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行8年，经常听到人们对图书编辑这份职业的不解或误解——编辑是不是只有学者才能当？你们编辑是不是改改错别字就行了？······”29日，一场“女编辑聚会”上，上海人民出版社政治与理论读物中心副总监鲍静的一番话，引得现场近百位同行发出会心笑声。有时，人们对编辑的美化想象，类似电影《天才捕手》里掌握作家作品生杀大权的“幕后推手”；有时，编辑似乎又过于隐形，印在图书封底上的小方块名字，不免低调得被忽略了。

其实，一本本优秀图书，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它们会呼吸，知冷暖，有磁场，凝聚了背后一位位编辑的智慧与汗水。做书究竟有哪些荣耀和快乐，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压力？“最美时光·精彩绽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上海市出版界女编辑专题研讨会”29日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工会和上海市出版协会女编辑工作委员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协办。如今，上海出版界人才队伍中，女编辑比例超60%，占了大半壁江山。来自沪上40家出版社的近百位女编辑代表齐聚一堂，正是这抹巾帼亮色的鲜活注脚，她们围绕主题出版、学术出版、童书出版等多个领域，畅谈“做书启示录”。

【启示一：跟着大项目“长跑”，匠心打磨精品】

许多资深编辑们回首职业生涯，都会感恩那些让自己沉浸其中、并获得快速成长的难得项目。但种种收获往往也是“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慢火“熬”成的。

专注于做主题出版的鲍静还记得，她2010年入职上海人民出版社时，正好即将赶上建党90周年，老编辑们正在策划出版《中国共产党90年图集》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图志》等献礼书。“那时的书稿已经到了第十几稿，但还是贴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关于每张图片摆放的大小、每个图说人物的核对、每段故事的出处、每处颜色的变化等等，十分细琐。”当时还是新人的鲍静，听老编辑们描述，2010年冬天，许多前辈在浦东川沙郊区小旅馆中“与世隔绝”了半个多月，写干了23根圆珠笔，用掉了36管胶水，剪掉了12包B4复印纸，贴完了1800多个浮签······

“有人说，主题出版内容多是聚焦国家重大事件、重大题材、重要理论问题，可能不像文艺题材那么活泼有趣，市场效益也不是那么明显，但对编辑综合素质的要求非常高。”2013年鲍静作为编辑之一参与策划出版《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项目时间紧、任务重，从拿到稿子那刻起，6位新老编辑同时看稿，然后再对稿、合并，对每个篇章进行深入研读，对书中每个事实和数据都反复核对、反复推敲，对书稿中提到的史实详细核查，甚至走访当时在上海的当事人，使得文章的表述更为精准权威。”后来她责编《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做了大量案头准备工作，与作者林尚立教授反复沟通商讨学术细节。鲍静总结，编辑要当“内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内行”——既要知识广博（伯乐身份要求编辑尽可能多涉猎多学科知识），又得博中求专（尽可能地系统研究某一科学领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项目部副主任朱华华，将《杜威全集》视为做书生涯中的高光时刻。这套大书，她长跑了十几年。早在2006年进社做实习生时，朱华华与《杜威全集》结缘，接下第一卷译校任务。“交回去的书稿，比刚拿到的时候厚了几乎一倍，每一页上都布满红笔修改和铅笔提疑的痕迹。”2009年她正式接手做《杜威全集》。

“当时，这个后来发展为39卷的大项目仅仅收到3本稿子，面对这样艰巨任务，心里忐忑不安。但我没有退缩。”朱华华直言，编辑生涯中，能碰到好书的机会并不多，有幸遇到了，就要牢牢抓住，耐心打磨，让它焕发应有的光彩。她安心埋首项目，催稿、审稿、校稿，跌倒、爬起、成长。全集总计超1700万字，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社会、历史、教育、艺术、道德、心理等广泛领域，对译校和编辑加工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书稿内容具有连贯性，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译法和体例统一，书稿主要由我和主任曹利群做一审和二审，总编阮光页负责三审。翻译质量较好的书稿发排前流转8个月左右，问题较多的则往往在一年以上，结束三个审次以后，有的纸稿已经开始变黄，上面红、蓝、黑、绿、铅笔、荧光笔的痕迹让它带上五彩斑斓的魔幻效果。”

