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

嘉宾：罗 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郜元宝 复旦大学教授

采访：邵岭 文汇报首席记者

日前，12卷《张承志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录了张承志在2010年之前创作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对其创作的一次最为完整的总结。

有评论家认为，张承志是文坛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从改革开放之初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炮而红，以及随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等风靡文坛，到1990年代后自觉转向散文——或者说非虚构文体——创作并逐渐远离主流文坛的视线，如何评价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一直见仁见智。本期首席对话，聚焦张承志。

●张承志从初登文坛起就呈现出了一种独特性，那就是高度主观化和抒情性的特点。而且他把高度主观化和抒情性转化成了一种文体。张承志的“新时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源头紧密关联，或许也是他当时备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虽然《黑骏马》的读者大概很少会想到《故乡》。

●主流批评界对张承志中后期写作保持沉默，一个原因是散文研究向来比小说研究要难，但更重要的是，张承志有另外一套知识谱系，而这套知识谱系是我们不太熟悉的。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理解张承志，因为他提供了另外一套看待世界的眼光，而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当我们的眼光离开西方主导的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张承志的价值。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并存在的。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多元共生而生机勃发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根所在。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张承志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抹去，那将不是张承志的损失，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损失。

记者：有人说，张承志早期作品最大特点是充沛浓烈的情感和真诚的浪漫主义风格。这在上世纪80年代缺少崇高美的中国现实社会中非常有意义，他也因此脱颖而出。怎么看待这样的结论？结合与他同时代作家情况来分析，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崛起是必然还是偶然？

罗岗：张承志是从1970年代末至今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从他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初登文坛开始就显现出了这种独特性。包括后面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等。他没有继承伤痕文学的传统，而呈现出高度主观化和抒情性的特点。当时那些和他同时代、同龄的作家还没有摆脱以前那种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都是很现实主义化的作品，语言也比较平实。但是张承志的作品一出来就是带有美文特点的，语言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在那个时代让人眼前一亮。

同样是抒情性，张承志和路遥也有很大区别。路遥在《人生》中的主观性抒情性有很强烈的文艺腔，比如写高加林扑到土地上，他的抒情性不构成一种文体，而是在现实主义描写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有时候甚至有些控制不住的情感流露。张承志是把这种高度主观性和抒情性转化成了一种文体，比如《黑骏马》，用蒙古民歌的节奏来控制整个小说的节奏。1985年出现的新潮小说代表了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变化，以马原为代表，核心就是语言和文体的自觉。如果要追溯起来就会发现，张承志实际上比他们更有自觉性，而且有了理论的高度。他写过一篇文章《美文的沙漠》，发表在1985年的《文学评论》上。

郜元宝：说到张承志“早期”创作的成功，确实主要仰仗“充沛浓烈的情感和真诚的浪漫主义风格”，以及“崇高美”。也许还要加上“理想主义”。比如他的主要代表作《北方的河》，足以代表1980年代特有的虽然包含几分忧思和伤感但基本保持开放、健康、强劲、清新、爽朗、充满希望、以为悔之未晚而来者可追的精神风貌，流淌着满涨的青春朝气，你根本嗅不到一点世故、油滑、绝望和暮气。

我想多说一说1981年发表的《黑骏马》。《黑骏马》结尾令我想到鲁迅的《故乡》。鲁迅笔下归乡又离乡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思忖侄子宏儿和闰土儿子水生的将来，白音宝力格则思忖他如果结婚，生了孩子，将会和索米娅可怜的私生女其其格如何相处？他会像父亲当年把年幼的他放心地交给老额吉那样，将自己的儿子交给错失的初恋情人索米娅抚养吗？张承志的笔无论如何奔放，也不会像莫言那样，让瞎了一只眼而自觉破相的“小姑”哀求昔日恋人“我”为她在婚外生下一个和哑巴丈夫的哑巴儿子们不一样的正常小孩。不，崇尚“清洁”的张承志不会这么写。他写得更美好。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在索米娅丈夫出外的五天五夜守在一起，始终没有非分之想，有的只是跨越阶层、遭遇、昔日情感伤痛的巨大鸿沟而如今仍然相互尊重和信赖的精神交通。这恰恰是《故乡》中的“我”渴望和闰土之间发生的联系。张承志的“新时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源头紧密关联，或许也是他当时备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虽然《黑骏马》的读者大概很少会想到《故乡》。

记者：1990年代，他转向各种形态的散文随笔的写作，同时也离开主流文坛的视线。后一部分的写作数量惊人，导致小说在他全部作品中只占了很小部分，这次12卷《文集》中只有3卷是小说。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评论界对他中后期作品几乎失语，文学界很多人认为他转向之后的作品并不具备基本的文学价值，对此怎么看？

郜元宝：首先，他的小说将文学、历史等融为一炉的写法，使大部分习惯于就文学而谈文学、就小说而谈小说、缺乏基本历史兴趣的批评家和读者望而却步。他们将张承志的小说想当然地排除在他们想象的文学共同体之外，这不仅不能证明张承志的作品缺乏文学性，反而暴露了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有多么狭隘。

