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云亭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教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足球改革？这个话题看似很简单，但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大国做事情在某些地方来讲有它的优势，但在调整某种政策的时候也有其特殊的困难。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曾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人们对这句话的解读有争议。普遍的认同的意思是，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像烹饪小鱼小虾一样，不能乱翻，一翻小鱼小虾就烂掉了，会变成一锅泥，让人很难吃下去。换言之，治理大国要小心谨慎，政策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持久性，不能朝令夕改。中国是大国，因此，足球改革也遇到了由变革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性连锁效应。

儒家的权力构建者一向追求所谓的“万世一系”，企图设立一种永恒的权力秩序。其中有圣人的作用。孔子那样的人时常为后人确立为一种“万世师表”，操持此类话语权的人同样是企图建立一种永恒国家的代言人。治理一个大国需要一个相对固化的法系，此法系轻易不可改动，这是许多大国的通行做法。在两千年来的儒家文明里，儒家的正统地位一度构建出一种相对成熟的权力网络，这种权力网络中的诸多线索都井然有序，呈现出成熟稳定的态势。中国历史上行除了唐朝和元朝以外都维持着儒家正统的权力秩序。即便是唐朝和元朝，虽然名义上分别信奉道教和喇嘛教，但实际上还然奉行儒教的行政秩序，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儒家文明还走在复原的路上。今年的春夏之交，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的贵山书院听了一位儒家信奉者的学者的讲座，这个讲座是政治声音、政治符号，这个符号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儒家文化又回归了。很多情况都在阐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国情往往会决定一种相对固化的法系，而法系是不可轻易改动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开始缔造出新中国的新体育，新中国的新体育也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法系，这个法系一般来讲也是不能动的。只有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才可以改动。但是，怎么改革？那些地方不改？什么时候改？对任何改革者来说或都是一件艰巨的任务。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年，国家和民间都举行了很多重要活动。这里用一个中国军事战略专家的话作为引子：“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太平天国，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是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顺便加一句话，如果没有假球黑哨案，中国足协就不能独立。这就是中国社会中的多米诺骨牌现象，没有假球黑哨案的制造者们的锒铛入狱，不仅足协无法独立，现在的足球改革也不会发生。可能这就是大国特有的一种做派，因为大国更需要稳定而连贯的政策。

有关足协改革的论文少说也有几百篇了，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我只想强调，中国是大国，有时候改革的正面价值可能为其负面价值所抵销。在未曾改革前的中国足球界一度出现过集体坍塌现象。原先足协的很多人都已入狱，酿成一种极端境遇。足球是一种体育项目，原本属于一个美好的健康的健身运动，但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场铁与血、铁与火的考验，体育的健康性、美好性和示范性顿时丧失，变成了一种丑陋的社会表演，体育的纯洁性丧失，体育的本质出现了异化现象，体育也就此完全走向它的反面，中国的足球界出现了所谓的劫后余生现象，并由此直接导致新的足协的独立。

在中国近代一百年的历史里，作为大国的中国无论其体育还是其他的社会生活，一定要避免极端情况出现，而如何避免极端情况？在出现了极端情况下如何改革？都需要认真思考。

我曾经提出一个有关中国人的足球观的问题。也许有人会发问，难道还有美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巴西人的足球观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一种属于自己文化的足球观。

人们看到一个东西总会联想到自己最依赖的东西，中国人看足球有一个联想点，这是文化的根性在发挥作用。

这里我要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足球的创始国吗？

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我曾经做过一个小调查，大家都认为足球是英国人发明的，1863年产生了现代足球。足球的成立与否主要是看它的规则是否成立，体育的现代性源于规则的现代性，许多现代文化都是如此，规则压倒一切。规则不仅是一种质的规定性，还是一种法系，没有规则的足球就是原始战斗、荒野格斗，无法成为一种现代文明体系中的体育项目。2004年和2005年，国际足联官方人士两次在公开场合宣布，中国是足球的发明国。问题于是赫然出现。如果说中国是足球的发明国，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提出来足球是中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布拉特以及他的几个助手明确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国际足联的官方话语已经明确指明足球源于中国，我们完全可以把足球当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但是竟然没有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国人的心里面都拒绝承认这个现实。

