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恩来注重保密工作的光辉事迹，既是一种缅怀，更是一种学习和提高。继承发扬周恩来优良的保密工作精神和实践，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涉密人员强化保密意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恩爱情侣不知对方身份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参加革命斗争的初期起，就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他们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在一起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不涉及党的机密，只谈理想和情感。直到1924年9月，周恩来自欧洲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他们才知道对方都是共产党员。1925年8月，两人结婚后经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去上海，组织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而邓颖超仍留在广州。行前，周恩来对去上海的任务守口如瓶。直到1927年3月22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起义取得胜利，邓颖超才知道起义是由周恩来领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开国总理。自1949年9月起，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工作和居住了26年。他的办公室同时是一个小型会议室和保密室，除了工作需要，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这间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他始终带在身上，睡觉时压在枕头下，有外出任务时，才把钥匙密封好交给邓颖超保管。有一次他走得匆忙，直到临上飞机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于是他把钥匙封好让一位同志转交邓颖超。而每次回来的时候，见到邓颖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取回来。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此前周恩来向主管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特别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直到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邓颖超才知道此事。

周恩来身患癌症后，有一次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他们知道最后的诀别即将到来，却都把不该对方知道的秘密埋藏在各自心里，体现出高度的保密意识和责任。

要求秘书严守保密纪律

每个秘书到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他与秘书的第一次谈话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学习外，特别强调的是遵守保密纪律。

他要求秘书这样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平时涉及重要事项，他都用专线电话。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装有专线电话和加密机，有时加密机出现故障，他仍然坚持加密后再通话。对涉密会议，周恩来都事先对参会人员、工作人员名单进行审查，并提出具体要求。如工作人员可否在场、服务人员是否可以进入会场倒水等细节作出明确交代。他每次参加会议均自己做记录。去世后，他留下几大皮箱手迹，其中属于党和国家秘密的，他都分门别类放在保险柜里。对密级高、时间紧的文件，他都要求专人专送专办。

办理急件，即使是深夜，他也把秘书找到身边亲自交代，并要求及时向他汇报办理结果。周恩来一直坚持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每次秘书跟随他乘车外出，在车上他给秘书布置任务前，先按下电动按钮，待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这才向秘书布置任务，之后再按电钮把隔断放下去。他这样做不是对司机和警卫人员不信任，而是尽量减少知悉者，缩小涉密范围。

周恩来注重保密工作，但从不搞神秘化，而是实事求是。有一位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每次给周恩来报送材料的信封上都写上“亲启”“特急”“绝密”。有一次他启封阅看后笑着对秘书说：“这位同志亲自写报告、写信封是好的，字也写得十分工整用心，但每次都注上‘特急’、‘绝密’也没必要。如果没有轻重缓急，都是急事也就不急了，都是绝密也就没密了。”

保密精神令基辛格钦佩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消息一经公布，世界为之震动。

周恩来和基辛格共同秘密操作，并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是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的关键。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1971年7月1日，基辛格一行从美国起程，途经西贡、曼谷、新德里，8日抵达伊斯兰堡，然后采取“遁身术”，于9日凌晨3时秘密登上一架巴航飞机，在当天中午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周恩来特别安排基辛格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并亲自检查警卫、接待工作和保密措施，做到周到有礼、万无一失。

基辛格在北京秘密逗留了48小时，周恩来与他举行了6次总计17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之后，基辛格才悄然离京，重返巴基斯坦并经巴黎回国。直到7月15日中美双方才同时公开发表基辛格访华公告，中美秘密接触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才公之于世。

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表示对这次秘密访华深感满意，他对周恩来的过人才智、光辉品格、保密精神和保密措施，以及在改善中美关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为钦佩。

摘自2008年第6期《秘书工作》

编辑：姜方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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