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中国南方渐次入秋，逐渐向冬天过渡的季候为喜干冷、惧阴湿的传世古画提供了每年一度的观赏良机。继2012年“石田大穰之沈周特展”、2013年“衡山仰止之文徵明特展”和2014年“六如真如之唐寅特展”后，“吴门四家”系列展览的最后一场，“十州高会——吴门画派之仇英特展”于11月10日-12月20日在苏州博物馆举行。这次特展云集海内外12家文博机构的仇英藏品，三十余件展品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辗转流传后重返故里。在它们最初得以赋形着色的东吴胜地，向蜂拥而至的爱艺观者们绽放历史的芬芳。

对于绘画艺术而言，每一幅作品的悦目绚烂，背后都凝结着无限沧桑。明代仇英由寂寂无名的漆工入行，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在人地两生的繁华苏州成为著名的职业画师，“独步江南二十年”。仇英画作精工细致，被誉为“资众家之长而浑合之”。此次展出的画幅有山水、树石、仕女、人物、花卉、翎毛、鞍马、界画，按苏州博物馆的宣传就是“色色皆能，各有意趣”。然而仇英作品固然出自职业画师的高超技能，一旦返回传统国画讲求的“文心/士气”语境，则甜熟妩媚有余，而弱在个性气格，不能完全匹配策展方的高言溢美。

由展览来看，仇英在其作品上特爱钤印一方朱文葫芦，内廓“十州”二字。每幅画出，布局都整饬谨严，笔笔精到。但因其间绝无豪情逸兴，故而观画虽能喋喋品鉴图样间架，却不会有晤面艺术品时的未知惊喜，更不会产生托翁所谓“模糊的精神上的激动”。十州设色，规规矩矩，尤其以梧桐叶、枫和松针见其精工。但勤谨着色中显然喜金爱红，迎合时人嗜好。或许不应苛议，毕竟工匠出身，寓居收藏家太久，为活路生计故，不得不收敛个性，刻意摹古，画幅上不仅没有丝毫的旁逸侧出，甚至还有春图艳作名动东吴……

此次苏博展中有一幅来自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独乐园图》，取材北宋文学大家苏轼的五言古诗。原诗在讽咏中重在期许司马光返朝临政，激辩有德士子究竟应该“独乐乐”还是“众乐乐”。再看仇英同题图，长达5米且有余的画幅，完全围绕原诗的前四联，远摹“青山、流水”，近绘“花竹、棋局”，细节上更是将一畦畦田洼均匀界出阡陌，分别栽种奇花异草。每一株都端立方块中央，尽管枝叶形制有异，却都是一般的挺立与铺张。既不像图中主人司马君实遭遇低谷后的深婉不平，也显不出东坡原诗的洒脱自然，反而更近乎《本草纲目》中的草木绘制，逼真写实，却刻板有余，蕴味寥寥。

而且，画中的柴扉围篱与轩阔堂室在构图上极为对称。不仅是篱笆内的塔松分列四棵，就连院外的踏脚石都左右各一大块。唯一有张石几是单独的，上方还有两只小麻雀对面而立，低头啄食。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石几鸟雀图制还重复出现在另一幅《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几乎是同一形制的圆台，台上照旧对称站立着两只飞禽，只不过这次换成了长尾喜鹊。然而无论怎样阐释和理解，也无法合理地论证，为何用同样构图的石几鸟雀陪衬不同朝代的文人画士？为何同样形制里画北宋人物加上麻雀而画元代人物就变成喜鹊？这种重复图制流露出的问题就在于仇英对于绘画的理解重在使用匠心和技艺，全副力量投注写形精工拟真的方面，但在精神读解和原真性的特征把握上却有遗憾，尚未达到与古人“悠然心会”的妙处，更谈不上真正传达画中人物的情绪脉动。

回想同样是画贬谪政客的《韩熙载夜宴图》，固然也有精彩的着色场景和精细的形线图构，但在人物面容的刻画上，却着力写出笔下中心人物的满腹郁郁不平之气，隐隐包含着画者对绘画对象真实内心的感知与理解。及至仇英，独乐园中的林下先生或榻上文人，都被界画谨严的制图束缚了手脚，被丰富的背景铺陈挤占了表情，志趣受削减，意态被微缩，画中不复彰显历史人物的本身品格。好看，但与精神无关，与诗所题、画所画的对象相去甚远。

十州所作，更近乎“用品”，而非“艺术品”，服务于明代的世俗化风气，撩拨连接感官的微妙心理，在悦目的图色形制间吸引潜在的购置与收藏。《红楼梦》第五十回写芦雪庵联诗，特别荡出一笔提及仇英。粉妆银砌的冰天雪地，宝琴身穿“凫靥裘”，在山坡上与宝玉雪下折梅。贾母老眼望及“这山坡这个人品、这件衣裳这梅花”喜得忙笑，众人纷纷凑趣说像极了“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州画的《双艳图》”。世袭爵位的国公府第也悬挂十州图作，间接印证他的市场定位之高。另一方面，十州的画作即使仿制宋人，也往往自带一股尘俗暖意，羼杂江南富庶地界的昳丽风向。他临宋代画院的《中兴瑞应图》，蓝幔营帐中的大红锦被历经半个世纪依然灿红抢眼。还有摹写的《清明上河图》，里面跑着小肥驴、观赏犬，一幅东风吹、骑射忙的热闹景象。不仅专意应和清明时节而细化春风吹拂下的旗幡招展，甚至在反卷的旗面上反写文字。而且，十州之作中不乏取材优游民间的燕好生活，星眼迷离的美妇和精工别致的庭院吸引了当时很多金主，订户纷至沓来，同时也让许多文人雅士退避三舍，不在其画作上题诗写序，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交游，如文徵明一家父子、王世懋等画上作书。其实，不仅十州同代人少有为其画作题写专属诗文，他自己也只是谦微地在绢上写道：仇英制。多幅画作上款署“仇英实父制”，“吴郡仇英实父为某某某（堇）制”。显然他早有自知，是匠人求利的精工而“制”，不是悬置功利、希求艺境的自由挥洒画作。十州的自知，何其深明。今人的热捧，更需深思。

苏州博物馆“十州高会”将展品划分为四个主题，“山水清音/文人仕女/花鸟精神/历史故事”。粗看起来，格调清幽，文气十足，可是有意无意中回避了仇英本人的烟火一面。特选画作中突出展示翁同龢配联的《剑阁图》、曾国藩题幅的《枫溪垂钓图》，以及“三希堂精鉴玺”揿章的《赤壁图》。再加上格外虚构的十州老年画像，冲淡和蔼，道貌俨然，仿佛耄宿。旨在塑造起一个高画格的大人物，哪怕早已被“苏州片子”仿到滥俗。但是，一连串精心设计的活动背后不仅仅是纪念一位画工那么简单。毕竟选展品、布展、导览，不能纯然按照今人的价值取向去取舍古人，也不能有意裁剪遮蔽，乃至刻意美化、拔高某个画师的历史存在。

其实，画匠自有独属的尊严与骄傲，心手合一之后的精湛技艺里蕴藏另一种高超值得后人仰望并钻研，何必非要用同样的绘画史标准对其进行格式化？毕竟，对古人真正的尊重是给予完整的再现。（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