问题还在延续。中国人为什么集体性性拒绝了国际足联的声明？布拉特为何要认可中国的足球始创国地位？其实，只要略加分析就会得知，国家足联的动机非常简单。其一，国际足联已然具备和奥运会抗衡的能力，但是，奥运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原先足球的历史很短，和奥运会相比显得辈分很低，国际足联亟欲寻找一种提高其历史感、提高其历史尊严的方法。国家足联在听说中国的蹴鞠源于黄帝时期时，便毅然决然地认可了这种说法，并借以提升足球的历史尊严。其二，中国经济崛起，国际足联无法忽视这个巨大的经济实体。中国市场大，十四亿人中的几千万人都要看球，国际足联希望打开这个市场。其三，国际足联已经诞生一百多年，从前并未认可足球起源于中国的事实。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足联才情愿接受足球源于中国的事实。这里蕴藏着一种大国和强国效应。

国际足联既然承认足球源于中国，我们就无法否认这个事实。我正在撰写一篇《中国人的足球观》的文章，企图证明两个问题，其一，足球的确源于中国；其二，中国人所理解的足球和现代足球并不一样。

一般认为，中国本土化最强的一个项目是武术，但是，比武术更古老的运动项目则是杂技，杂技在战国以前就出现了，在汉代已经很成熟，中国首先是杂技大国，杂技的历史积淀十分厚实。迄今为止，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文化品类就是杂技，中国人许多具有品牌效应的文化项目中都有杂技的影子，其中包括蹴鞠、昆曲、京剧、武术、书法。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受到杂技支配的文化，杂技的意识已然积淀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意识，于是，中国人看足球首先联想的就是杂技，或者说是不自觉地以杂技为技术或文化参数的。

杂技有三个特点，第一，富有奇幻感。第二，具备极限运动的属性。第三，具有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杂技中多人的联合表演的也有，但重点突出的是极个别人独特的技艺。而杂技的这三个特点恰恰和足球理念是冲突的。

在此意义上看，中国人的足球观中的首要性元素是杂技，次要性因素则是和杂技极为相似的蹴鞠，第三个因素才是中国的武术。中国人的杂技思维是非常浓厚的，它已经弥漫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试以2015年中国本土科学家首获诺贝尔奖为例。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医学家屠呦呦在获奖之后依然很低调，因为她至今仍是所谓的三无人员，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中国科学院院士头衔。科普作家方舟子写了一篇文章，说屠呦呦的那个发明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不应该算在一个人的头上，这样的声音一边倒，屠呦呦显然处于劣势。为什么屠呦呦在国内不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却在国外获得认可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文化的元素则很简单，因为很多中国人一向有自己的习惯思维，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谁能够把一件事情搞得极端复杂谁就应该是最后的优胜者。当年的陈景润搞得哥德巴赫猜想就看似十分复杂，因此，陈景润很容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可。相比较而言，屠呦呦的那个发明就看似太简单了，因此无法获得中国人的广泛认可。

但是，西方的文化和中国文化不同。西方诺贝尔奖体系是一种奖励发明的体系，它并不看重发明过程的复杂程度，而主要看这种发明是否有用。爱迪生连小学都没毕业，一生中却有一千六百多项发明，这是被以美国为代表的创新制度、专利制度所鼓励的，而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任何鼓励创新的制度。近代以来，中国的专利制度初始建立，但仍不够完善，尤其在文化风俗方面，人们并未养成敬重发明创造的习惯。受到文化习俗的影响，至今人们谈论的核心人物还是企业大亨、影视明星甚至各类官场轶事中的主人公。中国人的国家英雄里几乎看不到创新型人才的影子。这是中国文化中的惰性，更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相貌。中国人为什么觉得越复杂的东西越好呢？原因同样极为复杂，但在身体主义的世界里，仍然可以在杂技的身上找到原因。中国是杂技昌盛的国家。杂技的特点是复杂而未必好看。但是，其中蕴藏的复杂感却是中国人极为看重的超级指标。以复杂战胜简单的例子还不是屠呦呦的失落案，而是中国的高考。无论从任何角度看，中国的高考都称得上是个很奇怪的现象。高考的价值体系里一直潜藏着一种潜规则，或者说潜台词，那就是谁复杂谁上学，而不是谁有用谁上学或谁优秀谁上学。许多年来，高考的考题就是依照这样的潜规则设计出来的。不少高考的考题像迷宫一样。将高考延伸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考试中依然如此。我曾经拿北大考博的英语题给美国的一位硕士毕业多年的讲师做，他不仅根本不会做，还他说那个题简直跟迷宫一样，美国人几乎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也永远也无法知道其中的答案。中国人偏好复杂的理想在此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也必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高度质疑。

