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前不久，诺兰的《敦刻尔克》登上院线，很多人都说这是一部不太一样的战争片，因为它不再刻画让人肾上腺素上升的激烈战争场面，而是着眼于小人物对战争的恐惧、绝望与无奈。

英国著名战地记者、摄影师唐·麦卡林，他拍摄的作品与《敦刻尔克》给人的感觉有些相似——唐·麦卡林的镜头几乎涵盖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主要战役，但他从不去记录宏大的战争格局，他的照片里都是各色各样的底层人物：饱受饥荒的非洲少年、眼神惊恐的美国大兵、衣衫破烂身体枯瘦的白化症儿童……而他笔下对所经历的战地文字记录甚至比照片里的细节更为丰富，读来有种让人忍不住屏息的惊心动魄——

我和电视记者迈克尔·尼科尔森同行，发现两个身受重伤的士兵躺在广治的路边，便想帮两人拦下他们战友一路隆隆作响撤退的卡车队。只要稍停片刻便能载走伤兵，却没有车子愿意停下。我越来越火大，随手抓起伤兵的M-16步枪，想拿枪挡下一辆卡车。那辆车慢了下来，但驶近时又加快速度呼啸而去。我听到迈克尔对我吼：“唐，你疯啦，万一他们朝你开枪怎么办？”

答案很简单：步枪没有装弹匣。我们设法把伤兵放在迈克尔车子的引擎盖上，慢慢开到最近的救护站。两个士兵都在次日死去。

▲患战斗疲劳症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 南越 1968年2月

时值1972年初夏，越南死了两个人这件事对英国的任何人都没啥意义，越战已经被大家抛在脑后，1960年代示威游行的愤怒似乎已被漠不关心给取代了。尼克松总统领导下的美军大幅退出越战，大家都认为越战已不再那么残暴。这大错特错。

我和杂志特派员詹姆斯·福克斯与当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威廉·萧克罗斯一起到越南。我们有很多战区可以选，因为北越军队似乎进攻了每个地方。我决定先集中火力在偏南方的战场，安禄与十三号公路，此地的近身战斗似乎最惨烈。

飞近安禄时，炮火非常猛烈，飞行员决定在市区三英里外的山丘后面把我放下。我下机时，美军顾问跟我说：“你来错地方了，这里很糟，我们已经挨了很多子弹。”天色已暗，我决定先安顿下来。我请第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美国士兵喝口白兰地，他婉拒了。几秒钟后，我们遭到当晚第一波炮击，这大块头的士兵把我压在小得可怜的散兵坑底下，差点把我压死。

▲美军海军陆战队抢劫北越士兵的物品 南越 1968年2月

炮击稍停时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很需要喝点白兰地了。”

那是炮火下恐怖的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听到自动步枪射击的声音，随即拿出望远镜，看到田野里到处都是人，大家纷纷穿过稻田和矮树丛，朝我们这个方向跑来。南越伞兵仓皇飞奔，很多人身上都鲜血淋漓，伤势严重。

有架直升机降落在山丘边，我说服飞行员载我离开。接着来了一票伤兵，全都挤在我身边。我们飞回原先的集结区，这里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少了些什么。在我离开的那晚，越共地道兵爬过来，把800吨的弹药炸得半天高。那24小时的歼灭浩劫是我这辈子看过最血腥的一次，同时它也宣告“被遗忘的战争”已经回来了。有些南越部队死伤过半。

安禄战役带来惨绝人寰的苦难。詹姆斯·福克斯采访一个孕妇，她是安禄警官之妻，一架南越飞机丢下的炸弹击中她家，炸死她父亲、兄弟和三个孩子。她本身也受伤，几个北越士兵帮她的手臂包上夹板。八天后她的丈夫在警察局里死于一枚B-40火箭筒。妹妹是她仅存的亲人，却遭北越士兵逮捕。

我从安禄撤退后，每天都和美国朋友一起开着他的庞大老爷车到十三号公路查看。我们载着一堆冰啤酒，把车停在离战事一英里远之处，走路过去。

十三号公路上的战况看起来十分惊人，尤其是在那么密集的轰炸下，你大可发誓方圆几英里之内不可能有活物。但轰炸机飞开后没几分钟，就会有北越士兵从掩体里走出来，制造更多伤亡。

▲美国海军陆战队医疗人员与受伤的越南儿童 南越 1968年2月

某天有人要我送些邮件给前线的两个士兵，我就这么变成满地爬的邮差。我躲在路边阴沟里，突然一种我从没在战场听过的金属尖鸣袭来，有道白色火焰似乎将前方的道路全吞没了。那颗飞弹飞过我面前，朝我后方的M—60坦克飞去，直接命中。

