联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历史。马克思高度关注与之关联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历史，如有关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花剌子模人的历史等。需要补充的是，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这是毫无根据的，从《历史学笔记》的内容即可看出，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这四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不是随意来选择的。为什么呢?因为把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和马克思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选择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历史学笔记》，是通过实证研究，通过历史过程中确凿的历史事实，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

　　

　　《历史学笔记》和《古代社会史笔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晚年的历史研究

　　

　　《古代社会史笔记》是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就公元前1世纪以前欧洲历史所做的详细的摘录。《历史学笔记》和《古代社会史笔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晚年的历史研究，所以研究者多将两部笔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常合称为马克思的“两部历史学笔记”。

　　

　　对《古代社会史笔记》的称谓，大体有以下三种：

　　

　　一是“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有相通之处，时常混用。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唐纳德·凯利，诺曼·莱文，以及布洛赫等学者多这样使用。

　　

　　二是“古代史笔记”或“东方社会笔记”，这主要以前苏联的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要问题，是要探索根据西欧材料建立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东方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

　　

　　三是统称“马克思晚年笔记”。这种称谓不涉及笔记的具体内容，但意思模糊。

　　

　　以上三种称谓中，“人类学笔记”称谓正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这部笔记内容的误读：第一，将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同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混为一谈。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人类学”是个广义概念，往往是“人本学”的同义词，更多地是强调“人的本质”及其社会发展的含义。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学的本体论”，也就是“人本学”的意思。第二，忽略了对马克思理论革命性特征的关注。1880年，纽约《太阳报》记者约翰·斯温顿采访马克思时，曾问及“什么是存在”，马克思“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斗争’”，“为人类解放而斗争”，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

　　

　　马克思晚年摘录的两部历史学笔记，并非是受“不可饶恕的学究气”驱使，逃避现实进行所谓“纯粹学术性的人类学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从没停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古代社会史笔记》也是如此。他摘录的虽是人类学著作，但其目的却是为了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私有制和国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和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的本质内容，完全是一致的。

　　

　　《古代社会史笔记》的主要理论贡献，首先是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例如，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曾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研究了古代社会史之后，对此进行了纠正。1847年前，人类的史前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无人知晓，马克思恩格斯也不例外。后来随着哈克斯特豪森、毛勒，特别是摩尔根等史前史研究成果的问世，才充分证明了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才开始分裂出对立的阶级。这样，《共产党宣言》上面那句话，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而不再是“一切社会的历史”。

　　

　　其次，对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论断进行了修正。例如，指出俄国的土地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欧的特殊形态;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依据印度村社土地所有制演变的实证资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前关于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论断。如印度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看不到西欧的土地庄园化、社会的农奴化、政治割据等。马克思十分重视各国土地制度及其演变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反对用西欧模式说明和概括一切。

　　

　　最后，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84年，恩格斯根据该笔记中的《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完成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的副标题即为“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是马克思生前已经开始而没有完成的工作，它科学地阐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系统的重要著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一样，是他历史理论的深化。如果说《古代社会史笔记》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第一次深化，那么，《历史学笔记》则是继“人类学笔记”之后的第二次深化。

　　

　　对《历史学笔记》缺乏系统研究，是错误理解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重要原因

　　

　　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发行，书名是《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这本书引起广泛反响，很快日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等多种文本面世。

　　

　　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近年西方学者提出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思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到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他们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表明马克思的学术兴趣发生了所谓的“明显转移”，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进而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例如，认为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人道主义”代替了唯物史观。还有人提出所谓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中年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两个概念，并将两者对立起来，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割裂成对立的两部分，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科学体系。

　　

　　西方一些学者还提出“回归论”，即所谓“晚年马克思向早年马克思的回归”。还有“对立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例如，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辩证唯物主义和村社》等著述中，即持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出固定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恩格斯是“经济决定论者”，认为人类所有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一整套固定的发展阶段，将马克思富有活力的社会理论变成了僵死的社会决定论体系，进而得出恩格斯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等观点。产生这些错误观点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西方学者出于某些政治偏见，对《历史学笔记》缺乏系统的研究，曲解了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内容的《历史学笔记》。

　　

　　而事实上，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和验证。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申明：

　　

　　“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直至今，将马克思主义概念化、公式化，从教条出发肆意“剪裁历史”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庸俗经济决定论相混淆。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如果说恩格斯在这里是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上，有针对性地阐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那么，马克思则在《历史学笔记》中，通过对历史进程的实证研究来阐明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例如，第1册笔记中有关英国、德国、法国“十字军远征”的内容占有很多篇幅，而这些内容的重点之一是罗马天主教会和教皇的作用。“英诺森三世成了教皇，他立即成立一个惩治异教徒的委员会，指定西多会的一名修士和该会的另一名修士卡斯特尔诺的彼得为特使，给他们下达书面指令，其中包含了对异教徒实行最终审判(即宗教法庭)的所有要点。”“著名的‘圣徒’(走狗)多明我(多明我会的创始人)和一些狂热的西班牙神职人员成为教皇的特使，他们还煽动阿拉贡国王采取行动，在这以后，对异教徒的迫害日见加剧。”

　　

　　马克思认为，宗教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歪曲反映，宗教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一切宗教的内容，都是以人为本源”。在第3册论及封建主义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宗教改革和与之有关的内容占有相当多的篇幅，表明马克思对宗教这一与社会历史因素相联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何等重视。马克思通过具体的史实论证了“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强调宗教的实质内容是人，而不是神。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描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在马克思晚年的笔记中，也有精辟的探讨和论证。关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的发展的探讨，有关内容主要集中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而在《历史学笔记》中，则对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对社会形态的论述，主要是通过哲学意义上的阐释，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那么，在《历史学笔记》中，则主要是通过实证的形式深化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使其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上，得到更完整、更准确的表述。

　　

　　马克思的史学研究方法将逻辑和实证的方法有机结合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提供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以往人们经常认为，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实际上，唯物史观在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并非只是在历史学方面，而是涵盖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历史学只是其中之一。马克思毕生的科学活动，从没脱离世界历史研究，他的史学研究方法或是逻辑的方法，或是实证的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从揭示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科学性、真理性这一总体目的出发，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习和研究《历史学笔记》，可以使人们对马克思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理解。

　　

　　在历史研究中，人们“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例，对从后推及的“溯源”方法，即从典型的高级形态追溯它的低级形态的方法，进行了具体的阐释。

　　

　　他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制度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

　　

　　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主要依据大量的史料，采用的是“实证”的历史分析方法，即从具体的历史文献资料出发，对史料进行鉴别、比较和分析。这与他早年和中年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典型的理论描述有所不同。

　　

　　1842年马克思写道，“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的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在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通过实证的研究，而不单是通过逻辑分析来探究如何回答每个历史时期的“谜”。从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美国等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探讨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实证的研究方法。

　　

　　于沛1944年5月生于中国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俄国史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研究方向为俄国史、历史认识理论、外国史学思想史。著有《苏联史学理论》《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西方史学在东方的反响》《世界政治史1918-1945》等。

　　

　　文/于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