中国文化的诸多问题都集中体现在这里。一件事物，如果一件事既复杂也有用，有也未必是一种坏事情，如果那件东西既复杂而无用，便是一种浪费，它不仅浪费了很多人的心理能量，也会败坏社会风气，导致高精尖人才和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是，中国的文化所规定了这样的设计规程，如果要探究其中的深层次的缘由，还可以追溯到科举制度的设计缺陷、宗教情感的制度性缺失以及创造性文化贬值等因素，甚至还可以看到其中的教育理念和宗教理念的分离等问题，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也一定会得到解决。

我们改什么？简单而言，改变一种足球观念，即大家不要把足球当做杂技看待。中国人的体育评论里阐释体育时大都爱好按照江湖小说的格局来操作，因为江湖小说复杂，江湖中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暗器、背后的暗杀、夜晚的袭击、九阴白骨爪，还有各种各样的宝典，譬如《葵花宝典》，搞得极其复杂。其实足球本来就不复杂。试举一例，巴萨和切尔西打的时候，切尔西的队长打到一半时说：“等一会啊！我去看看《葵花宝典》。”果真如此，足球赛事就冷场了，但是在中国，利用休战期间看看《葵花宝典》是可以的，因为东西方决斗文化的和竞技理念不一样。我们把体育看得过于复杂化了，导致我们的思维出了问题。

除了改观念之外，还有改善法精神的灌输路径等问题。一样以蔽之，法在现代社会极为重要，法几乎可以变革一切，是一种可以促动世界产生翻天覆地革命的基本动力。我给全校开始《武术文化史》课时，就有同学问我“是泰拳厉害？还是跆拳道厉害？是空手道厉害？还是中国武术厉害？我觉得这些问题很幼稚，其实，什么也不厉害，只有规则最厉害。比如说，就在我们会议室内，假如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有一支威力无比的手枪，而我们宣布在这个房间里可以进行一场可以使用任何武器的决斗，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要投降，因为规则允许她用枪。

我再举个例子，现在足球世界杯不如以前好看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世界杯的历史基本是纯粹的南美风格和欧洲风格的对立史，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歧视亚洲足球、非洲足球和大洋洲足球。我只想说，迄今为止，欧洲和南美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还没有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这是铁的事实。然而，南美足球却在最近20年来，静悄悄地消失在人们的眼前。人们所说的桑巴足球都是一种往事，或者仅仅是一种记忆而已。

最近发现南美足球和欧洲足球的风格越来越接近，两者的差异性几乎丧失。我去年写了一本书《现代足球——人类动作镜像的终极美学》，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巴西的桑巴足球为什么会消失？我用四五十万字的篇幅来回答。桑巴足球并为自动消失，它是法律的牺牲品，直率地说，是博斯曼把巴西足球整垮的。

博斯曼是比利时标准列日队的一名守门员，1990年，因为转会问题把比利时足协告上法庭，官司一直打到欧盟法院，他虽然一度因失业而流落街头，但打赢了官司，还改变了足球的历史。从此以后，欧洲的各大俱乐部不再限定非欧盟球员的进入，这一条款是致命性的，像巴西、阿根廷的优秀球员可以无休止地进入欧洲的任何球队。于是，巴西桑巴足球固有的技术秘密经过十多年来的大肆地曝光，完全地展现在世界上所有人面前，欧洲人可以百分之百地学会巴西的桑巴足球技术，在这样的境遇下，巴西足球已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在丧失了纯正的桑巴足球风格的前提下，1998年以后的世界杯就很难见到纯正的桑巴足球的影子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是桑巴足球的最后的辉煌，从此以后，桑巴足球逐渐淡出了世人的眼界，世界杯也因此遭受到了美学含量下降后的首度贬值。2014年巴西在本土世界杯上的失败，标志着桑巴足球的灭绝。

恰是博斯曼使得世界杯变得如此丑陋，从此以后，人们再也看不见南美纯美的技术流风格和欧洲纯美的战术流风格的决斗场面了，因为两者已经互通，一些喜爱桑巴足球的人感到极其悲哀，我在书中写道：“它只能是人类最后的牧歌”，这个牧歌就是巴西原始的足球，却在一条法规的打击下走向了灭绝之路。

