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18年，有哪些面孔曾经让我们凝视？有哪些声音让我们倾听？有哪些瞬间让我们心动？风雨兼程这一年，我们也许有很多遇到，也会有很多错过，然而，回望来路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错过那一次又一次的感动。此刻，让我们借助《感动中国》的舞台，向他们致敬！

感动中国人物名单

钟扬：扎根大地的人民科学家

杜富国：伤情牵动国人心的排雷战士

吕保民：勇斗歹徒的退伍军人

马旭：分毫积攒 千万捐赠的老人

刘传健：中国民航英雄机长

其美多吉：雪域邮路上的忠诚信使

王继才 王仕花 ：守岛卫国32年的夫妇

张渠伟：六年坚守扶贫一线的基层干部

张玉滚：担起乡村未来的80后教师

程开甲：两弹一星功勋

钟扬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率领团队在青藏高原为国家种质库收集了数千万颗植物种子；钟扬援藏16年，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的地区，长期的高原工作让他积劳成疾，多次住进医院，但他都没有停下工作。多年来，钟扬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内蒙古工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2018年4月，中宣部授予钟扬“时代楷模”称号。

《感动中国》的颁奖辞如下：

超越海拔六千米

抵达植物生长的最高极限

跋涉十六年

把论文写满高原

倒下的时候

双肩包里藏着你的初心、誓言和未了的心愿

你热爱的藏波罗花不求雕梁画栋

只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

此刻，我们重刊一篇旧文（原载于《文汇报》2018年9月26日），以飨读者。

钟扬播下的种子已发芽生长

拉萨河，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中段北侧，两岸山峰多在海拔3600-5500米之间，堪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之一。它在崇山峻岭间拐了一道长达五六百公里的巨大的“S”形后，自东向西奔向拉萨。

此刻，站在最高点海拔5200多米的纳金山向下望去，只见晴空丽日之下，拉萨河河面开阔，一如它藏语的名字“吉曲”，快乐而又舒展。

“拉萨河从这儿往西流到曲水县附近，汇入雅鲁藏布江后，河水就掉头向东，一直流往林芝。”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告诉记者。转过身，他颇为感慨地说：“钟扬老师也曾和我们一起爬过纳金山。”

钟扬老师也爬过这纳金山！这话将记者震了一下。

一年了！去年的9月25日清晨5点多，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在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不幸遭遇车祸辞世。

去年8月，钟扬教授曾与本报记者约定：待到10月底，西藏墨脱的植物种子成熟了，带记者一起去墨脱采集植物种子。谁料想，意外竟然比约定来得更早！

一年了，钟扬教授离开了他心爱的雪域高原、离开了他倾情投入的西藏大学、离开了他痴爱的生命科学。如今，他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忙着什么？他们是不是还在一如既往地采集种子？钟扬教授收集的种子，有没有在他热爱的雪域高原发芽、成长、开花、结果？

“生存环境越恶劣，植物的生命力就越顽强”

拉琼最初听到钟扬 “出事”的消息时，正在钟扬的藏大宿舍里。

那个中午原本阳光灿烂。因为钟扬和拉琼事先的一项约定：3天后，也就是9月28日，钟扬要回藏大，所以趁着天气晴好，拉琼利用午休时间赶去钟扬的宿舍。

“前几天，有一拨北京来的学生住在钟老师的宿舍，刚走。凡是有内地学生来西藏进行植物学野外考察，钟老师总是说，‘住我宿舍。’但也有学生不自觉的，住完了床单、被套都不洗，甚至连厨房的锅也不涮，扔那儿就走了。”拉琼对记者说，“我想去那把厨房整理一下，把钟老师的被子晒一晒。钟老师特别喜欢新晒过的被子了。他对我说过，西藏真好，紫外线强，晒被子不但杀菌，阳光还特别香，晚上盖着被子都可以闻到太阳的味道！”

可拉琼刚走进钟扬宿舍，钟老师在中科院昆明所的一个博士后学生电话进来了：“听说钟老师出车祸了，情况不乐观。”

拉琼的脑袋好像突然被人从身后猛砸了一记重拳。“这怎么可能？”他望着屋里的一切，钟扬在藏大带他们野外科考时用的全套装备还都在这里：他的帽子、外套、登山鞋。就像主人刚刚从野外归来，上面还带着西藏大山里的尘土草叶，带着钟扬的汗渍和体温。

“我们青藏高原的路这么难走，这么多年了钟老师都没出过一次事！”这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拉琼既意外又气愤。

哪里的自然环境能比青藏高原更艰苦更恶劣？记得有一次，钟扬带队去野外科考，将车子停在一座山脚下，一队人下了山沟去采集种子。前后也就一个多小时，等一行人从山沟里回来，只见车顶已被一块大石头不偏不倚地砸瘪了，幸亏车内无人。这大石头是什么时候从山上滚下来的，无人知晓，所有的人都暗自庆幸。

