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这位被人尊称为“大先生”的一代文豪，一生交友甚多。仅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跟鲁迅交往的各界人士就有近2000人。日前，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鲁迅纪念馆藏中国现代作家手稿选》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该书遴选了鲁迅“朋友圈”中50位现代作家的50余件手稿，它们中，有丁玲最早的两篇小说的手稿，“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的手迹，从未公开出版的瞿秋白的译稿，茅盾、冯雪峰撰写的纪念鲁迅的文章原稿等。透过这些泛黄的纸张，人们可以感受到鲁迅与友人之间的珍贵友谊，这本珍贵的“朋友圈”影印本呈现了中国近现代思潮中文化巨匠的风范和心迹。

直到去世前，冯雪峰还埋首于有关鲁迅的写作

“我开始和鲁迅先生来往，是一九二九年初。那时先生到上海已经一年多了……在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去见先生，是柔石带去的。”这是冯雪峰1946年在《文汇报》发表的《鲁迅回忆录》的开篇语。当年，正值鲁迅逝世10周年。

冯雪峰与鲁迅有着非同一般的情谊。上世纪30年代初，他与鲁迅共同参加发起、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同主编了《萌芽月刊》《前哨》等刊物。1936年春，冯雪峰来到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筹建中共上海办事处。鲁迅逝世后，他参与主持了鲁迅治丧活动。

友人的离世，使冯雪峰无尽悲伤。此次收入《上海鲁迅纪念馆藏中国现代作家手稿选》的冯雪峰的《鲁迅传》手稿，由冯雪峰的长子冯夏熊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之前未曾公开出版或发表，共94页两万余字。这是一部未完成之作，手稿的纸张来源也不一，上面有多处修改，可见作者花费的时间和心力。据冯夏熊回忆，直到去世前，父亲还埋首于关于鲁迅的写作。冯夏熊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最使我震惊的，是有一次他以温顺的口吻，依恋的情调，向我诉说他有三件事情，没能在活着的时候做完。他说:‘我没有能写一本新的关于鲁迅的比较完整的书，我也没有能写完关于太平天国的长篇……我心里难过!’”“但是，他又平静地伏首于案前。在右手这边，是一厚叠关于太平天国的稿子，左手这边，是一叠笔记本子，上面写满了他摘记的有关鲁迅的资料。一直到生命终结前20小时，他还在固执地沉浸在庞杂繁复的文献之中。”

他们曾用笔墨相讥，却都为着同一目标战斗

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文学革命”论争中，鲁迅与创造社成员有过激烈的辩论，但不妨碍他们最终成为同一营垒的战友。鲁迅曾言：“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事实上，在鲁迅去世后，茅盾、郭沫若曾多次撰文或题词，表达崇敬缅怀之情。此次出版的茅盾撰写的　《学习鲁迅先生》是一个重要见证。茅盾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26年。这一年，鲁迅途经上海到厦门，在上海与茅盾有了短暂会晤，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10年的交往与合作。《学习鲁迅先生》一文为悼念鲁迅而作，原载于1936年11月5日的《中流》第一卷第五期哀悼鲁迅先生专号。茅盾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抑住了哀痛，打起精神来奋斗下去，此时凡敬爱鲁迅先生而且痛感到这损失之巨大的人们，都严肃地在想着：如何永久纪念他。”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乔丽华告诉记者，在鲁迅逝世后，茅盾虽然未能亲自参加葬礼，但他积极筹备“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撰写了3个“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公告”，第一、二号曾发表在1936年11月20日的《中流》第一卷第六期。茅盾还致信给法国左派作家协会，呼吁“尽一切力量把纪念鲁迅的活动推向全世界”。

而郭沫若曾为《鲁迅诗稿》序言中的一个字专门写信给上海鲁迅纪念馆。1959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将当时所见的鲁迅诗稿手迹整理出版，并请郭沫若作序。1960年5月，郭沫若写来一篇200多字的序文。这篇序用的是文言，对鲁迅旧体诗的思想性、艺术性做了高度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这篇序文第一段最后一句“后启来者”原为“后无来者”，但当时有人对“后无来者”一语有不同看法，郭沫若为此专门写信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建议将“后无来者”改为“后启来者”。虽为区区一字之改，却折射出他对友人的情谊。

上海，圆了无数青年的文学梦

在鲁迅的一生中，上海这座城市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1918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他首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由此，他从周树人成为鲁迅。而上海，也是他不少友人名声大噪的地方，比如丁玲，她的处女作《梦珂》和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都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那是1927年底，她首次以“丁玲”之名所写的《梦珂》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当时《小说月报》的主编是叶圣陶，他从未听说过丁玲，从自由来稿里发现了这篇小说。叶圣陶很快给丁玲回信，希望她再寄来作品，写多长都行。

据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透露，那个时候丁玲正处于迷茫期，不知道这辈子靠什么为生，虽然尝试进行文学创作，但并没有信心，小说《梦珂》的发表和上海的来信让丁玲受到了鼓励。1928年，丁玲的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再次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引起了轰动。随后丁玲和在北京相识的胡也频来到了上海，又在《小说月报》发表了两篇小说，一共4篇都是头条位置。在王增如看来，丁玲的文学创作，就是从上海开始的，是上海这个地方让丁玲选定了这条文学路，而且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

此次收入《上海鲁迅纪念馆藏中国现代作家手稿选》的是最早两篇小说发稿的校样，作者自己修改的痕迹不多，但留下了编辑、排版的诸多印记。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例，稿纸起首印着“小说月报贰号目”，盖着“华字部公证图章”，每节日记的时间都标注用五号方头字体，正文中有多处红笔改动的地方，有些只是为使排字工看起来方便，把书写不清晰的字重描，但也有些是实质性的改动，如把“讨嫌”改为“嫌厌”，“他”改为“他们”等。这些改动之处是否是叶圣陶的字迹，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