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邓小平在白天鹅宾馆会见霍英东（前左）

【导读】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作为对外开放的全程参与者、执行者和见证者的李岚清，在他的著作《突围》中，以自己的所知、所为、所见为第一手资料，记述了国门初开那段岁月的有关重大事件，真实地再现了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对外开放的伟大探索和实践。

中国第一批涉外酒店的建立向世界敞开大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人士纷纷来到我们这块封闭多时的大陆。1978年接待入境的人数达180多万人次，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多万人次。但当时北京勉强符合接待外宾标准的饭店床位只有1000张左右，而且基础设施、服务态度、饮食起居、管理水平都与国外的星级宾馆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对外接待工作的同志，为了给外宾预订客房不得不清晨就赶到北京饭店去排队，即使这样还经常订不到房间，不得不让许多外宾挤在北京饭店的大会客厅里过夜等候。许多外国客人一下飞机，往往无法立即安排住宿，而是被拉到景点去游览。有些游客到北京时实在无处下榻，只好先被送往郊区、天津，甚至用飞机空运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到桂林的游客被安排打地铺，于是便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外宾住宿难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形象，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邓小平同志1978年10月9日指出：“利用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应该多搞一些点。昆明、桂林、成都都可以搞，一个地方设一两千个床位。”他还具体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外国旅游者如果在中国消费1000美元，中国一年接待1000万旅游者，就可以赚100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50亿美元。

国务院为此成立了由副总理谷牧、陈慕华，以及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等“挂帅”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这个特殊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放在1978年8月成立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内，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工作的常务副主任就是刚上任的副局长庄炎林同志。廖承志对他说：“要改革开放，就要解决旅游饭店问题!你的工作就是招商引资，筹建旅游饭店。”廖承志还提醒说：“利用侨资、外资建旅游饭店是新事物、新现象，肯定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阻力，你不仅要想象自己如何处在风口浪尖上，更重要的是，不能被风浪刮倒，要站立潮头，敢于吃第一只螃蟹!”

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同志谈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时指出：“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方针政策定了要落实。首先要选好人，不选好人事情很难落实。”

建国饭店——“敢于吃第一只螃蟹”

要建立合资饭店，首要任务就是物色合作伙伴，然后是谈判、论证、签约。旅游总局一班人一年内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侨商、外商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洽谈，并就饭店的合作方式、建筑高度、材料装修、经营管理、偿还能力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和论证。

然而，当时“文革”刚结束，极左思潮的影响尚未消除。要利用侨资、外资建设高档旅游饭店，遇到很大阻力。与外商洽谈正在进行时，种种非议也同时传开了。“与一批一批的外国人谈判，听说宴请用的烤鸭，摞起来有一座饭店那么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啊?”“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成饭店、管不了饭店?要去求人家洋人，岂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

在谈判中，外商曾向我方推荐一种装配式结构的速成房子，只要这边基础打好，国外房子的模具连同全套家具运来立即组装，饭店就可以马上营业。参加谈判的同志听了很感兴趣，邓小平、谷牧同志对此也很感兴趣。可是当这项工作还在洽谈时，有人却说开了：“沙石材料也要从外国进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还有人上纲上线地宣称：“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建饭店，非要交给外国资本家?简直就是卖国主义!”

谷牧、廖承志同志和国家外资委的领导对这一合资项目一直给予支持，廖承志还给旅游总局介绍了一个合作伙伴——陈宣远。陈宣远早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后来到美国定居，具有饭店管理者和建筑师双重身份，当时拥有美国加州旧金山的帕罗沃特、拉吉娜、帕萨迪娜、希尔顿等四家假日饭店和一个建筑事务所，对饭店的建设、经营和管理都颇有经验，而且也愿意为中国尽点心力。当了解到在以往谈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亏而未成功时，陈宣远表示：“我看这样，我们拟定合资方案，要按能让国内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条件来办。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只要能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