2015年，钟扬曾有过一次脑溢血。医生“警告”他：首先，必须戒酒；其二，再也不能进藏。

拉琼注意到，从那时起，生性豪爽，野外科考时常喝酒御寒的钟扬，果然戒酒了。他开始从未有过地认真服用医生开出的各种药物，且随身携带。但要他“戒掉”西藏，那是万万做不到的。没多久，钟扬又出现在藏大。

他郑重其事地对拉琼说：“我还要在西藏再工作10年，你还要再工作20年。”这意味着什么？钟扬给拉琼算过一笔账：这些年，钟扬带领的团队已经在西藏收集了4000多万颗种子，估计有1000多个物种，占西藏植物物种的五分之一左右。钟扬所说的 “在西藏再工作10年”，那就是为了将收集种子数再完成五分之一。而他希望拉琼“再工作20年”，是因为“再花 20年可以把青藏高原的种子收集增加到四分之三。”

拉琼这才明白，原来钟扬的戒酒、服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还要在西藏再工作10年。”

“你不是说好还要在西藏再工作10年的吗？”拉琼的心被攥紧了。那天下午，钟扬遇难的消息很快在藏大、在复旦、在相关微信群里刷屏了。拉琼赶紧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恩师的遇难地。

一路上，与恩师的交往在他脑海里一幕幕闪过：2006年，拉琼刚从挪威卑尔根大学生物系拿了植物学硕士学位回到拉萨。第一次见面，钟扬就提醒他：“回到西藏，千万别把英语丢了啊。”后来，拉琼和藏大别的老师一起陪钟扬上街，钟扬在一个地摊上心满意足地挑了一条牛仔裤，才29元钱。这让拉琼暗自惊讶：从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上海来的复旦大学的大教授，怎么才穿29元一条的裤子？

更让拉琼意外的是，钟扬为了鼓励藏大理学院的老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提出只要理学院的老师提出申报，不管是不是生物专业的，哪怕是物理系、地理系的，他个人都给2000元资助。这是藏大从未有过的事。

藏大科研处副处长平措达吉告诉记者，藏大理科的科研起步较晚，因为藏大在1985年之前还是西藏师范大学，最强的学科一直是藏语言文学。过去，藏大主管科研的部门叫“科研科”，是设在教务处下的一个科室。钟扬援藏来到藏大后，不仅带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还给全校老师开讲座“怎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希望通过申请国家科研项目来带动整个藏大的科研风气。

最初，拉琼还没有打定主意读博，读博究竟选择什么研究方向？他一时心里还没底。一晃3年很快过去了，钟扬不能不为拉琼的犹豫着急。2009年的一天，钟扬在拉萨贡嘎机场登机回上海前，给他打了个电话：“读博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这让拉琼下了决心：“人家都是学生主动盯着导师，而钟扬却是大教授主动盯着学生。这么好的博导要是错过了，绝对是终生遗憾！”

于是，拉琼成了钟扬在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带的第二位藏族博士生。

如今，就在拉琼办公室的书橱里，一份西藏大学今年5月颁发的聘书上庄重地写着：“兹聘任拉琼同志为生态学博士/硕士学位点点长”，拉琼教授已经成为藏大理学院第一位校内博导。

“钟老师经常对我说，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可能被严重低估了。当然，以前也可能限于没有好的交通条件、经费和研究手段等等，所以我们要重新盘点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他一直要我们聚焦海拔4000米以上植物，聚焦极端环境下的生命生存之道。他说：‘生存环境越恶劣，植物的生命力就越顽强。在青藏高原隆起的过程中，这些植物是怎么出现的？怎么适应的？怎么变异、又是怎么进化的？都是太值得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

“惟一可以告慰钟老师的，就是在他出事前4天，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全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名单。西藏大学理学院‘生态学’也列入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这让钟老师非常高兴，他和我们约好了28日来藏大，一起商量这‘世界一流学科’今后怎么建设……”拉琼说。

“他不仅是导师，更是我们自家的长辈”

刘天猛是钟扬在藏大带的第一个博士生。

2011年，他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钟老师很在乎他的学生是不是真的喜欢生物学，他鼓励学生多参加野外考察。”就在藏大钟扬的宿舍里，刘天猛说起了他的考博经历，“在考博面试的时候，我说起曾去香格里拉做野外科考的经历，钟老师就很关切地问：‘有没有高原反应？’我说，还好。感觉他的表情比较满意。直到后来，我成了他的博士生后才知道，钟老师认为，青藏高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而要在西藏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不怕吃苦，愿意从事野外科考是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

“听说你的博士论文是《西藏拟南芥的适应性进化》，”记者问，“为什么要选拟南芥进化这个题目来研究？”

