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主持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5年，《百年潮》杂志副编审杨琳曾撰文“众核物理学者谈于敏”，文汇报获得授权转载此文，让我们从中国顶尖核物理学者口中，更多地了解于敏。

▲少年时的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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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951年，于敏调到近物所，很快成为近物所核理论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们在于敏指导下开展了近十年的研究工作。这期间他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物理思想，先后发表很多篇论文、著作（根据于敏等人的讲稿编辑出版的《原子核理论讲义》是国内第一部原子核理论教材，是好几代学子学习原子核理论的必读书）和译著，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路。他那时已经在中国物理学界闻名。而且他还培养了一批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人才，带出了一支核理论研究队伍，把我们的研究引到了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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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本豪（中国科学院原子能院研究员）

1960年秋，二机部党组决定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氢弹的原理探索，原子能研究所四室成立了“氢弹理论探索小组”，黄祖洽是组长，大约半年后，于敏调入我们组任副组长。我是小组成员之一。起初我们的工作是探索氢弹原理的知识和收集轻核反应截面等。因为黄祖洽那时在九院兼职参与原子弹的攻关，所以“氢弹理论探索小组”的主要攻关任务实际上是于敏在负责。

▲于敏和夫人孙玉芹，孙玉芹对于敏的事业给予了默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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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翔（同济大学教授，在采访过程中逝世，材料由相关资料整理）

氢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涉及理论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中子物理、辐射运输、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物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学科。大家对这个领域都很陌生。于敏团队脚踏实地从氢弹理论最基础部分做起，边干边学。从氘和氚、氘和锂—6等有关核反应截面的调研、整理、分析和估算上切入，对氢弹中各种物理过程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将复杂的物理问题进行分解，从而形成了许多氢弹基础理论的研究课题，他自己做课题，推导方程，做物理粗估，构造物理模型，做解析，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个选题，特别是重点选题都取得了成果，为开始氢弹的理论探索初步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核数据基础。

当时集中突破氢弹的任务很重。在这之前，按保密规定，原子能研究所与核武器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只能是单向传递，于敏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带回给核武器研究所的，但核武器研究所的研究情况和进展是严格保密的。所以，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原子弹机密。因此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研究氢弹理论虽然已经长达四年多，也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缺乏原子弹的具体知识，要突破氢弹原理还有很多的困难。九院理论部有突破原子弹的实践经验，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比较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像和各种物理规律，有条件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向纵深发展。所以在1965年1月，黄祖洽、于敏等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的31位科研人员携带着预先探索研究的所有成果和资料，调到了九院理论部，于敏任理论部副主任，实际上是强强联合，一起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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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利（清华大学教授）

上海百日奋战完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可以说是创造性劳动。于敏从材料、原理到构型提出的氢弹方案比原来的加强型方案优越得多，成为首选方案。1966年12月28日，我们在罗布泊试验场百米高塔上进行了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进行了全当量空投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算，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于敏的贡献使得在理论上突破了氢弹原理，又圆满完成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这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于敏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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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

用原子弹爆炸放出的裂变能量使足够数量的热核材料充分燃烧，这个原则是知道的。但究竟如何用裂变爆炸能量引燃热核材料，并使它们充分燃烧，这里有一个诀窍，只有深刻认识、掌握一系列复杂物理过程的现象和规律，才有可能发现这个诀窍。于敏紧紧抓住了“点火”和“燃烧”两个主要物理过程，深入探讨了一些关键性机制和规律，从而加快了突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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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觉（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和九院理论部的科研人员，前后历时近五年时间殚精竭虑地探索和研究工作的结果，是集体辛劳和智慧的结晶。集体是由若干人组成的，没有每个个人的努力和奉献，集体成果便空无一物。从氢弹理论研究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在氢弹的基础理论探索研究方面，还是在氢弹原理的突破方面，于敏同志都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于敏埋头读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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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

于先生能取得这么大成绩，也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哲学智慧。他学术功底深厚，虽然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但十分重视第一手的试验数据，总是强调搞理论要去试验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被称为“最善于指导实验工作的理论家”；氢弹研制研究我们无迹可寻，完全靠自己，于先生的创新精神，使我们突破了一个个未知领域，而且他也十分支持后辈的创新精神，又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他说过高水平的成果是建立在基础研究之上的，没有深厚系统的基础研究，工作走不远；于先生多次强调既善于分解、又善于综合的重要性。他把物理分解看作核武器物理基础研究的“基本环节”，分解每个物理现象，研究其规律。面对复杂的现象和问题，他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许多问题到了于先生手上，他总是把其中的物理因素一一加以解剖，并估计它们的大小和影响，这样，对许多难以解决的现象，就能够理解了，同时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出来了；于先生善于抓主要矛盾，总能从复杂的计算中找出其中的物理的内容，使认识有所前进。他不断地发掘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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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恭梁（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所研究员）

