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20-1980年代期间，美国民谣界出了哪些“音乐刺头”？从研究者约翰·洛马克斯到铅肚皮，从斗士乔·希尔到流浪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从民歌手皮特·西格到民谣之王鲍勃·迪伦……首版于2003年的《来自民间的叛逆》记录了上百个美国民歌手经历，侧写了二战后美国社会状态，日前由读库修订再版。

对很多乐迷来说，这部关于美国民谣与摇滚乐起源的浩荡之作是重要的启蒙读物。音乐与时代交织前行，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气质。其中，鲍勃·迪伦无疑是最闪耀的名字，他于20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一波波热议。前不久，该书作者袁越与音乐人马世芳在上海机遇中心对谈。袁越认为，迪伦的歌之所以拥有持久魅力，在于作品能够超越所处时代，拥有更普遍的意义。比如《答案在风中飘》歌词中没写具体人名，只有模模糊糊“被禁绝的炮弹”“安歇在沙滩上的白鸽”“滑进大海的高山”“希望重获自由的人们”等意象，却击中了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前人们的焦虑心境。经授权，摘取书中有关迪伦的故事如下:

我不会再为别人写歌了，不会再去当什么“时代的代言人”了。

 ——鲍勃·迪伦

1964年6月9日晚上7点左右，一个名叫纳特·亨托夫的音乐记者来到位于纽约五十二街和第七大道交界处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音棚，他是应迪伦之邀来旁听录音的。进了录音棚才发现迪伦还没来，里面只有迪伦的制作人威尔逊和两个录音师，三人正在为录音做准备。

“今天晚上将会录哪些歌呢？”自我介绍后，亨托夫这样问威尔逊。“我也不知道。”威尔逊的回答有些出乎亨托夫的预料，“我只知道今晚迪伦会录一些他最近几个月写的新歌。”

“作为迪伦的制作人，你觉得与他合作有什么困难吗？”

“主要问题就是话筒技术，他一激动起来就喜欢摇头晃脑。”威尔逊回答，“除了时不时要提醒他这个问题以外，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设法给他提供一个舒服的录音环境，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录音质量。比如，如果有块隔音板让迪伦讨厌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撤掉。一般情况下我的工作就是这些，不过今晚可能会有些麻烦，因为我们计划一个晚上录好一整张专辑，以便赶上哥伦比亚的秋季唱片订货会。可迪伦从没这么赶过，他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进度来。他现在已经是公司最重要的歌手之一了，通常情况下他完全可以随时来随时录，我们也不会给他设什么录音日程。不过今天是个例外，我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不知道会录成啥样。”

七点过五分，迪伦走进录音棚。他戴着一副墨镜，上身穿黑色毛线衫，下身是一条发白的牛仔裤，脚上则是一双沙漠旅行者常穿的尖头靴子。他身后跟着一大帮朋友，其中包括民歌手埃利奥特，他拿着两瓶廉价红葡萄酒，一进屋就把它们递给迪伦。迪伦把酒小心地放在紧挨着麦克风的一张小桌子上，然后从肩膀上卸下一个破旧的吉他盒，打开后，从里面拿出一把同样破旧的吉他。迪伦并没有马上开始弹，他把吉他放在一旁，坐到墙角的一架钢琴边弹了起来。

“他在热身呢。”威尔逊对亨托夫说，“迪伦其实有多方面的才华，他好像有意把它们藏了起来，每次只露一点。回过头去听听他的前三张专辑，你就会发现每一张都比上一张前进了一大步。”

正说着，迪伦走进控制室。他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显然心情很好。“我们一定会做出一张出色的专辑，我保证。”迪伦对威尔逊说。然后，他转向亨托夫，一本正经地说：

“今晚可没有一首抗议歌曲。我以前虽然录过一些这类歌，可那有一部分是为了出名，一部分是因为当时我没见谁在这么写歌。可现在人人都在抗议，人人都在告诉别人谁对谁错，我已经不想这么干了。我不会再为别人写歌了，不会再去当什么‘时代的代言人’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写我的内心世界，就像我在十岁时写东西那样，一切发自内心，写歌就应该像走路吃饭一样自然。”

正说着，门外又走进几个朋友，有一位还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带来了。孩子们在录音室里又唱又跳，惹得迪伦也忍不住过去逗他们玩。就这么热闹了一阵，威尔逊终于把设备调试完了。迪伦拿出一沓打着字的稿纸递给威尔逊，新鲜的油墨香气表明字是刚刚打上去的。“这是我今天要唱的歌词，我刚写好，有很多地方还得边唱边改。”说完便又回到录音室，那里沿着墙边已经摆好了一排椅子，迪伦的朋友们都安静地坐在那里，像是准备听一场小型演唱会。迪伦背上吉他，在脖子上安装好口琴架，又接过一个朋友递过来的一个小纸杯，喝一口里面的葡萄酒，然后他清了清喉咙，开始唱起来：