双方最后议定：各投资1000万美元建设建国饭店，饭店共528间客房，其中外方占49%的股权，中方占51%的股权，双方合作10年，10年后，中方只需花1美元就可购买外方所有股权。显然，这个条件对中方是十分有利的，而且中方所出的1000万美元全部是低息贷款，汇丰、花旗等国外银行都看好此项目，愿意提供贷款。

1979年6月7日，旅游总局向国务院报告了谈判进展，提出了中外合作建造和经营旅游饭店的意见。但由于当时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先例，国务院办公会议一时无法定夺，只好将意见上报最高决策层。旅游总局的报告在l7位中央高层领导人手中流转，或圈阅或批示，邓小平同志态度鲜明：要旅游，就必须建造足够的上档次的旅游饭店。经过详细分析，他们都赞成旅游总局提出的报告，力主上马开工。

经过细致比较，地段决定选在建国门外大街，饭店拟建20多层，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但是建国饭店所选地址后面是国务院某部门的宿舍区，居民不同意，说遮挡了他们的阳光。最后商定在有宿舍的一边只建四层半楼房高，保证该部门居民所说在全年日照最短的冬至那天，阳光都能照到他们的一层窗户。在无宿舍的一边，也只建九层楼高。

建国饭店1980年6月破土动工。但是该部门的一些干部家属又称，在这里盖房既扰民，又影响风水。工地上白天竖起的篱笆，晚上就被偷偷破坏，搅拌机也被掀翻，工程无法进行下去。主抓这个项目的庄炎林心里很着急，多次交涉，毫无效果。廖承志同志对他说：“炎林，你立即起草一份报告，我报送中央，看谁还敢这样胡来!”报告送交到邓小平同志手里，邓小平同志看完后在上面批示：“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当即就让秘书传达下去，这才使工程得以顺利进展。

建国饭店破除重重阻力，于1982年4月顺利竣工。饭店引入了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实行“垂直领导，层层负责，分工合作”，把坐着服务变成站着服务。1984年7月，国务院发在全国推广建国饭店的管理方法。合资双方共同经营期满后，陈宣远不但按合同把饭店无偿交给中方，还于1988年向北京先农体育馆捐赠了北京第一所室内网球馆。建国饭店开业3年就收回投资，至今的26年间，28次获得“国际金酒店奖”、“国际质量奖”等国际大奖。

北京长城饭店是由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与美国伊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合资的又一家高档饭店。这个饭店把现代化的建筑风格与我国的长城造型结合起来，投资也比较大，达7000多万美元。这样大的项目，当时对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美商还是有很大顾虑的。幸好有美籍华人沈坚白从中协调沟通，对项目成功建成和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白天鹅宾馆——第一个BOT项目

在广州，爱国港商、著名实业家霍英东还采用BOT方式建设了白天鹅宾馆。所谓B0T合作方式，即由中方提供土地，外方投资建设，由外方经营若干年后无偿交给中方。1979年1月，霍英东先生得知内地决定对外开放，很高兴，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建造一家高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l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5年)，这是继建国饭店、长城饭店后又一家中外合作的高级酒店。

广州白天鹅宾馆外景

霍英东回顾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他还谈到在建酒店时，首先面临的就是内地计划体制造成的物资短缺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上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替代。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的红章。”后来，霍英东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他先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将开业日子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这一招居然还生效了，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7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日涌进了一万多市民。

兆龙饭店——对外开放的风向标

1978年秋，著名爱国爱港人士包玉刚第一次回北京，他找宁波老乡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帮助安排住进了北京饭店。他在香港早听说北京的宾馆紧张，可一入住才知道，饭店只给他夫妇安排了一个套间。其他陪同人员，一时无法安排。包玉刚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先住下，有问题明天再说。”第二天，包玉刚走进旅游总局办公楼，看到总局都是几个人挤在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子办公，就对卢绪章说：“北京旅游饭店这么紧张，你这个旅游局长都没有办法，我打算给国家捐1000万美元，盖一个饭店和旅游局办公楼。”并提出了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要求：饭店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就叫兆龙饭店。

