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华兑现了“中国人的财政史必须由中国人来写”的承诺。李京烁摄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一个人，呕心沥血31年；一本书，洋洋洒洒500万字!　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天华所著　《中国财政制度史》　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研究中国财政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的财政史著作，这部巨著的出版不仅填补了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的空白，也承载着一位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兑现了黄天华立下的“中国人的财政史必须由中国人来写”的承诺。

昨天，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财政制度史》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市社联举办。不少学界人士感慨地说，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为更多像黄天华这样甘于“坐学术冷板凳”的学者提供更多制度保障，学术评价机制要进一步优化，向这类学者做出倾斜。

学者初心：“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中国”

在《中国财政制度史》第一卷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中国。”

三十年磨一剑，黄天华所著的《中国财政制度史》以财政史发展为经线、财政制度的演变为纬线，以土地制度和人口及户籍制度为切入点，突出从夏商周一直到民国各个时期财政制度发展的特征及其承上启下的历史端点，揭示了财政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给予中国财政制度发展的历史以简洁的概括和精练的归纳。

座谈会上，自称“不善言辞”的黄天华，这样讲述自己从事中国财政制度史研究的渊源：1982年，刚开始在中央财经大学读研的黄天华，从导师吴大英教授那里听说，在中国财政制度史研究上，西方发达国家走在了我们前面；很多研究史料，不在中国，而在日本、法国、美国。

“听了这个严峻的事实，任何中国人的心情都难以平复。中国学术的话语权怎可旁落他国？”就这样，当年这个身强力壮、意气风发的小伙黄天华，走上了一条后来被证明不仅相当冷门，而且研究难度远超出他个人预期的学术道路。

今天，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黄天华是一个体型消瘦、疾病缠身的老人。和很多学术界同道相比，虽然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出产周期显得偏长，但《中国财政制度史》用它的丰厚内涵，回报了这位苦苦践行“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知识分子的常年付出和辛劳。

学界评价，黄天华的这部巨著运用了大量史料，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揭示了财政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努力勾勒出了中国财政发展的基本轮廓，展示了中国五千年财政制度演变、发展和改革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财政制度史》的出版，也留下了一段上海学术界和出版界等多方联合“攻坚”的佳话。在黄天华完成这部500万字巨著之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笔高额的出版费。为了保证这部著作的出版，上海财经大学特别立项给予资助资金，上海市委宣传部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也对此大力支持，同时，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一出版项目也获得了“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学界发问：涌现更多黄天华，需要更科学的评价体系

“除了学习黄天华教授的精神以外，对今天的学术界来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确保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中，能够涌现更多像黄天华教授这样的学者。”座谈会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陈志勇的话，引发了很多学术界、理论界同道的共鸣。

有学者昨天在发言中披露，国内一所高校过去一度是中国财政史研究的重镇，有一支比较稳定的骨干队伍，如今却只剩一位55岁的学者还在坚守这一冷门方向。“学院也尝试引进年轻人，但年轻学者进来后不久就转行做别的研究了。”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高校对哲学社会科学这类基础学科的评价指挥棒。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直言，史学研究讲求慢工细活，往往与“短平快”的职称评价体系格格不入。为此，学校采用了多元化学术评价体系，综合考虑黄天华在学术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助他实现了从讲师到副教授、从副教授到教授的两次不循学校常规的职称晋升。

事实上，如何让更多高校尝试“不循常规”的职称晋升做法，引导更多学者安于并敢于“坐学术冷板凳”，探索更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已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