编辑往往有“两忧”，既担忧稿子不来无米下锅，更担忧来的稿子不合格拖累进度。《杜威全集》有署名译者80余位，如何与他们沟通，确保按时保质地交稿，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朱华华说，2013年到了晚期著作出版阶段，“催稿”几乎碰到了各种想象不到的阻碍：译者中途退出，无底线拖延，译稿不合格需另觅译者等。被这套书“反复折磨”后，她认准了这就是真爱。所谓出版理想和职业精神，不正体现在平时的点滴积累与耐心打磨中么！

除了《杜威全集》，“十年磨一剑”的故事还有《中国文字发展史》丛书、《中国近代经济地理》（9卷）、《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编年》（12卷）、《冯契文集》（11卷）等，4种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10余种获上海图书奖，9种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镌刻了许多编辑的使命担当与坚实足迹。

【启示二：勇于突破舒适区，拓路市场空白地带】

上海译文出版社黄昱宁，如今管理着一个多达18位编辑、年人均创利将近百万的文学编辑室。做过总销量将近百万的畅销书，也做过注定赔钱的小众产品，她体会到，当一名外国文学编辑，并不是——至少不全是那么纯粹浪漫的事儿。摆在面前的总是一份不完美的、需要精雕细琢的手稿，追在身后的却是那个叫做“市场”的怪兽。面对文字，究竟应站在读者立场，还是作者立场抑或出版者立场，做价值判断？为了让一本书投进茫茫书海后不至于瞬间秒沉，必须反反复复地广而告之，在微博微信上观察每张封面图激起的回响……

种种殚精竭虑，是出版人啃硬骨头的好胜心，抑或突破舒适区的果决？研讨会现场，黄昱宁事无巨细地分享了奥登“出炉”的种种艰辛与坚守。前几年她注意到，无论在现代英美文学史还是在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文人著述中，作家奥登是绕不过去的名字；但与这一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949年后我国对奥登的译介是一片尴尬的空白。奥登文风晦涩，意象庞杂，是业内公认的难点，如何为市场空白地带拓出一条新路来？

谈妥奥登几部主要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找到合适的译者、邀请王家新把关诗歌部分校译……几句话带过的描述里，隐含了数年里台前幕后的琐碎辛苦。最终《奥登诗选：1927—1947》出版，在学术界和读者群中激起热烈反响，“五年里，原本在昏暗角落里为了奥登闷头协作、艰辛摸索的几个人，突然被头顶上的灯光照亮了一大片，这才看清楚，原来真的有那么多人在等着这本书。”

追忆21年前大学毕业，曾有三份工作摆在黄昱宁面前：电视台娱乐新闻编导、外资市场调查公司分析员、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她和当年提供起薪最低的出版社签了约，一直干到今天，成为身兼作家、翻译家、出版人的多面手。“每当有人问我，究竟哪个领域让我产生最强烈的归属感——写作，翻译还是编辑？——我总会近乎自虐地回答：是编辑。我的所有通往其他爱好的路径，最终都依靠它来中转。交通中枢总是拥挤而杂乱的，站在这里，你不容易找到存在感——唯其如此，一旦找到，必会受益终身。”

【启示三：知识获取日趋便利的时代，启蒙好奇心是出版的风口】

少年儿童出版社《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中心副主任黄劲草，长期和科普童书打交道。自2011年加入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项目组，她与近百位作者产生了交集，也渐渐理解为什么这套图书的改版周期长达14年。“这个品牌的意义与价值是历史和前辈赋予的，当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当尽力往前跑以不负前辈与读者。”在黄劲草的深情讲述中，能感受到炽热的理想主义，也能看出她对童书谱系的理性洞察和思考。