由于当时接受外资捐款许多人还有不同看法，旅游总局不敢立即答复。又等了一年多，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再次来北京与六机部谈订购船舶和合资经营问题。他再一次表达了捐赠的愿望，华国锋等领导对他这种热心祖国建设的行动表示充分肯定，同意接受这1000万美元捐赠。然而一些人还是坚持“不能接受资本家的礼物”、“不能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但几天后，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报告。7月2日，国务院又正式确定由旅游总局负责选址建设。

1981年3月10日，中美双方出席长城饭店开工仪式

经多方努力，饭店定址于白家庄。198l年3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该工程列入当年中央部委在京建房计划，定名为兆龙饭店。1981年7月4日，陈慕华等领导和包兆龙、包玉刚父子参加兆龙饭店奠基。此后，包玉刚按承诺递交1000万美元的支票，竟一时找不到接收人。邓小平同志知道后，为表明对这件事的支持，决定由他出面接受这笔捐款。

1981年7月6日上午，邓小平、王震等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包兆龙、包玉刚父子。邓小平亲自接过包玉刚面呈的1000万美元的支票。同时，包玉刚还递上了他捐资1000万美元建造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信函。这在国门刚刚开启的中国大陆，是一个风向标，备受海内外关注。

这次接见后，包玉刚愈发增强了参与祖国对外开放和建设的信心。他发起成立了内地与香港合资的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那时国内船舶出口几乎是零，而这家公司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向中国内地造船厂订购了6条货轮，为中国的船舶出口起了带头作用。他还在家乡捐资创办了宁波大学等许多项目。

兆龙饭店建设之初就确定了自己设计、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的方针。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些部门办事效率还很低，工程未能按建造协议的时间进行，直到1983年2月13日才破土建设，此前包兆龙先生已于1982年不幸逝世，没能看到工程动工，令包玉刚先生不满。1983年9月3日，邓小平同志得知情况后立即对加快工程进度作出批示，还亲笔题写了“兆龙饭店”四个字。

80年代初我国建筑业和管理都很落后，尽管上上下下都很重视这项“邓小平工程”，但饭店仍然出现了建筑质量问题。为此，邓小平同志两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做出指示，要求尽快解决。

1985年10月25日，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和杨尚昆、万里、，习仲勋、谷牧等领导同志率领20多位部委负责人，以及包玉刚先生和家人出席了落成典礼。在此前一天晚上，在京的60多位部委领导参加了开业晚宴，这种盛况是少有的，表明了中央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和对海外爱国同胞工作的关切。

典礼结束后，邓小平同志继续抓住工程质量问题不放，要求在10月29日中午12点前将情况报告他。11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旅游总局的报告上批示：北京市搞这样的建筑，谁还敢来投资，要严肃对待，认真查处；北京市的建筑行业要整顿。不许打击报复。第二天，北京市委召开书记办公会传达邓小平同志批示，部署对建筑业的整顿工作，随后对有质量问题的工程进行了返修。

1986年2月8日，根据邓小平同志对兆龙饭店工程质量问题的指示，康克清率全国人大第三视察组到兆龙饭店听取整改情况汇报，督促抓落实。随后，在全国开展了建筑行业的整顿和改革。从抓兆龙饭店建筑质量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求真务实，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

这些早期合资合作旅游饭店的建成，不仅缓解了涉外接待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先进的饭店管理和服务，对推动我们的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席位借鸡下蛋，优先发展教育

我国在1980年正式恢复了在世界银行中的成员国席位。当时世界银行的贷款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贷款是由该行所属“国际开发协会”提供的无息长期贷款，每年收0.75%手续费，还有10年还款宽限期，还款期可长至50年，通称为“软贷款”。由于我国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12美元，符合向世界银行借用“软贷款”的条件(平均每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低于400美元)。第二部分是有息长期贷款，又称之为“硬贷款”，用于经济情况尚好国家的开发建设项目。第三部分是上述两部分相结合的混合贷款。

