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记者　付鑫鑫

 

不久前闭幕的2016上海书展上，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的“开卷书坊”(第五辑)里，有吴钧陶第一部散文集——《云影》。翠绿色的封面，犹如一股清风，带走了夏末秋初的暑气，有沁人心脾之感。书中记载了吴钧陶与巴金、草婴、屠岸等人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也有他与夏洛蒂·勃朗特、马克·吐温等伟大作家跨越时空的神交往事……

 

吴钧陶生于书香门第，求学上进，喜欢看书、爱好藏书，却在初二肄业。他戏称，自己只有病历，却无学历。他一身病痛无数：软骨病、麻疹、结核性痔漏、骨结核、右腿残疾、肾结核、肠梗阻……多少次，他是死神的“漏网之鱼”。

 

他一生结伴纸墨：小学三年级就有作品刊发在校刊上；少年因病休养6年，却写下了十余万字的长篇纪实散文《药渣》(后收入《留影》，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他迈上工作岗位，以写诗、译著为人间乐事。《圣诞颂歌》《鲁迅诗歌选译》《杜甫诗英译一百五十首》《唐诗三百首新译》《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维莱特》《马克·吐温十九卷集》等等，陆续出炉。

 

60岁时，第一部个人诗集《剪影》问世，自称“花甲新秀”。2001年，第二本诗集《幻影》诞生，他“晋升”自己为“古稀新秀”。最近，他一直盼着3年前就已交稿的《心影》能够付梓。

 

“明年90周岁‘鲐背之年’，应该有机会把《心影》抱出来，见见我这个老爷爷和广大读者了。”吴钧陶惦念着。

 

市中心繁华地段，喧嚣不止，一条闹中取静的弄堂，坐北朝南矗立着一栋红色外墙的新里洋房。穿过设有对讲功能的防盗铁门，转入狭长的走道，尽头是一扇配有纱窗的木门，门里站着89岁的吴钧陶老先生。

 

“在这儿呢，快来，空调开好了。”吴老声调不大，口齿清晰。迎客进屋后，他一边扶着特制的高脚助步车斟茶，一边像老朋友一样跟记者唠家常：“阿姨　(保姆)去超市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现在，我来给你倒茶。你先看看桌上那些书和资料。”

 

细细打量这间二十多平方米的起居室，东边正中靠墙是一张大床，床头的另一端紧挨着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以作会客之用；北边、西边、南边倚墙而立全是书柜，真是应了那副自题的对联———“身无分文债，家徒四壁书”。

 

尚未落座，吴老扶着助步车站在桌边，坦然地解释说：“我这脚不好，老毛病了，十多岁时动手术留下来的。”说着，他将右腿的伤口展示出来———本该正常凸起的右臀被病魔从侧面挖去，留下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窟窿，连带着大腿肌肉顺势凹成一条深沟。那幽暗深邃的伤口仿佛无穷的黑洞，要将周围一切都吸进去，令人莫名心悸。若非亲见，很难想象吴钧陶曾经承受了多么残酷的锥心刺骨之痛。

 

（耄耋之年的吴钧陶，至今仍笔耕不辍。最近，好友韦泱先生帮他提前出版了一部“九旬诗稿”《人影》，他还记挂着明年即将出版的《心影》。付鑫鑫摄）

 

被病魔折断双翼的“小鸟”

 

时光回溯到七十多年前，1940年，吴钧陶在上海师承中学念初二，复习功课时的辛苦熬夜、体育竞技时的剧烈运动导致本就羸弱的他旧病复发——痔漏，又一次开始折磨他。起初，他还硬撑着去学校上课，可后来，细菌感染、持续高烧，脓包、伤寒接踵而至，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再次与纱布、橡皮膏和药棉为伍。

 

1941年8月11日，吴钧陶躺在怡和医院的手术台上，麻醉针刺进蚯蚓状的静脉血管。恍惚中，他觉得时间停止了、海水凝冻了，奇异的生物不再游动，世界变得安静了。也不知过了多久，麻药的效力逐渐散尽，他重回尘世间，有了光、有了声，也有了生命，似是梦境的世外荒凉、杳冥犹如闪电，稍纵即逝。

 

暑假过后，9月中旬，已请假两周的吴钧陶重返校园，然而，身体的状况并未好转。10月，美籍华侨刘吉赞医生确诊，他患的是骨结核。他的右腿像被什么东西牵扯着，不能抬高、不能着力，每走一步就带点拖、带点颠，脚与地面一接触、摩擦，就会感到疼痛难当。为此，他不得不因病辍学。

 

1942年农历新年，吴钧陶的病已经发展到夜不能寐、痛不欲生的境地。3月9日，在吴家，他进行了第二次手术。那时，无奈、困苦、愤懑、绝望萦绕着吴钧陶。在后来的诗中，他写道：“我真想仰天长啸。再也耐不住了，再也耐不住了，我恰像笼中的小鸟，怎禁得起失去自由的烦恼。”

