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真正从上海与江南深度联结的视角切入，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根植人民的基础何在。”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瞿骏亮相上海学习读书会，以“上海、江南与红色文化的交汇”为题谈到，近代以来，江南文化为上海城市红色文化的延展、新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拓展的空间和接受的舞台。

上海红色文化，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础上滋生、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城市周边是整个江南富庶之地，苏浙皖的多座城市辐射滋养着上海，让上海不仅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不光有‘商业、奢靡、摩登’的一面，更有革命的、红色的一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海派文化具有非凡的活力，而被海派文化牵引着的江南文化更加表现出丰富的面向。”瞿骏说。

在江南，“所见之中国”意味着什么？瞿骏解释道：首先，江南多科举世家，明清时代的江南读书人已经建立起充分的“文化自信”。比如，在常州、常熟、苏州，人们经常看到家门口挂着牌匾是一家三状元，一门七进士，更不用说如过江之鲫般的举人和秀才，在江南“敬惜字纸”是一脉相承的书香传统。

其次，清末民初的江南读书人和家乡、家族、家庭的关系十分紧密，他们亲历亲闻的是“温情脉脉，饱含民族活力”的中国，这一点和其他地区读书人见闻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三，清末民初的江南读书人既不拒斥变革，也不抵制新潮，能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新潮化盐于水，水乳交融。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如何在上海落地的？事实上，红色文化的重要输出端就在上海，具有代表性的报刊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等。顾颉刚曾说：“《时事新报》实在是现在南方最有力的一种报纸……北方的日报似乎没有这力量。”从清末开始，上海的报刊已经改变了江南读书人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养成了定期从报刊获取新知的习惯。

20世纪初，上海拥有影响力强大的出版界、舆论界、学界。瞿骏举例说，比如出版界中，全国最大的两个商业出版机构，一个中华书局，一个商务印书馆，就在上海，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白话文、社会主义、赛先生（科学）的萌芽，在江南、上海很早显露。如此种种，都让红色文化得以在上海和江南“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而作为接受端和互动方，江南有着强大的商业网络、便利的交通条件，如铁路、水路等，也给上海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枢纽。“我们回顾上海近百年前的历史，不能陷入消费主义的眼光，更应该充分认识到海派文化的革命性和中国性。”瞿骏说。

作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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