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锦尉

核心观点

消费倾向偏低，一直是市场经济的难题。我们预期，随着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推进，消费这篇大文章，一定会做得很出色，写出中国人的经济生态特点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消息，第二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7.0%，上半年消费对GDP贡献率为60%，比上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由此引起笔者的不少联想。

消费倾向偏低是市场经济难题

市场经济是需求经济。从经济运行来看，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一般而言，有生产才有消费，有消费反过来实现生产的目的，再促动生产。计划的传统体制下，是短缺经济，消费品一直供不应求，呈“卖方市场”。生产和销售者“朝南坐”，服务态度令人生厌。消费环节靠“发各类票证”取得“平衡”。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短缺经济学》所描写的，那些国家共有“货架空空”、“排长队购物”的社会景象。

改革开放使我们成功走出短缺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优胜劣汰，企业须生产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产品，然后在市场上“实现惊险的一跳”。自然的市场往往是“过剩经济”，因而是“买方市场”，消费者“朝南坐”。

消费倾向偏低，一直是市场经济的难题。这是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分析。富裕的人们，不愁日常消费开支，消费倾向不高。低收入的人们本来就消费能力不足，拉动消费能力有限。于是，各种“消费未来”的招数频出：如住房的“按揭贷款”就是一招。这个“消费模式”又推广到家用轿车、大额耐用家电设备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新常态下的消费也专门作出政府的思路和指导性安排。李克强总理说：“加快培育消费增长点。鼓励大众消费，控制‘三公’消费。促进养老家政健康消费，壮大信息消费，提升旅游休闲消费，推动绿色消费，稳定住房消费，扩大教育文化体育消费。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加快建设光纤网络，大幅提升宽带网络速率，发展物流快递，把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搞得红红火火。建立健全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召回制度，严肃查处制售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释放消费能量要着力大众消费

经济史上，对“消费多些、还是消费节俭些”有过争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揭露李嘉图、萨伊等人主张的虚伪性，马克思说，“它们（国民经济学）基本教义是：自制，对生活和一切人的需要的摒弃。你越是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厅，越是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积赚得越多。”马克思说，“这是惊人的勤劳科学，同时也是禁欲主义的科学。”而凯恩斯则是以扩大政府财政支出，来弥补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不足。我解析，李嘉图时代的经济和产品水平较低，而凯恩斯时代则是“过剩经济”规模很大了。

在今年6月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个决策：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由原16个城市扩大至全国，并将审批权下方到省级部门，向消费者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小额贷款。从经济动力“三驾马车”来说，我国的第一“马车”——消费之动力，相对来说是偏弱的。拉动消费，对富裕的人们来说，主要是奢侈品、收藏品等等；而对大众消费来说，则是更为实用、更价廉物美的用品，当然也需越来越现代的产品。我们欣喜看到，政府“释放消费能量”，主要在“大众消费”方面做文章。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劲要用在培育和扩大：养老、健康、信息、旅游、绿色、住房、教文体消费，及网上网下互动消费上，将采取多种对策和方案加以实施，“扩大消费要汇小溪成大河，让亿万群众的消费潜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要有更规范的平台和开阔的途径

如今，“顶层设计”中，又添了“消费金融公司”的推行，值得我们关注。

曾经有一个“美国老太与中国老太的故事”，主要的意思是说，美国人懂得“消费明天”，活得很潇洒；而中国人只“消费今天，不懂消费明天”，活得不潇洒。金融公司是舶来品，它是因“消费未来”而生，出现在20世纪初的发达国家。开始就是住宅的抵押贷款，还有信用卡业务，美国最发达。日本是亚洲起步最早的国家。家庭贷款，除住宅、汽车、耐用消费品以外，开始设定未特定消费品的现金贷款、现金透支、循环信用等。服务对象主要对有稳定收入的中低端客户。我国的消费金融公司起步于2010年1月，开始由上海、北京和成都三地试点，2月扩大至天津。2013年扩大到沈阳、广州、南京、武汉、重庆、杭州、西安、青岛、合肥等16城市。

“消费明天”的业务、如住房按揭贷款等，我们已经开展。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有一定量的“透支”，已相当普遍。如今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会有更规范的平台和开阔的途径。另外，消费金融业务借助“互联网+”板块的迅猛发展，出现新的运作方式，值得人们重视。如著名电商京东有“白条”，阿里巴巴有“天猫分期付款”和“花呗”，苏宁有云商的“任性付”等。当然，相对于美欧日发达国家，我们的消费金融公司业务还是在起步阶段。我们预期，随着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推进，消费这篇大文章，一定会做得很出色，写出中国人的经济生态特点。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