“拟南芥是全球植物学家理想中的‘模式植物’。世界各地都有植物学家在研究拟南芥，因为拟南芥的基因组是目前已知植物基因组中最小的。全球除了西藏之外的拟南芥全基因组测序都已完成了，而且它是一年生植物，雌雄同株，生长快、代际更替也快。我们通过对西藏拟南芥的全基因测序，可以和全球低海拔地区生长的拟南芥基因组进行对比：青藏高原拟南芥的生长周期很短，从5月到9月，它必须全力生长，进入10月之后，它和西藏很多植物一样都不生长了。这里的昼夜温差大，中午20℃，晚上-10℃，那它为什么没有冻死？钟老师课题组研究发现，西藏拟南芥已经与世界上低海拔地区的拟南芥分道扬镳了10多万年，在基因树上是比较古老的一支，如果能从基因层面把这些抗逆适应性机制研究透了，意义很大。”刘天猛说。

但西藏的野生拟南芥在哪里？西藏植物志上说它“高 7～40厘米”，但当时植物学家为了获得西藏野生拟南芥的遗传材料，虽经多年寻找，却一直没有在青藏高原的野外采集到。

怎么办？找！为了找到西藏野生拟南芥，钟扬不但自己找，还发动他的学生也找。

钟扬在藏大招的第一批硕士生许敏和赵宁，就是藏大最早找到野生拟南芥的人。

赵宁在藏大生物系本科毕业后，因为过去理学院还不能招硕士研究生，所以最初想去内地高校读硕，是钟扬告诉她“理学院的硕士点批下来了”，她才留在了藏大。因为是藏大理学院的首批硕士生，钟扬就建议他们第一学年到对口援藏的武汉大学去读。

“钟老师考虑得太周到了，”赵宁说，“我们到武大两天后，钟老师就赶来武汉了。他为我们9个研究生每人都落实了实验室和带教导师，还带我们去武大食堂饱餐一顿，我们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吃到武昌鱼。他有一句名言，这话我们学生永远都不会忘记：‘学生总是最容易饿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感觉他不仅是我们的导师,更是我们自家的长辈。那时我们研究生每月补贴才300元，钟老师还给我们每人发了1000元，这是他自己掏的钱。”

钟扬的父母家在武汉，他还让自己父母从生活上照顾这批藏大研究生。“有一次，爷爷奶奶请我们去吃饭。钟老师一定特别关照过他俩，所以我们最喜欢的红烧肉和当地的红菜苔，爷爷奶奶都特意点了双份，让我们吃个够。”赵宁说。

钟扬培养的不仅是硕士生、博士生，更是一个个热爱植物、热爱自然的人。只要没课，这些年轻人就会自己坐着长途车去郊外上山收集植物标本。2013年的腊月，许敏和赵宁在拉萨市堆龙区羊达乡一座海拔4150米的山上找到了野生拟南芥。

喜讯传到复旦，钟扬非常高兴。他让赵宁把现场拍的照片发过来，再仔细比对。拿到完整的植株后，还进行了染色体验证，确认无误后，他将新发现的拟南芥命名为“XZ生态型”，“XZ”既是许敏和赵宁的姓氏拼音缩写，又是“西藏”两字的首字母。

如今，这西藏发现的拟南芥，已经分享给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欧、美、日等地的科学家开展相关研究。

赵宁硕士毕业后，钟扬一直鼓励她攻读博士。去年 9月5日，已是藏大理学院老师的她，在综合楼走廊上遇见钟扬，告诉他，自己主意已定，决定去武大读博。钟扬连声肯定说：“很好很好！”

“钟老师还约我在网上详细聊聊专业方向。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钟老师！”赵宁哽咽着说。

上月，复旦的钟扬教授基金会和拉琼联系，请他负责推荐几位在藏大理学院工作、学习的老师和学生作为首批获奖候选人。有的老师说：“拉琼你就是最合适的候选人啊，”拉琼笑笑说：“还是把这荣誉给学生吧。”

“科考结果可能激动人心，过程肯定繁琐枯燥”

8月下旬连着几场大雨，造成西藏很多地方出现山体滑坡。还能不能跟随拉琼老师去山南的布达拉山进行生物多样性野外科考？

“不行，不行！我必须对大家的安全负责！”拉琼老师用断然的语气回绝道。

就是上拉萨周围的山上采集植物，也并非绝对安全。正在记者与拉琼老师商讨野外科考行程时，刘天猛、赵宁和明升平收获满满地回校了。

刘天猛指着窗外藏大新校区对面海拔4600多米的山，告诉拉琼教授说：“下午，我们从右边的山脊下山，刚拐了一个弯，沿小路走了不到2分钟，忽然听到山顶隆隆作响，扭头一看，只见好几块有一二吨重的大石头，从山顶砸下来，一路滚过我们刚走过的小路，直到山脚，把几头正在吃草的牦牛都惊到了。”

