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蒲韩联合社建设给我们什么启迪？

杨团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观察了蒲韩联合社建设十多年，我认为蒲韩联合社建设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它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处，当地既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有通过重建乡村文明、走进现代化的执着追求。它的起点，和我们很多乡村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村集体已经没有了过去的乡镇企业所能给予的经济支撑，乡村的公共建设也没有更多的投资，但他们硬是在大市场、大资本的缝隙里闯出了一条小农户联合自治的农村就地现代化的道路，为缓解“三农”难题和乡村治理困境提供了一条可参考的新路径。

文汇报：蒲韩联合社建设，确实没有走“大资本下乡”的道路，而是充分发挥小农经济的优势。小农经济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吗？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以家庭经营为特点的小农生产在我国历史上长盛不衰，现在也没有完全过时。首先，要纠正人们头脑中的“小农经济等于落后、保守”等错误印象。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大，这决定了我国农业不可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小农生产仍有其合理存在的空间。

数据显示：我国一个农村劳动力平均拥有耕地是13.5亩，而美国平均一个农户拥有耕地是600英亩，也就是3600亩。按照国家城市化的规划，到204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还有20%的人口和10%的劳动力在农村，按国家18亿-20亿亩耕地面积统计，那时每个农村劳动力拥有的耕地也就是二十六七亩地，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到2040年，我国农村依然还是小农经济为主。

小农经济并不等于落后，小农经济并不拒绝技术进步，现在农机合作社已经高度市场化运作了，让农民获益良多。小农经济是完全可以走进现代化的，全世界范围内小农经济的单位面积产出是高于大农场的。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小农经济特有的优势，就是农民和土地的生命联系，以及农民精耕细作的传统。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应当尊重小农经济，为其创造合理的运行空间，在鼓励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积极扶持小农经济发展。

文汇报：蒲韩哪些探索值得我们关注？

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我觉得他们提出的“无公害农业”发展目标，很有价值。农药和化肥已经成为我国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上个世纪，为了让13亿老百姓吃饱饭，政府必须把粮食产量放在首位；现在，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粮食的质量是第一位的。食以安为先，无公害农业应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目标。

蒲韩联合社采取在乡村联合社内部进行土地流转，很有创意。土地内部流转与外来大公司进行的外部流转是不同的，它与“外部流转”相比，更富有弹性，可以让农村劳动力既出得去、又回得来。它最根本的意义是，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经营主体的地位没有动摇。它显示了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农村的生命力所在。

过去，我们只关注了“人均粮食产出率”，而忽视了咱中国的“亩均粮食产出率”。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在全世界是领先的。我国以占世界6.8%的耕地，养育着占世界21.8%的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4亩，仅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37%左右。正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我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发展道路。我们要有中国自己的农业经济学，而不是把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简单地套用到中国农业上去。中国农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必须立足于走培育内生增长力的内生之路，不能走资本替代农民的外部替代模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