 

本该活力四射的青葱岁月，病魔却将他捆缚于床榻间。二次手术后，吴钧陶的病情仍在恶化，右腿痉挛，短于左腿。1942年底，因结核入侵右髋关节，右腿宣告残疾。

 

然而，病痛的折磨并没有吓退他求学若渴的心。小学三年级，吴钧陶就读于上海英租界内的工部局北区小学　(今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开始接触英语。卧病在家，他抓住每一个机会补习功课，收听广播自学英语。

 

1947年10月，年仅20岁的吴钧陶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动笔撰写长篇纪实散文《药渣》，希望能在人间留下一些印迹。他坐在床上，身后垫着枕头，把一块小桌板横在身前，一笔一笔写着，将过去6年的病与痛一一记录在案。

 

“我整天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就会想将来该当如何。十多岁的光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却无奈与医院、病床结伴，苦不堪言。与其躺着、想着、痛着，还不如看书、写作、学英语。将这段苦难的经历记录下来，既能释怀自己，也可宽慰家人。这份‘绝笔’写着写着，燃起了我对生活的希望，成为我眷恋生命的寄托，给了我走向未来的信心。就好像《药渣》让几近放弃的我，看到了茫茫大海上的地平线，期待朝阳与新生。”回忆起当年写作《药渣》的初衷，吴钧陶很释然，语调中透露出风暴雨过后的平静。

 

1948年初，吴钧陶的父亲吴曦春用重金买回了美国新药——链霉素。几个月后，久治未愈的创口完全收拢，病情趋于稳定。1949年10月，吴钧陶终于站了起来，迈出家门，走上社会，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翻开自己生命的新篇章。

 

（吴钧陶与其主编的《马克·吐温十九卷集》。韦泱供图）

 

小学三年级就发表文章

 

时针再往前拨。1927年，吴钧陶生于安徽省贵池县儒林巷一个书香门第，排行长房长孙。祖父吴藩，清末时中过举人，曾任安庆造币厂厂长，后在青岛的华新纱厂和上海信和纱厂担任总经理。父亲吴曦春，早年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后在中国实业银行工作；抗战时，任上海信孚印染厂总经理。原本，子承父业，理所当然。可病愈后的吴钧陶，并不想从商，反而想从文。

 

1936年11月，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将军率部抗日，取得百灵庙大捷之际，尚在读小学的吴钧陶，为此写过文章《致傅作义将军的一封信：祝百灵庙大捷》，并代拟一封回信。结果，两篇作文都发表在当时的校刊《兰畦》上。他对文学的偏好，初现端倪。

 

长达六年的病痛折磨，中断了他的求学之路，并未击碎他的文学梦。1952年，接受过整形手术，不需要拐杖也能自如行走的吴钧陶，经父亲的介绍，进入太平洋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在家写稿、编书，《高玉宝传》《卓娅传》《马特洛索夫传》都出自他手。

 

初出茅庐，吴钧陶的稿费是每千字五六元钱，报酬不高，却为人仗义。好友周礼荣偏好音乐，吴钧陶就送他30块钱买小提琴。而他自己除了学习声乐，还报班学习俄语、英语。

 

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翻译外国文学，尤其俄国进步作品，风靡一时。好友、翻译家陈良廷鼓励吴钧陶也尝试翻译外文作品。

 

1954年，吴钧陶在外籍英语教师克莱顿(EddieCrighton)的英文补习班上，认识了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周孝怀的儿子周植庸。同学周植庸知道吴钧陶倾心于文学与翻译，便带他去拜访巴金。

 

吴钧陶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巴金在淮海坊(原名霞飞坊)的住房不大，书堆得到处都是。“巴金夫妇还请我们吃茶，叫‘沱茶’。茶壶很小，架子下面放个酒精灯，慢慢烧。茶杯也小，像小酒杯，一口就喝掉了一杯。”

 

与巴金的见面，给了吴钧陶勇气，促使他把父亲藏于家中的英文版　《圣诞颂歌》(狄更斯著)翻译成中文，交到平明出版社，还同时附上了他平日创作的诗稿。

 

不久，巴金的弟弟、平明出版社总经理李采臣亲自登门造访。他感到十分意外，以为是好事降临了。不料，李采臣先生拿出他的译稿，说编辑部看过了，觉得不能采用，很抱歉。吴钧陶一下子跌到冰窖里去了。然而，李采臣又说，想聘请他到平明出版社工作，问他愿不愿意。几分钟之内，冰火两重天，他的心像登上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吴钧陶哪有不愿之理!

