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主办“作为社会技术的爱情”先锋哲学工作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范劲主讲“社会的爱情:卢曼的启示”
北大女生包丽(化名)自杀事件,知名博主宇芽家暴事件……一时间,美好的爱情竟令人“不寒而栗”。爱情究竟是什么?是非理性的激情?是恋人双方的私密情感?德国当代社会学家,社会系统论代表人物尼克拉斯·卢曼在其最受大众欢迎的著作《作为激情的爱情》中给出了答案——爱情是社会性的,“爱情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一种社会技术,是社会系统的交流媒介,爱情让人学会适应世界。”
《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一书的中译本今年11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范劲自2012年就开始关注卢曼的理论,日前在同济大学先锋哲学工作坊的研讨中,他从卢曼对于爱情的社会理论效应解读中,分享了对现代社会治理的新视角。
范劲(1973-),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自2012年以来关注卢曼系统论,出版译著《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解码》
爱情原本是发生概率极低的关系
“爱情是最重要的,可也是最难捉摸、几乎非理性的人际关系形式,用卢曼的话说就是概率极低的(unwahrscheinlich)关系”,但爱情的魅力也在于此。为何卢曼看来爱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双重偶然性’的存在”,范劲解释,“伴侣双方为迥异的两个‘世界’”,每个人都有偶然性的、独特的世界观以及行动方式,两个互为“偶然”的个体很难以达成亲密的一致,因此,“‘正常’情况下,双方本应不知道如何进入爱情、维持爱情”。范劲以他在德国时的一段趣事来佐证,“有一次教授夫妇开车接我去森林里玩,一路上教授开车,太太在一旁不断观察和挑剔,‘你车开得不对,违反交通规则’,但教授不以为然说,‘这样开车很有效,我再违反一次给你看看’”。两个人的矛盾总是存在的,如果说在其他场合双方的矛盾还能被忍受,以沉默偃旗息鼓,在爱情中伴侣间的矛盾往往不会被漠视,定会试图澄清,范劲说“这就是卢曼所说的‘婚姻在天上缔结,在汽车中自会分道扬镳’”。“个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他人的共识变得极为困难,因为讲话者总是从自身出发,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世界,难以去被动地承认对方的世界设计就是最普遍的世界设计”,这样看来,爱情原本的确应该是小概率事件。
《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作者:[德]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译者:范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定价78元
现代社会使爱情成为高概率事件
社会系统的演进使爱情发展为自成意义系统,成为社会性的交流媒介,恋人双方经由共同认可媒介轻松进入爱情。因此,卢曼说,爱情关系的成功绝不是情感多强烈,而是社会系统演化的一大成就。
*社会稳定机制中含有高风险,爱情以自由提供案例
两个偶然的、矛盾的个体能够结成爱情这一亲密关系是由于双方认可和进入了同一套秩序,这套秩序就是社会规则。“爱情很显然是关于社会规则,爱情规则是来自社会的,爱情表现也是来自社会的。”“传统社会中,爱情不光管两个人事,还要管一个家族的事,甚至要管一个国家的事。”范劲以莫里哀的《可笑的才女》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为例,讲解了传统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爱情编码是来自当时社会所固有的父权秩序。“才女”相亲的愚蠢、斐迪南和露易丝的悲剧都源于社会规则对爱情编码的制约。“叛逆意味着打破固有秩序,如果说你还是没有进入新秩序,这个事情很可怕,因为你离开了原来的秩序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悲剧往往以打破社会固有秩序却没能进入新秩序这一根本性的冲突来表现。
