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布劳恩（1900-1974），德国职业革命家。1932年春，苏军参谋部为营救在上海被捕的牛兰夫妇，派他携巨款秘密来到上海。次年9月，他来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党的会议上，博古隆重推出这位“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并为他改名为李德。就这样，李德从不谙军事的博古手中接过了红军的指挥权。此后，中央红军因他的错误指挥而遭受惨重的损失，不得不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征因他而发，而他也是走完长征全程的唯一的外国人。

湘江之战 李德毫无愧疚

1934年4月，国民党第三军总指挥陈诚率3个纵队12个师，沿湘江两岸直逼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敌人每向广昌推进一步就构筑碉堡战壕，形成严实的“堡垒”包围。在“死守广昌”和“寸土必争”的口号下，李德亲临前线指挥督导红军执行“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出击”。但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红军屡战失利、步步后退，最后不得不放弃广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苏区版图越缩越小，李德也不得不考虑采用毛泽东游击战术，研究如何“一走了之”。他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5月底6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决议。”

国民党大军已推进到中央苏区的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分别自瑞金、雩都（今于都）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准备行进至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长长的队伍在火把的映照下，迤逦在窄窄的田埂小道上，每个人的心情都像铅一般的沉重。唯有李德不承认这是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在他看来这只是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晚年他在《中国纪事》中还狡辩说：

“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都带了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给养用完以后，就只能和必须通过购买和没收来开辟地方上的粮食来源了。这些精确的数字说明，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诚然，它在漫长的过程中带有一种退却的性质，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

在红军悄然撤离苏区一个月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将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他调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李德和博古一筹莫展，仍循着以往的战术，以硬碰硬，战斗的激烈残酷实属罕见。首当其冲的红一军团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深深懂得，此时此刻，每拖一分钟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边战边退，敌人死命猛追，加上天上的飞机轰炸，我们每走一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同样孤军血战的红三军团五师，担任的是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过湘江的艰巨任务。两天两夜的激战中，红三军团十团两任团长相继牺牲，政委杨勇指挥全团，付出400多人的伤亡代价。直到得知中央纵队安全过江后，五师才撤出战斗。承担阻击任务的六师十八团是大部队过江后最后的后卫部队。桂军以3个师的兵力围攻十八团，十八团几经冲杀突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指战员壮烈牺牲。

红军虽然突破4道封锁线，可却损兵折将，伤了元气。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这是苏维埃运动以来红军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损失。

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令包括博古在内的高层领导无不感到痛心，可是，唯有李德一点也没有为自己错误的指挥而愧疚，相反认为：“尽管在突围的最后阶段损失这般严重，但中央红军仍在1934年12月中旬——出发两个月之后顺利地冲过了在德国军事专家看来不可攻破的国民党层层封锁。”

通道会议 李德开始赋闲

渡过湘江后，李德注意到已经赋闲坐了冷板凳的毛泽东又开始“显山露水”，指点江山了。他指责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看到红军极为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十分着急，确实在干部和战士中做思想工作，意在挽救危在旦夕的红军。

穿过老山界，部队来到湘黔边界的通道。12月12日，中央根据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解救当前危局的对策。李德在会上仍然坚持“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反对的意见，力主西进，避开北线重兵阻拦的“口袋阵”，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李德见原定的行军路线被否决，心中很不是滋味，立刻沉下脸来，以生病为由，中途退出了会场。

会后，红军径直向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后，周恩来向病中的李德转述会议的决定，没想到沉不住气的李德冲着周恩来嚷嚷：“你们早就串通好了，阴谋反对我，反对中央和国际！”一向谦恭忍让的周恩来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拍着桌子“回敬”道：“李德请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过分了！”他们之间激烈地争论着，就李德的指挥权及责任问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这时，所谓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已是名存实亡。博古面对党内争论失去方向，迷茫无措，李德因病而被晾在一边。病中的他颠簸于马背上，闲来无事，常常处于深深的思考之中。他多少意识到原定路线的不妥，可偏执虚荣的他，又偏偏要在这两条毫不相干的路线之中，寻找共同之处，从而为自我辩解。他说：“渡过乌江，消灭较弱的贵州省军队，解放乌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寻求同蒋介石向前推进的军队进行战斗的时机。虽然这个方案，除去最后一部分，大体上符合毛泽东在以前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意见。……向遵义继续进军的方案，同我的建议并没有什么区别。”

通道会议后，他已经基本赋闲，无事可做。但凡军事上的决策，周恩来多与毛泽东等商量。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猴场的地方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精神，并针对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作出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李德也就是从这一天始，被正式取消了军事指挥权，成了名副其实的闲散之人。

