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假凤虚凰》能在当年只放映好莱坞电影的大光明影院放足两个月，成为中国战后最卖座的影片之一。导演黄佐临师从萧伯纳，他对英式喜剧技法的熟谙、他独一无二的喜剧才华以及他的文雅趣味，加上桑弧对市井生活和市民心性的洞察，还有石挥和李丽华这对主演恰到好处的表演，共同成就了这部“笑的经典”。

石挥扮演的理发师“三号”，一心想做“人上人”，假冒海归实业家去相亲。他的相亲对象、李丽华扮演的范小姐，在征婚广告里号称自己是归国华侨的千金，家财万贯，其实她是个带着六个月婴儿的新寡妇，想钓个金龟婿安置她和孩子的将来。电影举重若轻地把一些戳心戳肺的尖锐问题摊上台面，它勾勒矛盾重重的现代生活画卷，下层寻找阶级上层的通道却只有歪门邪道，中产阶层风光表面下社会地位岌岌可危，既得利益者掌握着金钱，新文化和旧权贵互相渗透的大城市里，小市民渴望日常的欢愉，又面对各种抉择时陷入焦虑。当它剖析小市民阶层的虚荣浮夸时，它是犀利的，但它戳到小人物的脊梁骨时，又留着余地，纵然一枕黄粱，各归各位，还是能靠手艺过安贫乐道的小日子。它挖掘到人性的根本，但它的批判是温和的，它毕竟体恤人心的敏感，它让观众笑，而后忐忑，终究会归于释然。黄佐临、桑弧和石挥都是洞明世事的明白人，也是妙人，他们了解金钱主宰的大都会文化中存在的荒诞，但他们也对人性深处善恶交织的斑驳色彩抱以理解之同情。

《假凤虚凰》和同一时期的《太太万岁》，以及稍后的《哀乐中年》，共同点是扎根于市井生活，展开市民的喜怒哀乐，这类都市情感剧或情感喜剧，是上海电影从上世纪20年代起步以来探索出的一个重要类型，到上世纪40年代尾声发展出一套高度成熟的叙事模式，在商业和艺术、外在感知和内心叙事之间平衡取舍，正面强攻声色犬马的都市经验，呈现人在城市中感受到的刺激和创伤，欲望被唤起的兴奋，以及欲望被堵截之后的沮丧。

张石川的《西厢记》属于1949年前，华语电影里另一支强势的分支，即根据中国传统戏曲改编的电影，歌舞升平。张石川用利落的内、外景切换节奏改造了北曲里“碧云天，黄花地”的缠绵，整部电影在传统戏剧语法和现代电影手法间穿梭。戏曲题材和戏曲片繁荣背后的真相，是早期中国电影对传统艺术的借力和寄生。尤其结局的处理方式，绝非好莱坞线性叙事的封闭式“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从戏曲片、歌舞片延伸到更大范围情节剧里的“大团圆”，强调“圆”的形状和循环结构的完成。无论改编和重述古代传奇，还是新编市民的喜乐，“大团圆”借助“报应逻辑”蕴含的循环时间性，让矛盾的意识形态和叙事策略有可能和平并置，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情节剧。对观众而言，在一个剧变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借助大团圆的虚构，他们能看到旧的操守和观念占据了一席之地，以此确信未来会好的。

《花姑娘》是费穆监制的最后一部电影，改编自莫泊桑的《羊脂球》，故事的框架和主线没有大改动，把背景置换成抗战时期的江南小城，李丽华主演的花姑娘因老家沦陷，一路南逃，迫于生计而卖身，她搭车去上海郊外探望家人，同车有一对买办夫妻、米商夫妇、地主官僚携太太，还有两个要去和游击队会合的护士。《花姑娘》和上世纪20年代侯曜导演的《一串珍珠》是殊途同归的，都由莫泊桑的小说改编而来，是借助于西方的技术，对西方思想进行翻译和本土化处理，本乡本土尖锐的社会矛盾完全地消解了原作的异国情调。

《花姑娘》和《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花街》《误佳期》都是张善坤南下香港创立的长城影业出品。后称“旧长城”的影业公司招募了众多南迁的上海电影人，由周璇主演、讲述战争阴影下演员境遇的《花街》，可以看作是他们的心声，这讲述中有离散的痛苦，有相互的扶持，也有屈服后的无奈和羞耻。《花街》以沉重的现实主义笔法，写出了让人惊叹的生动市井气息，这也是上海电影人带到香港的坚实传统：电影秉持批判，但不流于说教，在社会追求和商业愉悦之间取得平衡，重视通俗娱乐的教化意义，并且倚仗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不断打开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