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究竟是把剪刀还是个段子？

都不是。非遗更多的是这些具象背后的一种技能、文化、精神的传承。

“两会”现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燮君透露：有关非遗的地方立法已列入人大立法议程，将有望于下半年启动。

思考立法前，先来一次穿越。

220多年前，老闵行士子李林松赴京赶考，船刚驶入黄浦江，忽有两条鲤鱼跃至船上。不久，李林松高中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自此老闵行江川地区逐渐形成了“鲤鱼纳福”的励志、示庆习俗。每逢有学子赶考，周边居民自发点起鲤鱼灯，配合传统舞龙，以此表达祝福。

时过境迁，但“鲤鱼纳福”的习俗依旧在江川人生活中蔓延，只是被寓以了更多含义。比如，江川地区有着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等诸多大厂，每逢有飞船成功发射，年轻的科研人员们也会兴致勃勃，在厂门口舞起经过重新整理、编排的“鲤鱼跳龙门”舞蹈，相互庆贺、祝福。

目前，江川“鲤鱼跳龙门”舞蹈已入选上海市非遗项目。但这背后，依靠的是政府部门的推动。市人大代表、江川街道党工委书记刘琼感叹说：是到了为非遗进行地方立法的时候了。与刘琼有着同感的，还有陈燮君，他递交了书面意见，希望推动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教育，规范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保护非遗为啥成了“苦力活”

刘琼与非遗有缘：她曾先后在闵行马桥、颛桥工作过，这两地“盛产”非遗，分别以马桥手狮舞、颛桥剪纸而闻名。

接触多了，刘琼才知道，保护非遗是个“苦力活”。

以江川“鲤鱼跳龙门”舞蹈为例，它起源于清朝的鲤鱼纳福习俗，在上世纪30年代又融入安徽制灯和苏北舞草龙技艺而形成了群体舞蹈。1987年，该舞蹈经闵行区文化馆挖掘整理，恢复了排演；

2010年，江川文化馆在查阅大量史籍基础上，启动了该舞蹈的重新编排工作。为克服传承历史上的断档，将传承脉络理清，江川群文工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责任心，历经数年，克服了诸多困难，基本勾画、整理出了整个舞蹈项目的历史传承脉络和精神内核。

新版舞蹈结构更为丰满和积极，“鱼龙交汇”“鱼跃龙门”“涅槃化龙”“龙翔九天”等，展示着新时代江川人的精神风貌。

“如果没有政府推动，这样的正能量习俗很可能被时代淹没。”刘琼感慨，非遗保护需要更多法律来支撑。

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施行，上海非遗保护也稳步推进。陈燮君历数：文化主管部门建立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体系，认定了179个市级代表性项目和539名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抢救性记录工程，出版了30余部非遗丛书，完成了29名国家级传承人的数字化采录工作；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门户网站和数据库；设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资金等，“但缺了地方立法，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徘徊在“官方窘迫、民间寡趣”状态

陈燮君坦言，当前，上海非遗保护工作存在着不少现实问题。

首先，濒危情况日益严重，许多珍贵非遗因社会环境的变化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少人问津、后继乏人、濒危失传。

其次，保护工作机制还不完善。各级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和认识高度不够；各级保护工作机构普遍“有建制无编制”，保护工作队伍不专业。他特别举例：目前，全市相对稳定从事非遗保护的工作人员仅62名，保护缺位情况时有发生。同时，传承人缺乏保障和激励，很多非遗传承人及其后代传承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较低，保护工作经费总量不足，基层配套情况很不均衡。

陈燮君还特别强调，除了政府外，非遗的社会化保护水平还较低。“非遗保护涉及领域众多，需要各部门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由于目前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的法律政策环境不完善，社会参与情况总体不活跃。陈燮君说，上海有独特的文化、经济、科技、信息、商贸、流通等优势，这些都为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利用、融入生活和创新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市场环境。但是，由于缺乏法律有效保护、政策机制引导，非遗保护始终徘徊在“官方窘迫、民间寡趣”的状态。

生根于群众才有生命力

如今，“鲤鱼跳龙门”成了江川当地一张文化名片，也成为老闵行地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刘琼惊讶地发现：该舞蹈成功申报市级非遗项目，大大激发了江川市民对家园的认同感和历史感，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觉。近些年，该舞蹈的排演工作得到了区域内众多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逐渐延伸出多个喜庆的“版本”。

“只有生根于群众的非遗，才有最强大的生命力。”陈燮君建议，在推动立法进程的同时，加大非遗保护的社会宣传。

他建议，要多发布非遗公益性活动信息，搭建活态传承平台及各类展示传习基地，让市民在自觉体验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文化主管部门要多组织策划非遗保护活动或项目，发挥非遗的文化体验、艺术教育、卫生保健等作用，让更多老百姓共享保护成果；把中华传统民俗的内涵挖掘出来，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吸引公众主动参与；鼓励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开展、参与非遗的保护及宣传工作。

文汇报记者 顾一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