“你们这么上山出了事怎么办？”这险情让拉琼非常担心，他对记者解释道：“这是青藏高原的特点，山体在经过前一天一整夜雨水的冲刷浸泡，第二天太阳一晒，热胀冷缩，很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和滚石这样的险情。”

三天后，记者跟随拉琼教授一行从拉萨市区出发，一路往东。

过海拔3900多米的纳金山垭口，停好车，拉琼一行开始上山。

在植物学家眼里，漫山遍野的草木都是“宝”。走在最前面的刘天猛和明升平，被长在岩壁石缝中的一簇并不高大的植物吸引住了，“这就是圣地红景天，多年生草本，蔷薇目，景天科。”明升平，这位植物学硕士研究生如数家珍地介绍说。

“就是高反药里的红景天吗？”记者想起一到拉萨就直奔药房买的高反药里就有红景天。

“对，圣地红景天是藏药红景天的一种。”

再往上走，拉琼指着几簇黄绿色的植物说，“这就是民间传说中的 ‘九死还魂草’，蕨类植物。它遭遇干旱，或者一到冬天，就变黄变枯。但只要雨季来临，它就复苏，第二年又发绿了。它的学名是‘卷柏’。”

几朵色彩艳丽的小花吸引了拉琼注意，他俯下身观察道：“这是翠雀！太美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在高原上特别容易晒黑？这是紫外线照射强烈的缘故。而高山植物花的颜色特别鲜艳，这是因为它富含花青素。”

记者忽然想到了钟扬教授最喜欢的那首藏族民歌：“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惟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就问拉琼教授：“我们能找到藏波罗花吗？”

“可惜啊，藏波罗花的花期已经过了，它是每年五六七月开得最艳。”

“你尝尝这个，我们管它叫 ‘螃蟹甲’，也是藏药植物。”拉琼从一株植物的根部撕下一段，记者将信将疑地将它放在嘴里，舌尖上有了一丝甜味。

“甜就对了，”阿琼说，“我们小时候没糖吃，就常挖螃蟹甲的根来嚼，它的甜味特别持久，余味很足。”

记者跟随拉琼又上了一段山坡，他选定一块较为平整的山坡做“5×5”的标准样方。刘天猛和明升平用样线拉出一个25平方米的样方，然后开始统计样方中有多少种植物。

“砂生槐，穗花韭，尼泊尔蓼。”明升平每报一样植物，刘天猛就确认记录一种植物。

“木根香青，长叶莎草，亮叶龙胆，黄苞南星，伊朗蒿……”

拉琼一一确认，最后认定在这个样方里，总共生长着28种植物。

采集的植物标本，用标本夹带回藏大。刘天猛先铺开吸湿纸，将植物标本放好，再盖上一层吸湿纸。层层叠盖后，用绳子将标本夹压实捆紧。“带回去后，隔两三天还要换一层吸湿纸，重新压实，防止因水分太多引起霉变。”刘天猛介绍说。

而明升平则在一个取样袋里放入植物的枝叶，再倒入蓝色的硅胶。拉琼说：“这是为了获取匙叶翼首花的DNA样品，如果不尽快将它干燥处理的话，担心它的DNA会溶解。我们带回去后，会请专业公司对它进行基因测序。”

明升平在取样袋上认真写下标本的植物名和采集点的地理位置：“北纬：29°41′14″，东经：91°16′3″”，还有采集点的海拔高度：“H：3930米”。

“按植物多样性科考的要求，在同一海拔高度，我们要每间隔50米以上，重复做6个样方；然后下降50米高度，再同样做6个样方。以纳金山5200米的高度，从山顶到山脚，我们总共要做二三百个样方，就要花几十天的时间，才能把纳金山的植物多样性情况基本摸清。”拉琼说，“你想想，要摸清西藏植物多样性的家底是个多大的工程，整个西藏有多少座山啊！”

“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科考，可能会有很多新鲜感；但对我们做这个科研项目的人来说，虽然科考的结果可能是激动人心的，但每天重复的调查过程，即使没遇到危险，也肯定是很繁琐、很枯燥的。”他说。

长年奔走在野外而能乐此不疲的人，惟有发自心底的“热爱”可以解释。

回到藏大理学院，走过综合楼，听到德吉、赵宁等女教师正在排练教师节上的朗诵节目 《盛放在高原的藏波罗花——纪念钟扬老师》：

“您说：‘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我们会团结一致把老师为藏区培养人才、为高原留下科学种子的希望传播下去。让您留下的种子替您生长，让您教过的学生继续梦想！”

作者：本报记者 郑蔚

编辑：付鑫鑫

责任编辑：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