 

1957年，而立之年，已经立业的吴钧陶与杨昭华喜结连理。杨昭华，圣约翰大学附中校长杨文恺之女，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懂英文、喜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在中学任数学老师。

 

“我年轻时生过病，耽误了学业，交女朋友时，就想找个志同道合的伴侣。”吴钧陶聊到爱人，眼中充满柔情，语调温和地说，“杨昭华很符合我的要求，但她离过婚，还有一个小孩。这件事，我曾经犹豫过。父母知道后很惊讶，因为我们家没有这样的先例，何况我是长子。但我母亲还是比较开通、大度的。婚后，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儿。现在，外孙都31岁了，时不时会开车接我出去兜一兜。”

 

（吴钧陶(后右)与冯春(后左)、张秋红(后中)、方平(前左)、钱春绮等翻译家在一起。韦泱供图）

 

英译中不行，改中译英

 

1955年底，公私合营，平明出版社并入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大会上，原平明出版社的10个编辑，其中4个被打成“右派”，吴钧陶名列其中，工资从之前的110元降为74元。

 

“右派”摘帽之后，他一方面从事编辑工作，另一方面则在外国文学编辑室担任管理员，管理资料室的外文资料。

 

文革期间，1969年，知识分子要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曾经作为“右派”但已“摘帽”的吴钧陶，被编入“第五连”。

 

“你们文汇报的同事，大概编在第六连，就在我们隔壁。”吴钧陶在记忆的海洋里抽丝剥茧。他将自己的背弓起来，示意说：“在干校，我管农具。那些农具背在背上，很重，可整理铁铲、铁锹是我的工作。出工前，要为同事准备好农具；不够用时，还要赶到附近连队去借；收工以后，再把农具擦洗干净、收拾好。寝室的墙是煤屑砖砌的，油毛毡的顶，四面透风，冬天冻得瑟瑟发抖。”

 

所幸，没过多久，1971年8月，吴钧陶被调往上海燎原化工厂“战高温”，其实是去废品利用仓库，整理各种废旧机器、铁管、零件，准备回炉或回收利用。

 

吴老说，那个年代，与工人师傅在一起，精神压力少了许多。上工时，他认真地刮铁锈、清理螺丝钉；业余时间，还给仓库里的工人师傅读报、教他们唱革命歌曲。因此，工人们都很喜欢他。回家以后，他“诗性”不改，偶尔写些小品。对于挚爱的翻译工作，虽然英译中不能继续，但他开始萌生了中译英的想法。

 

“我从抄家漏网的书中找到了一本 《汉英辞典》和鲁迅的诗集，尝试将它们翻译成英文。译鲁迅的诗总归没有政治问题的。”吴钧陶说。

 

八小时工作之余以及周日，不用上班，吴钧陶会尽情享受这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他搬出《汉英辞典》和破旧的《鲁迅诗歌注》以及其他参考书，坐在桌前、铺开稿纸，开始冥思苦想、字斟句酌。有时候为了一个字、甚至一个出处，他会翻查仅有的资料，琢磨半天。“苦吟风雨寒窗下，仰望星云夕照中。”“人生滋味甘与苦，宇宙奇观幻亦真。”———吴钧陶自创的这两副对联，无疑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翻译家陈良廷与吴钧陶先生(右)在切磋。韦泱供图）

 

“囚于纸”，乐在其中

 

记者问：“吴老，您少年时写散文　《药渣》，后来从事翻译、主编外国文学、诗集，自己也一直坚持写诗。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题材创作，比如小说，却偏爱诗歌呢？”

 

“这可能跟我的家庭环境、人生经历有关吧。”吴钧陶解释说。幼年时，住在祖父三层带花园的老屋里，顶楼俨如一个图书馆。其中藏有《四部丛刊》、二十四史等线装书，他“望书兴叹”，心生敬畏，不知从何学起。虽然看不懂，但他就是喜欢看书。《唐诗三百首》更是熟读于心，不会作诗也会吟。

 

5岁时，吴钧陶好奇学校是什么样子，就问大姨妈、时任贵池中心小学校长的王秀芝，答曰：“不如明天我带你去看看？”

 

吴钧陶一听，乐得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把王秀芝着实吓了一跳，忙说：“不要跳，不要跳，跳伤了可不得了。明天，我一定带你去。”

 

吴钧陶的母亲王秀岑是位知识女性，婚前就读于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她特别喜欢抄录一些古诗词。数十年来，她都一边抄写，一边背诵。也许是受到母亲的影响，吴钧陶从小就喜欢诗词，偶尔也会抄录一些杜甫的诗稿。

 

有一天，他抄录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其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引发了吴钧陶无限的感慨：回想母亲一生含辛茹苦，将家中八个子女抚养成人，感念那份伟大的母爱，他萌生了把杜甫诗歌翻译成英文的念头。

 

