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出版社在翻译、推介等环节与海外学术机构深耕合作，助力更多好书“走出去”

“当下，中埃互译书籍多集中于文学领域，主题与门类相对狭窄，难以满足埃及各界渴望了解当代中国发展成就与改革开放经验的迫切需求。”日前在埃及开罗举办的“中埃翻译与出版研讨会”上，埃及汉学家的发言引起不少出版界人士共鸣。近年来，国内一些出版社敏锐嗅到全球对中国政经、科技、人文等多领域的求知欲求，在翻译、推介等环节与海外学术机构深耕合作，以便西方读者更易接受。无论是　《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　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首发，还是“中华学术文库”等译著陆续推出，中国出版机构正联手剑桥大学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共同整合资源，打通国内图书“走出去”的传播通道。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出版物版权和实物贸易额连年攀升，中外版权贸易逆差从7.2：1缩小至1.6：1。图书版权输出从2005年1400余种，增至2015年近8000种。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图书“走出去”渐成常态，下一步需思考如何走入国际图书市场的发行渠道，走到海外书店的书架上，走进海外读者的心中。

眼下，实力壮大起来的中国出版企业已不满足于单纯的版权输出和图书实物出口，而是在选题、翻译、编排、推介等多个环节下功夫。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李广良说，国内出版人不能持甩手掌柜心态，“只把版权卖掉就大功告成，其余事不用管”已经行不通了，而是要摸清当地图书市场、读者阅读习惯，乃至海外学术及出版规范，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精准。

编译转码，不仅仅是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一部中文原创学术著作，卖出英文版权后，是不是翻译成英文就够了?资深版权经理人的判断是，如果缺少适当的转码“加减法”，仅仅译成另一种外语，图书的传播效果会大打折扣。

以全球话题东京审判为例，《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　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了中文版，是第一本集中表达中国学者有关东京审判学术观点的著作，显示了本土学界对于东京审判研究结论的正义性、严谨性。2012年，该书英文版授权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经长达4年多的翻译编辑，去年下半年才面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国际合作部主任李旦说，光是找合适译者，双方出版社就商议良久，既要对法学、历史有研究，又得精通中英双语。于是，出版社联系到东京审判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教授，请他出面邀请合适学者翻译其中部分章节。这部图书最终被列入“剑桥中国文库”项目。

出版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建议加推荐序言，而作者必须是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学者。几经寻找推荐，最终敲定了历史学教授、汉学家卜正民撰写英文序言。序言前后花了近1年时间，成为项目“画龙点睛之笔”。

可以说，这本书的输出案例正是当下中国学术出版的缩影。有出版人谈到，在行业、市场、技术嬗变的浪潮下，要让中国声音的国际表达深入人心，除了壮大翻译团队建设，不妨与各国汉学家联手，对作品进行符合当地话语和思维方式的编译，传播效果才能事半功倍。比如，自2012年启动至今的“中华学术文库”已在全球出版25部作品，这离不开外研社与施普林格出版方共同挖掘海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资源。

海外读者关注点，从传统文化扩至中国当代社会现实

有出版界人士谈到，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兴趣和关注点已从原来的传统文化、历史哲学等，扩大到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他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出版人应加强图书选题策划，提高出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日前，在中国文学英译推广平台的牵线下，作家格非《隐身衣》出了美国版。海外对这本薄薄的小说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便是看重作品的当代元素。

不难发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全球读者渴望从书籍中一窥东方大国的当代样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合作策划“中国梦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的初衷，也在于此。丛书集结了中国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迄今已出版近40种。在西方学者看来，书中对中国发展走向的研判预测，可为其他国家学者和决策者提供可信的背景资料。在科技传播领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向爱斯唯尔等海外知名出版商输出了多项原创出版成果，包括《热河生物群》《非线性波动方程》《分子生药学》等。

外研社社长蔡剑峰认为，国内出版社在“走出去”的项目实施中，已经越来越注重最大程度动员整合专家力量，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