其次，不妨接着多说说从由小说到散文随笔（杂文）的文体转换。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有一个奇怪现象，一谈到现代杂文的文学性，似乎就只有鲁迅一人，别的作家杂文要么归入“鲁迅风”一笔带过，要么根本不谈。看上去这似乎是在竭力推崇鲁迅杂文，其实是在巧妙地孤立鲁迅杂文，阉割鲁迅杂文，使鲁迅杂文及身而没，后无来者。如果我们不承认文学史这种巧妙的骗局，那么鲁迅之外的杂文也可以谈谈。如果有这个文学史意识，张承志散文随笔（杂文）的文学性也就可以得到认真对待，不必以“文学等于小说”的狭隘观念将他的杂文排除在外。

我觉得，张承志杂文成就丝毫不下于小说。他的杂文既保持了小说语言的刚劲华丽，和形象与细节描写的质感，同时吞吐大量知识，令人读来，饶有趣味。

罗岗：主流批评界对张承志中后期写作保持沉默，一个原因是散文研究向来比小说研究要难。前者不像后者，有一大套学理和术语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研究。无论韩少功也好，张承志也好，在进入到所谓的非虚构写作的时候，一方面，他们的每一类写作都耗费了很多心思，每篇都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写，从不平铺直叙，那种写作本身就具有文体实验的意味；另一方面，我们这些分析者最多只能讲到文章里的内容，但是对于每一种特定的形式所要表达什么，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评价方式和路径。这就对我们研究理解后期的张承志提出了很大挑战。

但更重要的是，张承志有另外一套知识谱系，而这套知识谱系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尤其是在他进入非虚构写作之后，我们要真正进入张承志的世界，理解张承志，现有的知识就不够用了。和同时代的作家比如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相比，张承志拥有完全不一样的知识结构。因为他读了翁独健先生民族学的研究生，他所经受的学术训练为他提供了不同于别人的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这是他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包括最近他写《敬重与惜别》，还有一些专题的散文写作，实际上都跟他打开另外一个视野有关。

所以说，张承志的存在，是在思想和创作形式上同时对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对任何作家的讨论和评论，前提都要先进入对方的脉络。但我们现在无论从思想还是文学形式上，进入张承志都有些困难。面对这样一个在知识、经验、体会、阅历上都有非常丰厚资源的作家，我们很难和他有共同感。他根本就不在我们熟悉的主流文学的脉络里。

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理解张承志。一个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也好，卡夫卡也好，福楼拜也好，都是努力提供另外一套看待世界的眼光。这个眼光是深邃辽阔的，不是简单肤浅的——文学和艺术的价值就在这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你在现实压力下还有广阔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靠谁来保证？就是靠文学和艺术。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崩溃，而且还在进步，有一些基本的对于真善美的认知没有被动摇，实际上都是因为人们有了另一种眼光之后，把它转化成了改造世界的力量——当然这种改造也是一个绵长的过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一种宽广的精神性的视野的话，那这个现实就会变得非常可怕。而张承志就是在当代作家中比较具有这种能力的。因为他有一套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不赞成他的视角和方法，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他所提供的滋养，也许会比那些更加主流的作家更多。

记者：如此看来，质疑张承志是不是就成为一件很难的事？从张承志目前的作品来看，他的写作有没有局限性？如何评价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位置？

罗岗：没有作家是没有局限性的。问题在于，我们要用一种有效的方法质疑。这种质疑需要一种内部的批评，而不是外部的批评。外部的批评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

举个例子。从立场来讲，以塞·柏林是不认同托尔斯泰的。但是你看他那篇最著名的文章《刺猬与狐狸》，对托尔斯泰的分析非常深入，即便在批评中也有理解，比一般的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角度批评托尔斯泰深刻得多。因为那样的批评是置身事外的，没有揭示出他自身的困境。

同样的，我们如果质疑张承志，要通过张承志的逻辑，进入他的思路，来分析他可能面临的局限。他的很多东西写的都是悲剧性结局。我的理解是，张承志最后可能要把它归于一种美，就是失败的姿态也是美的。所以大家说他长得像三岛由纪夫，他自己也蛮认同。三岛由纪夫就是沉溺于美。但审美的力量需要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两者之间还是有距离的。特别是他的作品总是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不回避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表达，但是他没办法给出有效的回答，只能做出精神性的、审美性的回应。这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无论是信仰的立场还是艺术的立场。

尽管如此，张承志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坐标上一个特别独特的存在，一个异类。但他不是离群索居的异类。他始终是在场的。当我们的眼光离开西方主导的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张承志的价值。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并存在的。

郜元宝：任何人都有局限性，但要看你谈的是什么局限。作为作家，张承志的局限显而易见，但这样的局限哪个作家能够完全避免？真正值得一说的是他的另一种“局限”，就是他为何那么容易被人看出“局限”？他的“局限”为什么不像别的中国作家那样似乎永远也说不清楚？这实际上就与他在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独特位置有关。他的位置太独特，所以他的“局限”也十分明显，甚至他的“局限”就取决于他的独特位置。

众所周知，我们早已习惯于称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有时直接将当下的中国文学也冠以同一名称。但细究起来，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乃是未加分析的模糊想象的共同体，在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张承志在1990年代以后的作品很难找到适合的位置。

只有在一个更加清晰和更加扩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张承志的位置才能够得以确认。他的中国立场和中国认同始终十分坚定；虽然据说他通晓多种语言，但日常写作所依赖的主要还是汉语，并在汉语的“美文”中重新确立自己的“母语”，由此从作家的内心深处涌出“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美文的沙漠》）；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多元共生而生机勃发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根所在。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张承志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抹去，那将不是张承志的损失，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