为了使用好世界银行和政府间的项目贷款，国务院成立了以谷牧副总理为组长的指导小组。根据指导小组的指导原则，由国家外资委协调管理这方面工作。

由于我国当时是符合使用无息软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最早的贷款都是力争使用软贷款。我国教育事业“欠账”太多，在世界上处于落后状态。例如，当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使用个人电脑已很普遍，而我国的高校连一个计算机实验室都没有，这种状况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不相适应。根据邓小平同志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的指示精神，国家外资委与有关部门商量后，向国务院提出如世界银行能提供软贷款，首先用于教育的建议，并获得原则同意。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对此积极支持，并示意对中国的第一笔贷款最好在1981年6月他任期届满前办成。

1980年7月，世界银行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副行长夏希德·侯赛因率领的世界银行代表团访问我国，向国家外资委、财政部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口头承诺，表示可以首先向我国高等院校(主要是理工科院校）提供不少于2亿—2.33亿美元的贷款。

1979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中外合作建造旅游饭店的批示

按照世界银行的程序，1981年4月经谷牧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批准，由国家外资委、财政部、教育部、中国银行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世界银行进行谈判，并与该行签订了我国与世界银行的第一个贷款协议，用于教育项目，使近200所高校的教学科研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

这次赴世行谈判签约，还有一些有趣的插曲。代表团中的同志们都准备了西服，唯独一位教育部的同志只带了一套中山装。驻纽约总领馆的同志对他说，纽约的治安状况不好，你外出最好不要穿中山装，一看就是中国大陆来的，很容易被抢劫分子盯上。可这位同志就只有一件中山装，怎么办呢?正在无计可施之时，总领馆同志忽然想起说，附近有一家商店正在清仓大甩卖，不妨去看一下。这位同志去后，穿了一套西服回来，大家都赞赏地说样子不错，他得意地告诉大家只花了14美元，真可谓价廉物美了。

加速基础设施建设

当时虽然中国开始使用世界银行贷款，但主要是对它的无息软贷款感兴趣，对有息硬贷款的使用还有较多顾虑。当时对我国比较友好的世界银行中国处高级官员彭加拉先生建议我们可以更积极使用世界银行贷款。他说：“我们感到中国在借用世界银行贷款方面是很保守的，只是考虑利息问题，认为软、硬贷款各占一半，平均利率在5%左右才可接受。其实这个概念并不确切，因为忽略了贷款的期限。硬贷款是20年，软贷款是50年。根据世界银行计算，软、硬贷款各占一半，其平均利率只是2%；如硬贷款占60%，则平均利率是2.7%一3%；即使硬贷款占90%，利率也只有7%一8%；都用硬贷款的话，还是低于商业贷款利率。”他的建议引起国家外资委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谷牧等中央领导批准和推动，终于打开了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加速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局面。

早期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除教育外，主要用于港口、铁路、公路、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培养人才，改善投资环境，发展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最早的天津港和上海港的集装箱泊位、京津塘高速公路等都是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

为了更好更多地使用世界银行优惠贷款，我们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组团赴对我友好的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进行考察，使我们获益匪浅。当时印象最深的有：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扩建，使该港成为当时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港口的经验；泰国用贷款在边远地区开发建设水电站和改善清迈大学教学设施的经验；菲律宾利用贷款在农村建设自来水厂和印制多次循环使用小学教科书的经验等等。后来这些经验，都陆续应用在我国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中。

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不小，例如卡拉奇港的先进设施和管理，校园漂亮和设施完善的泰国清迈大学，现代化的宾馆饭店(当时泰国的东方饭店号称亚洲最好的饭店)，良好的社会治安，商品琳琅满目的商店，都使我们感到羡慕，也深深感到中国必须改革开放，再闭关自守，真无法“立足于世界之林”。

贷款引进程控电话

由于我国与日本和世界银行金融合作有了良好开端，我国迈开了使用国外贷款的步伐，来源也不断扩大。在表示愿意向我国提供买(卖)方信贷等长期商业贷款的同时，许多发达国家还纷纷与我国建立政府优惠贷款的合作关系。