吴钧陶还补充道，少年时，得病数年，整日躺在床上，常常会想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这些问题，用诗歌来解答很凝练，而且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所以就对诗歌产生了特别的偏爱。学诗、写诗、译诗，他把时间和精力都专注于此，除了翻译小说，他已无力涉足其他文学品种了。

 

“杜甫是我最喜欢的唐代诗人，病痛的折磨让我对生活的苦难、人生的坎坷有了深刻理解。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所以我更倾心于同样历经磨难的‘诗圣’杜甫。”他说。

 

在他看来，格律是唐代诗歌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在确保英译准确反映原作内容的前提下，在形式上也应有所追求，尽可能做到格律化。

 

“格律并不是镣铐，遵循格律来写诗，并不是带着镣铐跳舞，更像是按照音乐的节拍和节奏跳舞，它可以使舞姿更优美。”吴钧陶说，仅从这一点看，祖父和父亲对于古体诗的偏爱遗传到了他的身上。

 

1974年9月，吴钧陶被调离燎原化工厂，回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综合部报到。1978年，编辑室改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吴钧陶的《杜甫诗英译一百五十首》出版，至此，他已跻身国内英译唐诗著名翻译家之列。同年，香港商务印书馆计划出版一本汉英对照的　《唐诗三百首》，约请翻译家许渊冲、陆佩弦、吴钧陶主编并参与翻译。

 

在《唐诗三百首新译》(1987年版)的编译过程中，吴钧陶将所有的来稿进行汇总，定期上门送到英国文学教授、古诗词翻译家陆佩弦家中求教，或约请陆教授来吴家商讨、修改译稿。

 

在家中，他们一边修改译稿，一边将译稿用打字机打印出来。所有译稿都由吴钧陶打印成三份，一份寄给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份寄给当时已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许渊冲，一份自己留底。一本书，300多首唐诗的译稿，在打字机和复印纸中缓缓流出。在那间不到三十平米的书房里，到处都是稿纸和打字纸，吴钧陶坐在纸堆当中，被困得不能动弹，却乐在其中。吴老自创了一个词形容当时的情景———即“纸囚”。

 

忍“孰不可忍”的倔强

 

吴老说，他自号“纸囚一世”，一是说自己“一辈子与纸墨为伍”，甘愿画地为牢；二是效仿外国国王，“封为一世”，不过，他的王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书的海洋。别看他的名号虽然“霸气”，但其实内心善良、细腻谦和、平易近人，一生交友无数。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期间，他热情好客，常邀同事到家中聊天，钱春绮(德语、法语)、黄杲炘(英语)、张秋红(法语)、冯春(俄语)是常客，他们和吴钧陶一起被誉为翻译界的“五剑客”。他们聚会，常常讨论翻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偶尔也会聊些时事政治。

 

当然，大家之所以喜欢到吴家聚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吴家藏书颇多。而吴老的记性很好，什么书放在哪里，心中自有一本账。老同事需要核查哪本书，随时找得出来。大家谈到兴起，还会当场站起来背诗，颇有古代“诵诗煮酒论英雄”的味道。

 

吴老说，年少时，他因病痛受了许多苦，所以将心比心，人家受苦，他看着难受，能帮人家的地方都尽量伸出援手。1980年，吴钧陶英译杜甫诗时，获悉著名翻译家孙大雨曾翻译过《离骚》《楚辞》等篇章，遂邀请他加入古诗英译丛书。但孙大雨婉拒了他：“现在的稿费等于是奴隶劳动，我是不拿出来的。”

 

十多年后，1993年4月26日，吴钧陶撰写的《丝将尽，泪欲干》一文刊发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上，向广大读者呼吁，重视孙大雨的译作。第三天，有外资企业派人访问吴老，有意资助孙大雨出版译著，那一刻，吴钧陶喜极而泣。1996年，孙大雨的　《屈原诗选英译》和《孙大雨诗文集》出版。

 

吴老说，在他的朋友圈里，没有“文人相轻”的习气，只有“互帮互助”的温情传递，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吴钧陶写诗，同事姚奔帮忙投稿到《诗刊》，为此，吴钧陶结识了诗人李小雨。后来，李小雨为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剪影》。

 

“我性格中有一种韧劲，有一种坚持不懈，忍别人觉得‘孰不可忍’的倔强。这或许是我能够在重病中熬过来，在文革灾难中挺过来，在学历甚差的情况中自我学习而有所成的原因。”吴老一边向记者展示家中藏书，一边总结说。

 

书柜上，约20本不同封面的《爱丽斯奇境历险记》　一字排开，吴老狡黠一笑，逗趣地说：“别看各个出版社的封面五花八门、五彩斑斓，还有‘畅销千万册’的宣传，其实都是我一个人翻译的版本，内容一式一样的。最近一本是迪士尼公司来要的，不肯算版费，但稿费千字120元，我也给了，盛情难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