巴西足球为什么好看呢？我认为，巴西足球像女人。20世纪30年代以前，巴西还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巴西的人种由混血人、黑人和白人组成，当时规定，黑人和白人踢球的时候不能冲撞白人，黑人冲撞白人后会受到惩罚，黑人为了不受到惩罚，就发明了晃动身体、盘球过人的技术，以身体的假动作晃开通道，完成过人，那是桑巴足球中的一种绝活，这就像带着脚链跳舞一样。我们看芭蕾舞，芭蕾舞演员的脚趾头都是变形的，我们的京剧也有极为严酷的基本功要球，而隐藏在这些严酷的标准下的是特别好看的表演形态。文学艺术中的有一条通则，一种文艺形态，一旦加上一种苛刻的枷锁、制度、条件，反而会促进这种文艺的成熟和生长。所以巴西足球是示弱的足球，像女性一样，但又有成年人的力量、速度和灵敏度，在这种前提下就会制造出一种一对一的突破现象，欧洲足球并不追求专门的一对一的突破技术，欧洲人讲传切、二过一、三过四、五过八，而南美足球是野街球出来的，没有裁判、教练，所以小动作很多。踢野球出来的人和在绿茵草地踢球出来的人是不一样的，绿茵草地足球属于中产阶级的足球，中产阶级足球追求法律至上的理念，追求严格的纪律感和优雅的姿态。

准确而言，巴西、阿根廷原生态的足球有三种，即街头足球、泥地足球和沙滩足球，这些足球都和绿茵场没关系，导致出现一种诡异的风格，但是，因为博斯曼法案，巴西球员稍微成熟到六成的时候，就被欧洲的青训营选拔过去了。巴西陷入困顿。这些球员到了欧洲之后，不得不接受欧洲的理念，而不知不觉地淡忘了桑巴足球的传统。中产阶级足球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卡卡，卡卡的过人技术不一定特别好，但是大局观好，纪律感强，行为很优雅。中产阶级的足球并非完美的足球，它没有经过泥地足球、沙滩足球、街头足球的洗礼，其技术具有平均化乃至平庸化的趋势，青训营体系里很难培养超级巨星。

巴西足球的衰落，除了博斯曼法案，还有一个原因是桑巴文化的断裂。巴西一大批优秀的教练，如桑巴足球大师桑塔纳都已经去世了，桑巴足球出现了人才断档现象。还有一点必须说，那就是经济因素。巴西是金砖四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飞速发展意味着巴西有一大批中产阶级出现，中产阶级出身的孩子大都不愿意去踢街球、泥地足球和沙滩足球，而奔赴青训营的结果只能是为欧洲足球完全同化。

从中国人的足球观念中可以延伸出一个问题，中国人的足球观和巴西在表面上有点相似，按照正常的规律看，中国人踢的足球理应动作细腻，充满杂技感，但是，中国人踢足球的方式却毫无杂技感，反倒有“田径感”。这又是一个悖论。中国人发明的的蹴鞠并没有演化为现代足球，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而其根本的缘由还在于文化。首先，儒家文化中的有许多东西都不允许有过度的竞技性，因为竞技有规则，而规则就是一些条件，竞技的第一个条件是竞技者之间人格的绝对平等，但在儒家文化里，没有人敢和皇帝身份平等地跑步、踢球。其次，中国文化中一向有求平均的愿望，平均主义、大锅饭之所以在中国盛行，主要还是中国人喜欢这样的理念。零和博弈在中国人看来过于残酷。这才导致中国人的竞技观念的长时间陨落。而欧洲人不仅敢于面对零和游戏，还将这种价值观发展到竞技体育项目中，将一种敢于面对死亡的气度扩张到文化的高度来让全谁认知，这里寄寓着欧洲人的绝对理性和超级的逻各斯主义以及全然的文化纯洁度。

有了上述情况的出现，中国足球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中国足球改革的意义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国家认同感。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中国历史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分裂的，从纵横两方面而言，中国曾经有过国家缺乏认同感的事实。如果把足球看成是中国的民族体育项目，既符合国际足联的精神，也延长了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维度，还可以改写中国体育史和足球史，因此，中国足球人近期的主题工作应当是完成将足球打造成民族体育项目的工作。足球可以成为新的具有国家认同感的文化品类。