我回去找那个上校，问他是否能好心点，另寻他途派送邮件。他指着一幅骇人的景象：一辆装甲人员运兵车里有个人，他的手还握着方向盘，但肩膀上却少了颗头。他的队长被轰到20码外的马路上，正由人捡起并折起来，像是小孩玩的无骨娃娃。

除了B—52轰炸机，还有眼镜蛇直升机，驾驶都是最疯狂的美国人。他们会把卡片洒在目标区，上头写着“杀人是我们的工作，而且我们还生意兴隆！”或“上帝创造生命，20毫米机炮夺走生命”。诸如此类的话。我也好奇广治沦陷后，征服者会怎么看厕所里的涂鸦：“撤兵是尼克松的老爸五十八年前就该做的事。”它的确表达了南越士兵普遍的感觉：他们国家的命运和他们自己的总统阮文绍无关，一切都是美国人造成的。

我遇到几个南越士兵，他们因为杀了一个北越医护兵而得意忘形，拿着一面北越军旗四处胡闹，还掏出老二作势要在尸体上撒尿。在他们庆祝时，我看到一本红色小册子，就问那个少尉我可不可以拿走。他还要戏弄我一下，假装把它撕开，但终究还是给了我。那是一本日记，保存得很完好，我要让它继续上路，经历更长的人生。最后它的摘要译文刊登在《周日泰晤士报》上， 标题是《一个北越士兵的日记》。

柬埔寨战争充其量仅被视为越战的余兴节目，因而鲜少有人注意。越战从新闻版面淡出后，柬埔寨也随之消失无踪。然而，1973年春季我接着到柬埔寨采访时，这个国家已名副其实地被撕裂了。她夹在美国人的疯狂轰炸与红色高棉的残酷杀戮之间，现在已是难民国度。七百万人口中，几乎有三分之一被迫逃离家园。

▲无家可归的爱尔兰移民 英国伦敦东区 1969

我抵达金边，发现外国记者的主要话题是：一个德国摄影记者说服了一名柬埔寨士兵砍下几具红色高棉士兵尸体的头，高举着给他拍照。对我来说，这已足够说明此时是好战分子占优势。

我恨不得立即离开金边。我到机场赶上第一架往南飞的达科塔型老式飞机，那位友善的台湾机师最后降落在一条马路改成的跑道上，技术高明。附近有座小镇，但我忘了镇名。很多人等着登机往回飞，当中有个女士对我的职业很感兴趣，她说她的司机会很乐意载我到镇上。

我们到小镇没多久就听到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仿佛太阳穴被重重打了一拳。不到一小时前载我来此的达科塔老飞机，再度起飞时在跑道尽头被红色高棉打成碎片，机上的人全数罹难，包括刚请司机送我一程的友善女士和飞行途中与我相处愉快的台湾机师。

我一阵惊恐。如果红色高棉如此靠近跑道，他们就离我太近了。我从来没在激烈战火下失常，此时竟然开始胆小如鼠。残暴的红色高棉把我乱棒打死的可怕影像侵入脑海中，迟迟不放过我。

▲送往战地医院，顺化 南越 1968年2月

士兵间的厮杀是一回事，不管有多可怕，但下场是成为红色高棉杀戮战场的百万尸体之一，又是另一回事。我扔了我的美国陆军工作服，买了些廉价便服穿上才回到跑道边，一整天都待在那里胡思乱想。

没有飞机起飞。我的胃收缩起来，成为一道恐惧紧张的结。到了下午5点，我听到远方的飞机引擎声，我祈祷它会在此降落。飞机盘旋几圈才降落，地面变得混乱无比。我问一个似乎是机长的中国胖子可不可以载我到金边，他挥手赶走我。货物卸完后，飞机几乎是空机返航，但他不断吼着我不能登机，因为我不在乘客名单上。我趁他没注意，把行李扔上那架DC—3就爬了上去。

▲白化症儿童 比亚法拉 尼日利亚 1969年12月

“下来，先生。”那人发现后大声吼着。我拒绝了，他耸耸肩不理我，接着飞机像火箭般几乎垂直起飞。飞机急转弯时，我看到早上的悲剧残骸，它还在燃烧。

我从金边回来后，噩梦还纠缠着我，令我睡不安枕。当时经历的极端恐惧，至今我还背负伤痕累累的记忆。

*节选自唐·麦卡林的自传《不合理的行为》，图选自唐·麦卡林的摄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