2013年《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问世后，伴随着掌声的也有质疑。有人说互联网时代大概不需要这样的问答图书了，有人质疑这套图书内容与青少年理解能力的符合度。在黄劲草看来，“十万个为什么”并非一问一答那么简单，它的底层逻辑是慰藉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对未知的好奇，体味求知的乐趣。提问是求知的起点，求知是人的本性。“要去擦亮一个老品牌，我们更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让它唤起回忆，而是让它有新的种子，携带着老品牌基因，进入下一轮生命周期。”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首发的“第一次遇见科学”丛书，就被她视作可贵的新种子。黄劲草做这套书有个野心：重新定义科学启蒙。她谈到，在知识本身的获取日趋简单便利的时代，让孩子获取科学的思维方式、了解获取知识的方法、持续保有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好奇心，显得尤为重要。“希望小读者理解科学作为认识世界方式之一的界限，拥有辨别、推理、批判性思维，以及获取伴随科学启蒙的品格教育，那些好奇心、热情、勇于尝试、独立思考、如何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并坚持下去，这些才是更重要的科学启蒙任务。”她坚信，一个拥有科学素养的孩子，不仅仅知道东北虎与华南虎的区别，或是能辨别植物根、茎、叶的结构，还意味着要明白科学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正确，科学家也会有科学的偏见。“当我们可以引领孩子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了解潜能，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长久发展动力，童书出版人的尊严与价值恰恰在此。”

【启示四：编辑要有能力和专家做朋友，以专业对话水准赢得选题战】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项目部主任马夫娇，以国内第一套页岩气高端学术著作《中国能源新战略——页岩气出版工程》为例谈到，本来，页岩气相关研究机构多设在北京，数家当地出版社“虎视眈眈，最终上海团队以专业优势“啃”下项目。马夫娇说，丛书所有分册在排版前经过长达六道的审读工序，是常规图书的两倍。对于专业术语更是严格把关，如多个分册涉及“坳陷”和“拗陷”，看上去字形接近，但使用语境相异，若简单统改为其中任一个都不合适。项目组查阅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官方信息，与主编、分册作者逐一商讨，光是这一组词语就交流了十几个回合，确保细节到位。

在她看来，无论是建设专业的作者资源库，还是培养专业的学术编辑队伍，学术出版往往意味着要有“盯人”“盯书稿”的过硬本领，拥有与专家学者对话的学术能力，以专业对话水准“跑”赢选题战。此外，相对“高冷”的小众学术书，读者群较窄，如何充分利用网络进行学术图书专业营销，也是横亘在面前的挑战。马夫娇和同事们在互联网公众号等精细化平台上面进行专业营销，将学术书精准推送到专业读者手中。同时，开拓数字化学术出版销售模式，建设中国社会工作知识服务数据库及应用平台、中国非常规油气知识服务平台等知识服务平台。

做专业书的过程，往往也是自我学习、与作者互动的好机会。上海音乐出版社80后编辑代表李娟谈到，从民族音乐专业的硕士毕业后，她承担过多项重点项目，包括审读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项目《华乐大典·打击乐卷》乐谱篇。“项目涉及乐种、乐器繁多，乐曲形成时间跨度大，演奏技法复杂，全书总页数达1700余面。遇到问题时，我及时求教专家，学各地方锣鼓经谱字，做好编辑笔记，历时两年完成任务。”

在她看来，编辑一本书，其实也是自我完善升级、与作者互为激励启发的过程。在编辑学者沈洽历时30载撰写的《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音腔论》时，李娟直言诚惶诚恐。邮件往来中，讨论图书的开本、字体、用纸、装帧、注释规范等，前辈不厌其烦地探讨一字一词的用法、图表的排版、引文的准确出处、索引的排列方式等，这何尝不是对编辑最有力的鞭策。2016年李娟责编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的唱腔精选一书，直至印刷前一刻，李先生仍不断与她确认署名问题，“老艺术家严于律己、一丝不苟，让我深深感动。作者尤其是优秀学者，是编辑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一名优秀编辑应当善待作者，与作者交心，从中吸取营养。”

“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李娟感叹，编辑是一个需要时间来检验成就的行业，来不得半点浮夸。

作者：许旸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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