第二，中国风。中国人发明蹴鞠，说明足球适合中国人，中国人也就一定能踢得好足球。当然，现代足球源于英国。按照国际足联的说法，中国的蹴鞠经过东亚传到欧洲，又从海上传回中国。现代足球传入中国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20世纪初，主要在香港、上海，当时最有名的是李惠堂，人称亚洲球王，当时有一句话叫“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当时中国在远东运动会上五次获得冠军，那时的体制是私人的俱乐部体制。第二个高潮是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我们和苏联、东欧国家交流比较多，第一代教练就是匈牙利、南斯拉夫派过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球员都是延续的是东欧作风，两个边锋特别快，边路都有11秒的速度，冲到对方底线地区立刻起球，中间两个头球极好的中锋一顶，往往可以进球得分。这种技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亚洲无敌，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足球队跟韩国、沙特、科威特水平相当，打日本队还是很有把握的。很多人都说，这个战术落后啦！现在都用短传渗透，集中中路进攻，我当时觉得很有道理，但是现在觉得不是很对，我可以告诉大家，足球从来都不存在哪种技战术是先进的，哪种技战术是落后的，而只存在最适合自己的技战术体系，谁有效谁就是最好的。边路起球落后了吗？去年世界杯决赛，德国绝杀阿根廷使用的就是边路起球，德国的许尔勒边路起球，格策打入制胜球。足球运动中从来就不应该有所谓的落后或者先进的方法，只有适合你的方法，韩国有一个词叫“身土不二”，意义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生长，这个地方的动物和植物你吃了对自己最有好处，对自己身体的滋养是最有益的，也就是我们讲的水土问题。中国足球拿不出富有中国国情的东西，比如篮球，请了那么多洋帅，最后还是靠本土的宫鲁鸣才重回巅峰，我坚决反对非理性地请洋帅，洋帅来了很可能不服水土。中国足球的第三个高潮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开始学习西欧、巴西足球的风格，先后请来了英国的、西班牙的和法国的教练，但迄今为止还不太顶用，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第三，国民的惰性。现代中国很少与有家长完全同意自己的孩子踢职业足球的，他们只有看见这个孩子一定能因此拿到大学文凭或者成为明星时才愿意让孩子踢职业足球，这就是中国人的惰性，中国尚无一种能量把这些孩子赶到绿茵场上去，而且把孩子关在家里的力量远远要大于把孩子赶到球场上的力量，原因就是儒家文化的根，大家不喜欢游戏，中国人在历史上一度是歧视游戏的，认为是荒废的。我个人认为游戏能够带来创造力，它不可能带来文化知识的系统化，但是它能带来巨大的智慧，我们儒家文化最终决定放弃智慧拿起知识，其所缔造的悲境已经数次为国人领略。

我们的国民性不鼓励在充满险境下反复的冲击体能极限，而现在足球就是现代法律相匹配的东西。中国是否搞好现代足球，和中国是否进入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地带具有相似性。我们目前经济的秩序已经很好了，美国最近搞了一个TPP，简单讲就是这个企业只要接受过国家补贴就不能做贸易，这对我们国家伤害很大，我们国家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国企，涉及到七八亿人的生存，这些都不能进入TPP体系。但是，我们既然敢进WTO，我们就敢进TPP，如果没有这个勇气就无法进入现代社会。足球也一样，如果还想踢蹴鞠，就永远进不了现代足球体系，所以就得变，用现代足球的理念强行压制掉蹴鞠的理念，我们一定要达到草根性和庙堂性的妥协。

中国足球改革必须成功，它受到国家意志和民间需求的双重压力。现阶段的足球改革并非国家体育总局所策划，而是国务院组织的，参与者包括国家智库、教育部、文化部等几个部门和团体。足改避开体育总局，主要的目的体现了国家的决心和意志。国务院的研究方案确立后，立即递交给体育总局执行，足协就这样独立了。我国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国务院直接插手的运动项目。

我在今年见到了不少奥运会、体育界的官员，他们跟我说了几个数据，在今后的若干年之内，我国要建2万所足球小学，在北京和内蒙古建立两个足球中心，有条件的中小学都要参与足球联赛，这个计划庞大得惊人。我认为足改的雄心可谓空前之大，其终极的意义在于提升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改良中国青少年的精神风貌。这里不妨以高考为例。在20世纪70-80年代，高考处于成长期，其积极的意义非凡，至少它代替了从前的推荐入学制度，具有极高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公开性，是中国最为洁净的一方选拔人才的净土。但是，经历若干年的演变，高考的负面特征逐渐显现出来，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对参考者精神的折磨。但凡经过高考的人都知道其厉害。人们经常见到一种现象，经过高考的人大都在身心上遭受过极限压力。视力下降，身体受到损害。而至于考试内容之僵化、考试方式之千篇一律、考试过程之缺乏创意，都构成了一种具有负面性的高考文化。于是，人人知道高考有问题，却没有人能够把这么巨大的东西扳倒，或削弱其负面作用。中国人迄今为止尚未找到一个替代不合理的高考制度的方案，从而把孩子们引向操场，引向竞技场，引向大自然。在足球改革之前，人们没有找到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现在就完全不同了，足改在强大的政策支持下可能会做到这一点。

