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溦

今年，我整整行医十年。我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命题作文《我为什么要当医生》，我写的理由是：帮助别人，以获得心理上的成就感。

但现实不像童话那般美好，有好的意愿，不代表有好的能力，有好的能力，不代表有好的结果，是人能力有限，也是医学的有限。

不全面的数据，会造成偏差性误导

当年，当导师冯云让我往生殖遗传方向走，我有些茫然。课本讲述的遗传知识与患者想得到的解答往往走在两个时空。我该如何告知患者，你可以走的路就这几条。

当时发生了几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一位因反复流产、检查发现染色体平衡易位的女同事来咨询，在得知平衡易位的高自然流产风险和目前没什么有效治疗方式后，她失望离去。几个月后，我在医院碰到她，发现她满面笑容地挺着大肚子。她自然怀孕了。

另一对夫妇也没查出什么明确不孕原因，两次人工授精失败，准备试管助孕，但术前筛查发现男方9号染色体臂间倒位。当时医学上普遍认为9号染色体臂间倒位造成自然流产、死胎等风险很高。夫妇获悉后觉得做试管也没用了，决定听天由命。结果接下来的3年，他们两次自然怀孕，儿女双全。

在感叹这些人的好运气时，我开始思考，以往遗传论文数据的主要来源是有不良产史的夫妇，一些可能有染色体小变异、但正常生育的夫妇并不在这些数据中，所以不全面的数据给了我们有偏差的信息，导致我们在给患者解释时，造成倾向性误导。

病人眼中，我并不仅仅只是医生

行医多年，我渐渐体会到，医生并不仅仅是上班打卡挣钱的职业，和患者的关系，也不是完成淘宝交易那么简单。

一名教师因为自然流产发现自己平衡易位，找我咨询，说起了“心结”：先生是独子，因为她的染色体问题，婆婆说：“你们就离婚吧。”跟我咨询后，她看到了希望，没几天，她带着先生来我的门诊，就为了听我说一遍同样的话给他听。他们非常幸运，就在那个月试孕成功了。生之前，女教师来找我，因为我的门诊时间改了，来了两三次才见到我，她说，见过我后才能放心地去生。这份信任让我感到作为医生的责任。

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门诊监测排卵的病人，一个周期就怀孕了，特地来挂我的号，就为了告诉我，怀孕了，感谢我一开始给予她的信心和鼓励。有的患者在我的门诊解决了问题了，会给我介绍病人，有些并没有解决问题，还是会介绍病人找我，甚至在网上给我写表扬信。

其实很多病人我已经不记得了，对我来说，可能只是完成本职工作，但对病人来说，就是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了救命稻草。医生面对患者处理得好或不好，可能就是一时天堂一时地狱。

医患关系中，医生总是在强势的一方

有一对夫妇是我的好朋友，前后在我这里进出好几年。女方严重多囊卵巢，几次促排卵监测未孕，改做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第二次怀孕了，却是胎停，清宫后半年改试管助孕。第二次冻胚移植怀孕到三个多月发现是胎儿畸形，引产，一年后再次移植了两次，终于再次怀孕，现在还在等结果。女方几次跟我描述她那种害怕做、又不得不做的痛苦心情，我爱莫能助，希望她“顺利毕业”的心情，我比她只多不少。

还有一次，是转诊过来的病人，没挂号，插队，还问我能不能录音。我跟她说不能录音，她没说什么。结果没说几句，她操作错误把录的声音放出来了。我挺生气，很想把她赶出诊间，但是她一个劲认错哀求，我也就作罢了。

不愉快的经历对职业的自尊感是有打击的。但事后我也会反思，是不是我哪些表达不到位。我的先生也是医生，我曾跟他值过一次夜班。晚上九点多，一位家属怒气冲冲地推门而入，大声质询。我非常佩服我先生，不管这位家属如何提高他的声线，他总是温和地回答，经过10多分钟，家属变了一张笑脸，说：“谢谢医生，费心了。”

我想，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总是在强势的一方，所以我们更应该温柔、温和、有方法地对待病人和家属。当然，医闹不在患者之列。

（作者为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生殖中心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