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曹雪芹写贾府除夕守岁，只一笔“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就带过了，重头戏在“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贾母在大花厅摆了十来桌酒席，定了戏班子，还有女先生说书，吃罢元宵，孩子们玩起击鼓传花，老少都卸下了家族礼仪规矩。

确实，按照老法，春节的最高潮不在除夕和年初一，而是元宵节。北宋以前，这个节日的活动已然丰富，到宋代则登峰造极，元宵过节花样之繁多、节日气氛之唯美，阅读古人种种笔记，让今人为之心醉。

南北朝期间，北魏有“三元”之说，元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是中元，十月十五即下元，上元就是元宵节，又叫上元灯节，传说天官会在这天到人间巡游，赐福于民。到隋炀帝时期，官方和民间的元宵庆典都很隆重。《隋书·音乐志》介绍：“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互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栩夹路，从昏达旦，以从观之，至晦而罢。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配饰以花者，殆三万人。”虽然隋朝时间甚短，但从这段描述看，当时的元宵节庆是盛极荣极，大型歌舞通宵达旦，性格浮夸的隋炀帝把“金金金黄，夜夜夜宴”的元宵盛会，当作展示国力国运的手段。

到了唐代，官方奉行道教，道教三官大帝中的上元天官生日是正月十五，所以元宵夜景达到空前规模，尤其灯会之豪奢，令人惊叹。用今天的话说，长安城真正是火树银花不夜城，元宵夜的都城是灯的世界。唐人《酉阳杂俎》里有这样的诗句：火树枝柯密，烛龙鳞角张。诗人崔液写过七绝组诗《上元夜》，其中第一首是：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开元天宝遗事·百枝灯树》里说，皇家和官家把元宵节的灯，布置成眼花缭乱的圣物，老百姓怎么能不一饱眼福。例如杨贵妃的二姐家：“韩夫人百枝灯树，高八十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可见，光明夺目也。”外戚家尚且如此，皇家当然更甚，李隆基为显天子威风，命匠人制作高达一百五十尺的灯树，树上搭出三十间灯楼，悬挂造型千奇百异的灯，每盏灯上装饰珠宝玉器，金银穗坠，“风吹金玉，铮铮作响。”除了一树更比一树高的灯树，还有一种灯轮，大型灯轮能高达二十丈，以金银装饰，可以挂五万盏灯，在长安的夜色中，就像巨型万花筒。

唐玄宗一朝，民风奔放，李隆基允许元宵节放灯三天，明代张岱的《夜航船》里回顾盛唐的灯会，写到“灯下踏歌，三日才散”。经历晚唐动荡，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吴越国的钱镠王再度下令“上元张灯”。等到赵匡胤统一中原，在乾德五年的正月，下了一道诏书，说是“谷之丰登，纵士民之行乐。”放灯时间延长到五天。

在古时文人看来，满城灯火的街景堪比繁花盛开，是浪漫至极的场面。“春灯绝胜百花芳，元夕纷华盛福唐。银烛烧空排丽景，鳌山耸处现祥光。”这首诗描绘的是宋朝闽南一带元宵放灯的景况，可见那时，从行政和经济中心的汴京，到偏于山海一隅的闽东南，全国盛行放灯的风俗，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各种群众文娱活动。

《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分别对汴京和临安两地的元宵节作了具体生动的描绘。“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正对宣徳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呇上皆画神仙故事。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述的汴京往事。政权南渡以后，《梦粱录》作者吴自牧亲历“杭城元宵之际，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钱酒犒之。姑以舞队言之，不下数十。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鲜丽，细旦戴花朵、珠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府第中有家乐儿童，亦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作者在序言里自陈“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后人根据这句推测，《梦粱录》成书在元军占领临安城后，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难免人生长恨水长东。

孟元老和吴自牧记下的是汴京、临安两地元宵节庆中的风情人情，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里则用相当篇幅记录了当时灯饰制作的工艺细节。《元夕》的章节中，他写到当时“灯之品类极多”，有“五色玻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有“纯用白玉，如清水玉壶，爽澈心目”，皇室更定制一种“无骨灯”，“琉璃灯心，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作者感慨“山灯凡数百千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依托着灵隐青山和一汪西湖，杭州城内遍地“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

历元朝，元宵习俗到明朝复苏起来。朱元璋是平民出身，了解民间喜乐，他更进一步地把元宵放灯的时间从宋朝的五天延长到十天，从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七。因为假期的延长，民间文艺活动相应增多了，因市民文化的活跃和社交空间的开拓，元代初兴的杂剧在明朝突飞猛进地迈向成熟和巅峰，中国传统戏曲迎来了黄金时代。

汤显祖在《紫钗记》里写霍小玉和李益的不了情，起于元宵灯会时的“金风玉露一相逢”。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主要情节来自唐传奇《霍小玉传》。在唐时，甚至更早地追溯到南北朝，元宵这个节日是特许闺阁女子出游的日子，任时代变迁，“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故事重复地上演着。汤显祖把唐传奇里“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伤情故事，写成了一部“至情”的传奇。“香街罗绮映韶华，月浸严城如画”——在这样的上元夜，男女主角于千万人之中，于千万年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正巧赶上了，“淡黄昏素影斜，燕参差簪挂在梅梢月。那人儿这搭游还歇，把纱灯半倚笼还揭。红妆掩映前还怯。”这不是在复制唐时大都会的元宵记忆，汤显祖在唐朝往事里注入了明朝的心，他在《紫钗记》里写下的人心、人情，最终呈现的是明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又何止《紫钗记》如此。其实《西游记》里唐僧在金平府赏元宵花灯，《水浒记》柴进在元宵节簪花入禁苑，以及《金瓶梅》形容西门大官人家“夜夜元宵”，哪一部不是借着对前朝的想象描绘明代的风景。

我们今天翻阅历代的诗歌、笔记和戏剧，回顾与元宵有关的种种，最大的感慨大约恰似张岱在《陶庵梦忆》里所言：欲与月期，人不可蹉跎胜事，勿负良宵。

作者：文汇报首席记者 柳青

编辑制作：柳青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