茅台小镇 李德痛饮一场

李德对自己被渐渐边缘化十分不满，他也不能接受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他。在遵义会议上，他极力为自己辩解说：

“你们都说我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强加给红军和苏区，才造成了失败。但是，我作为一个外国顾问，既不能直接给你们下命令，又根本不懂中文，同外界也没有什么联系，我自己能做到这一切吗？我不是仅仅提过一些建议吗？对于我的建议是不是采纳，怎样采纳，本来是你们自己的事，可以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结果你们自己打了败仗，搞坏了事，反而都来责怪我，这怎么行呢？”

这些辩说并没有人去理会，于是，他又把自己的“下课”，全部归咎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对他这个“马列主义干部”的非难。他当然看不懂遵义会议的选择，是在革命生死关头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些本是公私分明的原则问题，他偏偏个人意气，说什么张闻天、王稼祥这些“国际派”，被毛泽东“拉到自己一起”，就是一向被李德看好的博古，也选择了“继续同毛泽东合作”。此时的他好不孤独，真所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毛泽东原打算在最好对付的滇军地盘上渡江北上，可计划不如变化，北上不成又折回贵州。站在一旁观察的李德冷嘲热讽道：“以致经过某些村镇，达两三次之多。”他还想出一个“高招”，那就是乘此“寻找有利渡江地点”。因为，在他看来敌人“构筑坚固的堡垒体系，充其量不过是一般的野战工事”。只要突破敌人的“野战工事”，就可以过江，就可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困计划”。他的“高招”并不新鲜，仍然是硬碰硬的战术。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随军来到赤水河畔的茅台镇。这里出产闻名于世的茅台酒，几乎村村寨寨都有糟坊酒肆，那阵阵酒香扑鼻而来。据董健吾撰文回忆：红军找到“义成老烧房”，只见阔绰的西式建筑内，摆放着百余口大缸，盛满了“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美酒”，他说：

“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乃酒池生浪，异香四溢，方知是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脚汤。事为军事顾问李德所闻，（李德素嗜酒）即偕数人同往酒坊，一尝名闻环球的茅台美酒。他们择其中最为年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至于醉，才相扶而出。临行时，他们又将是类佳酿带走不少。”

喝惯了威士忌、伏特加的李德，怎敌茅台的酒力。况且，他此时此刻正是愁肠百结，郁郁寡欢，原本想借酒消愁，何曾想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

巴西道上 李德李特之争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称：“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这样一个“旁观者”的头脑，一刻也没有空闲。他对部队不是“勇往直前”地走直路，而总是“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总是尽量地“回避任何大仗”，感到不可思议。直到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突然出现在金沙江畔，他才清醒些许，再也不抱怨走了许多冤枉路。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他也一改以往的态度，不无公正地说：

“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敌人企图逼迫我军继续向西、向不毛之地的西藏高原移动，我们不能让敌人得逞，而要尽力回到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去。我们所做的这个军事决定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它的正确性以后也为二、四军团（应为二、四方面军）的痛苦经历所证明。”

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他看出了会师后的危机。在见到张国焘后，这种认识就更具体化了。他说：张国焘“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在行政上的权力”。他断言张国焘将会以此要挟，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就要来临。会师后，中央红军改称一方面军，以示与兄弟部队的平等地位，并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两个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为全军性的红军大学，李德将之称为“联合军事学校”，与军委纵队一起，随右路军行动。考虑到李德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背景，中央让他去红军大学任教。

随右路军终于走出草地，他们在一个叫巴西的村寨宿营。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被突然叫起，向北急行军。天色渐亮时，只见队伍的后面，几位四方面军的干部策马赶来，边追边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全部跟我们回去！”“红军同志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走，他们是北上逃跑的机会主义！”“跟张国焘主席回去，到成都去吃大米！”来人是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留过苏，和李德熟悉。行进中的队伍，听到李特的鼓惑，一时停了下来。当时在现场的阎捷三将军在他的回忆中，如实地记述道：

“正在这个时刻，一个大个子突然疾步上前，拦住了李特，说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从马上拉下来，两人对吵了起来。我认出来，这个大个子，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德国人李德……”

“二李之争是因为李特来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把四方面军的同志带走，不再北上了。李德不许他胡闹，要拉他去见毛泽东同志。并再三说明，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志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而李特执意不去见毛泽东同志。”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斯诺采访过李德，斯诺说：“他（李德）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多少年来，大凡提及中国长征，无不提及李德，功过成败，毁誉是非，议论纷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是外国人中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人。

作者：张家康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邵岭

摘自《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