1979年lO月，比利时政府也向我国承诺提供第一笔政府贷款。经过双边政府谈判，1980年4月30日双方签订第一个中比政府财政协定，由比利时政府向我国提供3亿比利时法郎的政府软贷款。比利时政府还以其政府贷款中的20%，让上海贝尔电话、西安杨森制药两个合资企业作为其投资股份来使用。

当时我国是世界上电话通信技术很落后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电话通讯不仅规模容量小，而且技术落后，打电话难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当时发达国家已进入程控电话时代，我国大量使用的还是步进制和纵横制电话，电话通讯落后，也成为吸引外资的障碍之一。

因此，国家外资委建议先用日本政府贷款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4个城市进口一批程控电话。经过商谈，中日双方1984年10月26日签署了1984-1988年天津、上海和广州电信扩充项目贷款协议，后来双方又签署了1992-1993年北京、沈阳和哈尔滨长话项目贷款协议。由于广州、天津两市为扩容旧式电话的机房已经建成，即率先各引进4万线程控电话。此后，原来像纺织厂那样的噪音完全消失了，运转的效率和可靠性大大提高。这标志着我国电话通讯开始进入跨越式发展的新时代。

一次难忘的法制教育

我国接受的第三国政府贷款，是1981年科威特阿拉伯基金会承诺提供的一笔4360万第纳尔贷款，其中一部分用于建设厦门的国际机场、安徽宁国水泥厂、新疆化肥厂等。

接着是意大利政府提供赠款和政府贷款，从1981年开始洽谈，经过项目的考察评估等一系列工作。1982年7月，我国派出政府代表团访问罗马，由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魏玉明任团长，我任副团长，还聘请国家经委朱镕基同志担任顾问。经过一周多的谈判，于7月16日由魏玉明和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帕莱斯基代表各自政府，签订了《中国和意大利政府三年经济、技术和财政合作纪要》。意政府有同我长期友好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迄今为止，意政府只同四个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签订了长期经济、技术和财政合作计划，我国是其中之一。

1982年7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商谈并签署《中意政府三年经济、技术和财政合作纪要》。左三为朱镕基

在罗马与意方谈判时，有一件小事使我们难以忘怀。在谈判中的一个星期日，我国驻意大利使馆的商务参赞说他们刚从联邦德国进口一台新的旅行车，建议我们乘它去参观罗马市容。当我们参观第一个景点后，返回停车的地方，发现有两位意大利警察正在向司机盘问，司机又不会说意大利语，正在用他懂的几个单词加手语向警察解释。原来该车尚未上牌照，入关时的有关证件都留在使馆办公室，车上什么证件也没有，警察要扣留汽车，司机理直气壮地通过翻译告诉警察，这是中国使馆的车，你们不能扣我们的车。然而其中一位警察有礼貌地说，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客人，但我若放走这辆没有任何证件的车，就是玩忽职守，如果这样，我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请你们允许我把车带到警察局，你们可以通过外交部明天带证件来交涉，估计不会有什么麻烦，请放心。虽然那天参观市容的计划未能实现，却使我们感受到一次法制教育。第二天，当我们与意大利朋友聊天谈起此事时，他们在表示歉意的同时说，是啊，即使意大利政府的部长遇到这样的事，警察也不会通融。

自1979年日本、比利时向我国承诺提供政府贷款开始，陆续有科威特、意大利、丹麦、瑞典、瑞士、澳大利亚、奥地利、联邦德国、西班牙、英国、法国、挪威、芬兰、加拿大、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家与我国建立了提供长期优惠项目贷款的合作关系。

据统计，截至2O07年底，世界银行、外国政府向我国提供优惠贷款，累计协议金额约1004亿美元，累计提款金额828亿美元，用于2679个项目。贷款建设项目遍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贷款的使用方面，其中近50%用于能源、交通、电讯等项目，从而加强了能源、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建设，对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内容摘自《突围》

作者：李岚清

编辑制作：徐璐明

责任编辑：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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