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四年、耗资千万元的《喜马拉雅天梯》，是一部创下多项纪录的纪录片。图为《喜马拉雅天梯》海报。

■本报记者 柳青

上周五公映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在院线影片里是个异数。没有细分的艺术院线，欠缺长线放映的行业习惯，稳定的纪录片观众群尚未培养，面对这样混战的商业放映环境，敢于大规模进入市场，出现在大银幕上的纪录电影，不免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士。

用时四年、耗资千万元的《喜马拉雅天梯》，也是一部创下多项纪录的纪录片：第一次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完成航拍摄影；第一次在海拔7000米以上进行拍摄；第一次把摄影脚架带上珠穆朗玛峰顶。银幕上的世界最高峰，璀璨得像一个魔幻国度，但《喜马拉雅天梯》并不是一部满足于创造“奇观”的电影，在奇绝壮观的画面中，焦点是“人”——片名中的“天梯”是藏民在高山岩壁上描画的白色梯子，希望世间的灵魂能顺着这些梯子抵达圣地，也是这些藏民担任的高山向导，环环相扣地完成后勤和安全保障，造出一条“天梯”把世俗的“梦想家”送到世界之巅。当这部电影进入院线，“天梯”更多了一层深意：中国纪录片走向大银幕，是不是也需要一条“天梯”的铺设？

把客户像小孩一样安全送上山顶

以王石为代表的这类企业家频繁登顶珠峰，让人类极限挑战的行为成了“财富人生”的时尚，然而“诗和远方”所包裹的真相是登山成为经济行为：登顶是需要用金钱保障的，这已然成为一条严密设计和控制的产业链，藏族青年们经过严格培训成为高山向导，每年适宜登峰的两个月里，他们接力式地建造营地、运送物资，把远方的“梦想家”运上珠峰——没有高山向导们专业的、无畏的付出，没有资本所保障的物质和安全，大部分的人类个体没有可能征服珠峰。这才是《喜马拉雅天梯》讲述的主线，没有“天梯”，珠峰对于普通人而言终究是不可及的，但铺设“天梯”的，也是普通人，天梯的真相，是人。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高山向导，需要在登山学校受训四年。年轻的学员来自珠峰脚下的两个县，为了适应高原稀薄的空气和严苛的生存环境，这里的人们与生俱来地拥有比内地人好得多的肺活量。即便这样，面对8000米的挑战，他们必须接受苛刻的专业训练，学习团体协作。经历考核和选拔，成为向导后的实际工作艰苦乏味，在客户到达前，他们铺路、搭帐篷、运送食品和药物，并且沿途竖起经幡，为自己、也为付了大价钱的客户们祈祷平安。客户登顶的过程中，他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执行最安全适当的方案。一位资深向导在7000米高度给两个新向导发布指令：“你们要像护送小孩子一样把客户安全送上山顶，再安全地接下来。”一将功成，客户站在白雪之巅、背靠蓝天白云振臂一呼，向导们将进入十个月蛰伏期，等待第二年登山季的到来，等待新一批客户的到来，虽然在那些光芒万丈的登顶照片里，永远不会有他们的身影。

《喜马拉雅天梯》的拍摄周期长达四年，积累下珠峰登顶“壮举”背后不可见的细密日常。它的长处在于诚实地面对“人”，这在今天的电影市场上是少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这部电影有更高的要求：它展开了群像式的生存状态扫描，却止步于对“人”的戏剧的更深挖掘，就像那位老向导调侃登山客“像送孩子一样送上去”，这里有粗线条的漫画，对人心和人性的复杂多样终究欠缺细致探索，登山客的面目是模糊的，高山向导在群像之外，也并没有更立体的“个体”。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部犹豫的电影，它试图面对发达资本时代人类与自然、壮举与信仰之间的悖论，但把更多的困惑抛给观众。处在海拔5100米的上绒布寺是地球上最高的寺庙，守庙的喇嘛说，圣山是藏传佛教创始人修行的地方，本不该被打扰，“可人们争相地来，我能说什么呢？”而他的儿子正是一个高山向导。珠峰脚下长大的孩子们既对“神山”充满敬畏，但蠢蠢欲动的年轻人们也格外想站到山顶去看一看。登山学校培养的最优秀向导，创造了不吸氧登顶的纪录，他却希望自己的孩子远离登山这个行业。存在于这一切“矛盾”背后最本质的某些东西，电影借着登山学校教练的话说破了：“珠峰给了我们谋生的可能。”——“生存”是比信仰、比传统更汹涌的暗流，也是这部电影留下的一串莫可名状的省略号。

纪录片能上映就是一种成功

在《喜马拉雅天梯》里，我们看见群山、极限和人心。但是要看见《喜马拉雅天梯》，本身却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在当下的商业放映环境里，纪录片在影院排片表上的位置，只能“且看且珍惜”。

几年前引进公映的法国纪录片《海洋》，论画面和配乐完全胜过同时期的商业大片，事实上，纪录片走上大银幕，本不该是桩“稀罕”事，在成熟的院线里，纪录电影是常见的，也能带来良好的商业回报。巴特勒米·傅雄的《上学路上》2013年9月在法国上映，一周后以164%的收益率成为当年法国电影中收益率最高的，80万欧元的投资，以228万欧元票房收盘。在我国台湾，2013年11月，齐柏林导演的一部以鸟瞰视角呈现的《看见台湾》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4亿新台币，长线放映三个半月后，票房超过2亿新台币，之后获得第5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韩国导演陈模英的《亲爱的，别过河》，是逆袭好莱坞大片《星际穿越》的票房奇迹，这部制作费用仅68万元的独立纪录片，记录一对老年夫妇的日常生活，2014年11月27日上映，公映7天后观影人次超过10万人，是韩国电影史上最快突破10万观影人次的小成本影片。

纪录片走上大银幕的必要条件是稳定的观众群和长线放映的模式，而这两条在当下国内电影市场中都是欠缺的，以至于迄今几部大规模进入市场的纪录片，是在商业院线中混战，试图拓宽观众视野，而路漫漫兮。

2013年12月20日，张侨勇导演的《千锤百炼》上映，被看作“纪录片进院线”迈出的第一步。《千锤百炼》关于四川大凉山深处，拳击运动如何渗透进一个普通中学教练的生命，并且左右着几个年轻人的命运轨迹。影片公映覆盖70个城市，对纪录片而言，这个覆盖率已然是“庞大”的，当时《好莱坞报道》撰文，形容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公映的纪录片”。《千锤百炼》最终的放映场次是383场，票房7万元，这个数字没有打击到导演张侨勇，他觉得：“失败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成功。纪录片能够进入院线，已经是一种成功。”范立欣导演的《我就是我》以《快乐男声》为背景，记录一群少年在选秀过程中经历的冲撞和迷惘，最终被音乐“唤起”了青春记忆。影片2014年7月25日上映，“快男”粉丝并没有为这部带着正剧面目的严肃纪录片创造预期的票房，公映3天累计490万元，倒是《纽约时报》评论：它能上映已经是成就。

《喜马拉雅天梯》因为漫长的拍摄周期和超过千万元的投资，毫无疑问地面对着坎坷的市场前景和巨大风险，它的际遇未必会比《千锤百炼》或《我就是我》更好，只愿这些“能上映就是成就”的“失败”，终有一天能成为纪录片荣归大银幕的“天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