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我们走进小剧场的时候，就已经作好准备，迎接理解力的考验。你多半会看到极简的舞台，极简的装置，极简的演出者，某些时 候，你自己也要承担演出的一部分。然后，暧昧和晦涩就来补偿极简主义。你很快被搞蒙了，努力开动脑筋，发挥想象力吧！现代艺术的概念，不就是参与？受众和 创造者，合力完成作品，同时，混淆了观看与被观看的界限。又一道哲学命题出来了，何为艺术，何为人生？小剧场在戏剧者是试验场，在观众则是大课堂。

《乌合之众》等待我们进入的，就是这样的开场。应该承认，多少令人意气消沉。上世纪80年代初始，先锋艺术运动激动起的兴奋，如今趋于平息。在这30年 里，离群索居的我们，突飞猛进，追赶古典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百多年路程，可说一波也没拉下，终至并驾齐驱，在每一轮盛衰周期的缩短中，难免会 有省略。容易省略的总是那不打眼的，可恰恰它，也许是本质性的因素。

舞台，说是舞台，实只为一个概念，边缘模糊，随表演区移动伸缩消长，临时 取放一二件道具。演员总共6名，三男三女，一律着黑衣，随机更替角色。演出在讲述乌鸦的故事里开头，这讲述还将贯穿在以后的时间里。是为了对情节作出诠释 吗？现代艺术几乎就是一部诠释史。诠释分散了本来就不集中的注意力，关于乌鸦的故事过于迎合剧名“乌合之众”，这剧名中的含义且过早为整部戏剧下了结论。 但还是有一点感动，为创作者的鲁勇，竟敢于直面观众，大发议论，将隐喻变成明喻。更为冒险的事情还在后面，当演员终于进入角色，演绎情节，不时以第三人称 立场念出动作与心理的客观描写，也就是剧本中写在括号里的提示。两军对峙激战正面表现舞台，限制很大，尤其有了电视电影，视觉的胃口扩张，从另一方面说， 变得迟钝，需要所谓的冲击力。创作者基本上把交代的重任交给口述，接近小说朗诵，剧本通读则强化了语言的线条性质，三度空间在消解。

虚构的成 因还未聚集起来，筑建成事实，存在是相当脆弱的，经不起任何离间，稍不留心便会溃决。倘若离间自有使命，是为形成再一个虚构，就是“戏中戏”的套球游戏， 接近“元小说”的模型，那就要求有加倍紧张的关系，风险亦成倍增加。这些实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现如今也已疲倦下来。此时，局面似乎不容乐观， 一无规定的舞台，平铺直叙的讲述，没有面目的人，主体与客体的时聚时离，具体性被抽象的企图瓦解，所有的元素都在涣散。依然有一点感动，还是为创作者的鲁 勇，致力从个别中提炼普遍规律，重新覆盖个别。觉得出在茫然中摸索，抓挠不着，却坚持不懈。终于，虚无中打捞起一件实物。我以为，就是这件实物，扭转了颓 势，就是鞋子。

一双双鞋子登场，布满地面。视野中有了占位，空间划分，形式感回来了。又不单纯是形式感，毕竟是戏剧，而非装置艺术，这两者越 来越走拢，边界交错，但最终还是在容积率上分道扬镳。戏剧中的形式需要承担叙事的职责，同时被叙事所限制，纳入规定，负荷沉重得多。鞋子这件实物颇有些意 味，它的外形可说直接写实人脚，坊间民俗常用作暗示。记得丰子恺先生有一篇文章，写战乱中阖家避难乡下，曾单独回城办事，一人住在空房，将孩子们的小鞋子 排在床前，以解思念之苦。有朋友探访，见此情景大呼不可以，原因是“阴气太重”。“文革”中有一本流传地下的手抄本，名字就叫“一双绣花鞋”。例举这些， 是证明鞋子它的寓意已达成公认，象征获取人间形状，与常识接轨。当舞台上站满鞋子，意义浮出水面，观看的耐心开始收取回报。先前的沉闷没有白耗，而是集蓄 能量——鞋子这符号，其实是一个允诺，正在接近兑现，时间已经到第九场。

暴力以某种名义，伤及无辜，然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都在可以 想象的范围，又因缺乏细节显得笼统，当然，我们很难向写意性要求细节，只是到此时为止，写意并未显现效果，那就是思想。对写意而言，思想的负担更为重大， 因为它取消了局部的趣味，在所不辞，就有义务提供全局的概念。语言的修辞不顶用，乌鸦的插叙不顶用，连鞋子这近乎显学的符号也不顶事了，符号说到底是事实 的附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肖真的事实被罢黜，不肖真而肖虚的事实逃脱不了干系！

转机出现在复仇活动的桥段。事情还是要回到具体性上，无论 具象还是抽象，在戏剧都要提供给视觉以对象。某种程度，戏剧比小说还更具体，小说以语言传达，总归是间接的，而舞台与受众面对面，短兵相接，要想搪塞过去 可不容易。这里的具体性，不是相对于抽象，而是在内容的实有，也就是故事。接下来就好看了，情节跳出既定概念的窠臼，透露新概念的迹象。概念是抽象美学的 命脉，它挑战着视觉的写实性，既然选择在刀锋上走路，就只有走到头。事情确实令人意外，想象和思辨突然释放出来。受害者对暴力宣战了，武器依然是暴力，此 暴力又非彼暴力。前者是无序状态，后者却呈有序；前者无计划，后者有计划；前者是盲目的正义，后者是自觉的正义——可怕就在这里，暴力有条件地获得合法， 有辜与无辜一并付出代价，然后，再一轮施暴开始。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且不是单纯的循环，而是进化的关系。原始暴力中的质朴退去了，一轮又一轮添加理性， 量变到质变……舞台的黑洞急速进入物质，涵量积累，转化辐射。

我想，局势的转化固然在于情节的意料之外，更关键是这情节顺应现实逻辑的同时， 具备一种动力，可将一推至二，二推四，呈几何级数激增。还像菌类，可无限繁殖，开出黑色的肉质花朵，连接成地衣。这就是抽象长于具象的功能，以日常况味的 损失为代价，但规则感显现出理趣，给予哲学的享受。创作者完全可以更有自信，相信故事本身就尽够了，不必赘加解释，尽够自给自足，自圆其说。

听作家刘恒说，北京人艺排演他的话剧《窝头会馆》，最末一节，死者有一大段独白，按常理，演出依超现实的方式展现，刘恒恳求道，能不能以现实方式演给他看 一遍。这恳求很有意思，如刘恒这样写实型作者，在他的世界里，现实是无限广阔，完全可能覆盖超现实。我挺期望喻荣军的《乌合之众》，也能依写实的方式排演 一遍。我相信，写意戏剧的功效，不会因日常生活的外相而遮蔽，相反，外相的生动性也许会提供给隐喻不期然的支持，比如说鞋子。现实的合理性更像出于造化的 手，艺术者其实都是造化的模仿者，那《乌合之众》故事的核，听说就来自这城市的坊间传闻，不知是真是假。

2015年7月6日上海

文/王安忆（作者系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