中国足球改革不仅会对高考中心主义实行颠覆，还可能对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力。首先，对歧视游戏说有批判作用，从而对改造国民性有助益，并进而对社会和政治生活有影响。其次，行政足球从此绝迹。以前我们一直在讲，行政足球体制下的足球事业的最高境界是成全个别职能主管部门人士的个人业绩，足协独立后，行政人员完全淡出足球领域，足球成为民间人士操作的对象，这是和国际接轨最好的机遇。再次，充分试验一下其他项目走向独立的可能性。中国的足改是个巨大的试验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中国的足球人已经失败不起了，假球黑哨案已经使中国足球从一个中端降到了低端。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假球黑哨案的负面影响。试以意大利足球为例，如果没有意大利尤文图斯的电话门事件，意大利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在欧洲五大联赛里排名倒数第二。当年的意大利足球联赛素有“小世界杯”之称，电话门使意大利的足球体系出现了本末倒置，一直延续了将近十年了都没有缓过来。我国的假球黑哨案已经过去六七年了，中国足球会将来肯定会略有起色，但真正的腾飞可能在15至20年以后。

我这里再讲几点足球的审美特性。我们看中外足球，其实说白了就是看两种类型，欣赏两种风格，一种是欧洲类型，一种是南美类型。现在需要回答，是谁缔造了这两种类型？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带领一个船队在巴塞罗那港口下海，走向深蓝，哥伦布寻找新世界是抱着壮士一去而不复返的态度的。哥伦布的确实现了诺言，他掀起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从而在为未来的足球预设了两种不同的风格，欧洲风和南美风。从后来的各类足球赛事中可以看出，哥伦布的精神一直浸透在足球中。

尚需说明足球的文化性。足球是在草地上踢的，草地是牧场的延伸，欧洲人是放牛、放羊的，放牧完了以后把牛羊一赶，自己闲下来踢球玩耍，就很有安全感。但是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就缺乏在草地上玩耍、嬉戏的传统，更谈不上在草地上踢球，我们一看到草地就想着开荒、种地、种菜，中国最著名的一出小型秧歌戏是《兄妹开荒》，按照中国人的天性，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起在草地上踢球的游戏来的，因为我们不想放牧，这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差距。足球文化其实就是纪念草地文明是怎么样走向球场文明的一种仪式。

人人都知道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对形成此现象的原因则大多不予理睬。这里需要说明，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其中有一点就是它所具有的尊重人类身体的均衡率的内在原则。很多人都想打进NBA、CBA，但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中国愿望，因为那里有一个门槛的限制，普通人的身高都达不到进入此赛事中的要求，排球也有类似的门槛。足球恰恰是没有门槛的，世界上目前有三大球王，贝利、马拉多纳、梅西，贝利身高174cm，马拉多纳168cm，梅西169cm，身高无法阻挡他们成为球王，还有加林查，一条腿比另外一条腿长6cm，加林查算得上是残疾人了，这在中国是不可能踢球的。而在巴西，加林查的地位高于贝利，他的过人技术无人能及。足球有对人类身体巨大尊重的空间。

足球的第二个特性是尊崇自然之上的原则。足球向来遵守自然至上的内在法则，足球是在大自然中进行比赛的，是在草地上的比赛，而且只要不是极端天气，都风雨无阻地执行到底，体现出近乎全天候的自然性。

足球的最为高尚的价值还体现在最脚步的特殊崇敬层面。足球是唯一的一个项目把脚同时作为运载工具和攻击、防守武器的一个运动，篮球的脚是运载工具，只负责移动、停止、转动，手负责投篮和其他动作，两者分工严密，而足球中的脚是不分工的，既是进攻、防守武器，同时也是运载工具，手变成了平衡器官，人就变成了鸟。足球具有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仿生学的美学概念，我们觉得他们在飞，足球带给我们很多想象空间。这是很多人忽略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足球改革顺应了时代风潮，是一件功在千秋、功德无量的伟业。它在扭转高考的负面作用、提升中国人的心身能量、改良中国人的国民性等方面具有无法估量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