于老严谨治学、一丝不苟和坚忍不拔攻关克难的科学作风我有很深刻的体会。1976年时，我们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院国产计算机“655”上为即将进行的核试验任务计算结果，其间一个十分重要的物理量的计算结果不稳定，发生跳动。物理设计的同志认为这种图像是不合理的，也与其他计算不一致，因此肯定是程序有错。而搞程序的同志说，该程序各种模拟计算都正常，输入也没有错，一定是机器出了毛病。维护机器的同志说，机器运转正常，其他程序均算出了正确的结果，唯独这个程序不对，应该是程序有错。这个问题陷入死循环。眼看着离交方案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一些同志提出来为了如期交出方案，可以避开此程序的计算结果，根据其他研究和计算结果进行综合判断，论证方案的可靠性。于老坚持迎难而上，排除疑点，决不有任何侥幸心理放过任何隐患，查个水落石出。他鼓励大家程序是人编的，只要一步一步跟踪查找，一定能查出来，他和大家一起制定查找方案，从现象分析，从程序的原始公式开始，对计算机打纸带上的每个数据进行检验、核对，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由于这个程序十分庞大复杂，要把问题查出来，犹如大海捞针，于老和同志们一排一排数据计算，一个一个数据检验，连续作战，几天后终于找到，原来是一块大部分计算程序都不会走过的运算插件板出了问题。而眼前的这个程序，由于计算量的特殊性，偏偏必须走过这个插件，从而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更换了插件板，计算结果一切正常。这个物理学家查出计算机隐患的故事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其实这类反映于老严谨的小故事还有很多。我们的事业正是靠这样的作风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

▲工作期间的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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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得（中国工程院院士）

于敏崇尚科学、坚持真理的一些故事我们所里年纪大点的人都知道。20世纪60年代末，“老点”（绵阳梓潼的核武器试验基地）响起三发“六五”炮实验失败的消息，军管首长急了，在“老点”组织了轰动一时由众多科技人员参加的“学习班”。军管首长正准备把“脱离实际”“设计失败”的大帽子扣下来，散布技术原因在劲头不足，就像病人推小车，科技人员中认识也有些模糊。于敏和我领导理论部工作小组在那里，坚持实事求是与科学分析的态度，排除各种干扰，经过艰苦细致的实际工作，找出主要技术原因应是二维效应的“波形问题”，并提出“整形”作为应急解决问题的技术措施。后来的工作表明上述处理是成功的。实施军管的那段时间，气氛是十分紧张的，白天黑夜连续工作或开会，有一段时间于敏天天在招待所的房间召集我们开小会，常常弄到深夜三四点，持续40来天。于敏承受了最大的精神压力，但他坚持真理不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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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可（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倍感荣幸能成为于老唯一的一个博士生。于老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记得在用逃逸概率方法处理柱对称等离子体中共振线的输运时，计算公式含四重复杂的积分，而共振线有成百上千条，计算量非常大。我觉得是不可完成的，于老凭他的经验和直觉认定可以用一个近似表达式来处理，当我好多天找不到方法准备放弃时，于老坚定地说：“必须要有近似表达式，你一定要给出一个来。”说这话时他的眼神十分坚定而严厉。经过我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一个近似表达式，多亏于老的严格要求，我心里充满了对于老的感激。

于老虽然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巨大的功劳，但我从来没有听于老讲过任何一点自己的成绩，也从来没有看他流露过丝毫的骄傲。我在于老指导下学习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于老对人对事给予激烈的言辞，从来没有听到于老高声调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不同意见，无论对方年纪大小、地位高低，于老阐述完他的观点后，最后总会用征询的语气说：是不是这样更好一些？是不是那样更合理一些？语气永远非常温和，态度永远非常真诚。

于老曾不止一次讲过，“科技人员一定要服从国家需要。研究方向的选择，要把国家任务放在第一位！”“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立志，要与国家科学发展方向和需要相符。”其实，于老自己就是这句话的实践者，最初他对高能物理很有兴趣，学的是量子场论。参加工作以后，因国家急需发展核物理，当领导提出要求后，他就全力投入到核物理研究中去。后来国家又需要他从事国防科技研究，他就放下核物理，全力投入新的研究领域。而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是国家需要，他都全力以赴地干好。

摘自《百年潮》

作者：杨琳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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