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海天通庵路190号，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众多出版界、学界人士济济一堂，共同庆祝商务印书馆的120岁生日。活动现场，“起点·中国现代出版”专题展览揭幕，当人们驻足穿梭于横跨3个世纪的历史光影，不难发现，商务印书馆历经百余年风雨岁月，开启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从一家简单的印刷作坊完成了向首屈一指的文化教育出版平台的转型跨越。站在新的时代节点，出版界和学界在思考，当下的出版机构如何继续传承历史文脉，竭尽全力发掘贡献精神食粮？

商务印书馆的建立与发展，象征着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而这家老牌出版机构的敏锐度与自觉时代担当一直相当醒目。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举例道：“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一开始并不是商务出的，民间刻本流传甚多，但后来商务出版家意识到作者及译著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开启民智的广阔文化诉求，与名家保持密切合作。1903年中国第一份正式版税合同，就是商务与严复签定的，后来严复本人也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股东之一。”

出版平台与名家资源相互滋养，惠及代代读者

当下，全国580余家出版机构、400余家图书公司竞争激烈，作者资源是出版方极其看重的。如何吸引优秀作者乃至名家资源，使出版平台与文化大家相互滋养？这从商务印书馆的西方译介中便可见一斑。

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聘请了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相约翻译出版西方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等著作，以培养新式人才为己任。严复、林纾等著名学者的译著《天演论》《茶花女》出版传播后，使国人耳目一新，在“西学东渐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作为商务出版的外国新知识译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天演论》从1905年至1927年累计印行了32版，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界影响很大。鲁迅曾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写到自己在南京求学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

严复以毕生精力为振聋发聩、挽救国家危亡而著书立说，张元济不仅与严复磋商翻译的书目，尊重严复对书籍体例格式乃至稿酬等方方面面的要求，还不辞辛劳地为严译《原富》编制译名对照表，充分体现了专业出版人对译介西方名著的重视。

昨天下午，在商务印书馆120年纪念系列讲座首讲上，张元济之孙、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张人凤说，正是在长期的合作中，商务印书馆和当时文化界人士逐步建立起一种超越单纯商业之外的关系，情深义重，血浓于水。一些文化界名士在商务印书馆受到了超乎寻常的礼遇，比如与张元济私交甚深的蔡元培两次出国，商务都慷慨相助。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陈布雷、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大批杰出文化人、学者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任职，这也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

以现代意识激活典籍能量，文脉绵延不绝

如何传承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以现代意识激活发掘典籍能量，是当前出版界关注的焦点命题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谈到，除了放眼全球译介大量西方知名学术论著，商务印书馆不忘文化守护使命，同时挽救民族文化遗产，广泛汇集善本，辑印和编印了一批中国传统典籍，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文化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1930年，由张元济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宋版古本影印公开发售，随后各史陆续问世。百衲本即采用各种版本，彼此补缀集成，犹如僧服的“百衲衣”，尤显编者的专业功底。《百衲本二十四史》所选版本包括宋刻善本15种、元刻善本6种、明清初刻3种，通过影印校改讹误、吸收各种版本优点后编印，对中国史学研究极有影响。

2005年末，商务印书馆耗时四年出版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以500册巨作公开发行，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历时十年编纂，涵盖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历代重要典籍。业内评价称，文津阁《四库全书》是各版《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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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店”的新潮一面

■　商务印书馆是少有的同时涉足电影戏剧的出版机构。1918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活动影戏部，1919年改名为影片部。1920年，梅兰芳带剧团到上海演出，商务印书馆经理李拔可和梅兰芳商定拍两部戏，一部是《天女散花》，一部是《春香闹学》。

■除了编写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等新式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办有各类学校，做实业。1915年首次引进彩色胶印机，创制仿古活字。1918年制造教具玩具。1919年创制华文打字机。1926年，商务发明的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参展美国费城世博会，荣获乙等荣誉奖章。

■商务印书馆与不少中外文化名家合作关系匪浅。比如，商务曾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英国哲学家罗素和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等到中国讲学，成就了一段段中外学术与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