我不会和你争输赢

也不会打你，虐待你，或者欺骗你的感情

我不会小看你，无视你的进步

也不会拒绝你，蔑视你，压制你的个性

和你做个好朋友，宝贝

就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

接下来，迪伦又唱了五段与此类似的歌词，都是先列举出一大堆女朋友对“我”的误解，然后正告对方，“我”其实只想和你做个朋友而已。这首关于爱情的歌曲由于里面列举的那些滑稽的“误解”而变得十分好笑，迪伦又在每段歌词后面都来了一段假声，更让此歌显得十分轻松随意。唱到最后，就连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威尔逊觉得这样更能表现歌词的意思，就把这段笑声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过，了解迪伦的人都知道，这首《我唯一想做的事》其实是写给苏珊的，迪伦的笑声背后不知隐藏了多少苦涩和无奈。

前文说过，由于两人性格不合，以及迪伦的突然成名，这段爱情变得岌岌可危。苏珊的姐姐卡拉一直不喜欢迪伦，总是怂恿妹妹离开他。迪伦十分讨厌卡拉，认为她太古板。后来当苏珊搬离和迪伦合租的公寓，和卡拉住在一起之后，迪伦不得不经常和卡拉打交道，他的感觉可想而知。终于，在1964年3月的某一天，迪伦和苏珊在公寓里大吵了一架。卡拉回家后见到满脸怒气的迪伦，便立刻要求他离开。迪伦不听，还和卡拉吵了起来。一旁的苏珊情急之下，拿起厨房里的一把菜刀就要自杀，可还没下手就昏倒在地。卡拉把苏珊扶到床上，在确认她没事以后，再一次要求迪伦离开，结果两人在门边打了起来。最后迪伦终于放手，离开了公寓，这段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这么很不光彩地结束了。

迪伦第二张专辑封面，与当时女友幸福相拥步行在纽约街头，收录《答案在风中飘》《大雨将至》

迪伦后来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写进了一首名叫《D调民谣》的歌曲中，并在那天晚上录了音。在这首歌里，迪伦把卡拉比作寄生虫，把苏珊比作替罪羊，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详细地描述了一遍。结果这首歌成了迪伦所写的最直接的骂人歌，也是他所有作品里最没趣的一首。看来，那年才刚满二十三岁的迪伦还没有完全摆脱青春期的冲动。不过，他在歌里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种异乎寻常的诚实倒也难能可贵。不管怎样，他在这首歌里唱出了自己的真心话，接下来录的几首歌也都是他的内心感受，连一点政治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容易理解的要算是肯尼迪之死。

1963年11月22日，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枪手奥斯瓦尔德开枪打死。在这之后的好几天时间里，迪伦像所有美国人一样，整天坐在电视机前，被这件谋杀案以及其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惊讶得目瞪口呆。有人认为，肯尼迪之死虽然没有让迪伦动摇自己的信念，却让他意识到世界上有许多丧心病狂的家伙，他们手里拿着枪，时刻准备射杀那些出头鸟。迪伦感到一丝恐惧，因此收敛了一些锋芒。另一种说法是，迪伦从肯尼迪被枪杀这件事上看到政治本身的荒谬性，他开始怀疑并最终抛弃了政治。

不管事实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他出道的头两年里，无论是媒体、歌迷，还是其他民歌手和圈内人，甚至包括女朋友苏珊，都误解了迪伦，他根本不是公众眼里那个一呼百应的群众领袖。有一首歌迪伦酝酿了一年有余，很好地表达了自己这种被误解后无奈的感觉。那天晚上他终于第一次在录音室里当众唱出了《那不是我，宝贝》这首歌，可以说这是他对整个世界的一段发自内心的告白。

这首貌似关于爱情的歌曲其实隐含更深刻的内容。

《来自民间的叛逆》

袁越 著

读库·新星出版社

离开英国后，迪伦又去希腊小住了一段时间，并在那里把酝酿很久的几首歌写完，其中就有那首《自由的钟声》。那天晚上迪伦在哥伦比亚的录音棚里唱起这首歌时，显得极为认真，一反之前散漫随意的风格，在场的人都立刻意识到这是当晚他最在意的一首歌。

迪伦唱这首歌时，完全没有用那天晚上录的许多歌中略带滑稽的唱腔，而是把它唱得格外庄严肃穆，好像整个晚上就是为了录这一首歌似的。这首歌也确实出色，它标志着迪伦的歌词创作又上了一层台阶。从写作手法上看，这首歌充满一个个奇异而抽象的意境，为听众描述了一个梦呓般的世界。这种罗列意象的创作手法成了迪伦中期歌词创作的主要特点。从歌曲内容上看，迪伦第一次跳出了为某个特定阶层写歌的框框，把整个人类当作一个整体写进歌里。

录完这首歌后，迪伦对亨托夫说：“看看周围，那么多人把责任推给了枪炮和炸弹这些杀人武器，可这个题材正变得越来越无聊，这个世界所面临的危机要远比炸弹更深一层，这个世界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人不自由，大多数人都因各种原因没办法讲真话，于是他们把愤怒发泄到社会上。”

可是，这首歌被大多数人遗忘了。几年后出版的迪伦精选唱片第一、二集中都没有收录这首歌，迪伦自己也很少在演唱会上唱它，直到许多年后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在他参加的巡回义演中翻唱了这首歌，才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其无法估量的价值。（书摘有删节）

作者：袁越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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