现代社会爱情获得自由但并没有脱离社会规则。“爱情的自由化是源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范劲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得爱情需要获得自由。“自由的爱情是用来对冲系统复杂性,也就是说在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系统当中,最好的稳定机制就是风险和不确定性本身”,只有爱情自由互动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范劲认同卢曼关于爱情自由化的观点——爱情从不自由到自由并不是爱情本身的选择,而是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爱情编码的变化。与爱情自由共生的是它“成了高难度的艺术,成了高风险的事业”,伴侣双方在自由恋爱的同时承担了更高的风险。
*交流媒介提供规则,让爱情从小概率变成高概率事件
两个差异化的个体依靠自由结合不是更难吗?为何在现代社会爱情变成了高概率事件?卢曼的回答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爱情如同货币、语言一样,成为了一般的交流媒介。“伴侣双方是无法直接沟通的,但有一个办法,可以先跟媒介沟通,和媒介达成一致,双方在媒介内部获得共识”,范劲阐释了卢曼爱情理论的核心——爱情是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建构出了一整套的爱情交流媒介,“人们之所以一见钟情,是因为早就学会了一见钟情。不难设想,青年男女在进入恋爱过程之前,就通过社会环境尤其是小说影视熟悉了过程、套路和结局,在脑中将同一脚本演练了千百遍”。在走进现实的恋爱关系以前,伴侣双方已经共有了同一套有关爱情的交流媒介,这一共同认可的媒介构成了差异双方的交流网络,使得亲密关系顺利地克服了“双重偶然性”的障碍。范劲认为卢曼以爱情洞见了社会的秘密,“爱情作为交流媒介,把亲密关系由概率极低变成概率极高”,这样一来,社会系统中最基本却又最复杂的矛盾——个体与个体间的矛盾被解决了。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年),德国当代杰出社会学家之一,他发展了社会系统论,也是一位“宏大理论”的推崇者。他的著作《作为激情的爱情》德文版于1994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
作为社会系统的交流媒介,爱情或许是治理现代社会的钥匙
卢曼认为正是交流媒介造成社会有意义的建构,因此他重视通过交流媒介观察社会。范劲借由卢曼的启示得出,通过爱情这个交流媒介或许能够找到社会治理的新途径。
*爱情关系为社会差异提供共存模式
爱情作为交流媒介调和伴侣双方个体差异,使得两者在亲密关系中得以差异共存,范劲提出这或许可以成为处理当下社会系统间关系的原则。首先,新出现的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需要差异共存原则。“当技术系统实现自治,人怎么处理新出现的人机关系?强烈要求自治的人工智能系统遵循共识原则做不到,因为机器听不懂你说话。这时候你可能还是要采取差异共存的原则,相互学习。”
其次,金融系统也需要差异共存的思维方式。“金融系统和人的意识系统存在结构性差异,这个时候需要在差异共存的原则上相互学习。管理者可能需要把基金经理叫来一起商量怎么办,这时候所关心不是阻止谁赚钱,而是寻求共生,共同防止系统崩溃。”此外,范劲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是如此。
*解决爱情风险的办法也能对抗社会风险
卢曼提出,社会风险是社会系统运作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在社会治理中,释放风险是帮助社会系统实现稳定最关键的因素。范劲认为要以看待爱情风险的眼光看待社会风险。首先,在爱情中,风险既是不稳定因素,又是活力之源。“爱情本来是风险最高的人际关系,但是爱情魅力就来自风险,风险意味着收益,社会系统中的风险亦是如此。”其次,爱情关系里解决爱情风险的办法就是爱情本身,爱情自由互动对冲了社会的复杂性。“消除风险办法不是寄希望某一套理想决定,某一个理想机构,某一条理想道路,而是像在爱情关系里一样,以复杂性对冲复杂性,这就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的系统论阐释。”
爱情不仅关乎两个人的事,也折射出社会的样子,正如范劲所说,“恋人是现代社会功能系统自治的引导者,社会帮了恋人忙,恋人也帮了社会的忙。”卢曼关于爱情的思考告诉我们,“爱情的成功说明包容悖论的可能性”, 借爱情之手,人类可能建构一个自由而有序的世界。反之,爱情的失败也并非恋人的“偶然”,爱情的解药或许也应回到社会系统中寻找。
作者:刘梦慈
现场照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
编辑:李念 刘梦慈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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