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博尔赫斯在一起的日子 （南京大学出版社摄制）

间接通过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是接近博尔赫斯的一条安全路径，因为博尔赫斯实际上极难描摹，我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并且能够面对的是哪一个博尔赫斯，日常生活里的博尔赫斯、作为作家的博尔赫斯以及博尔赫斯笔下的博尔赫斯，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博尔赫斯？三重的博尔赫斯并非某种故弄玄虚，博尔赫斯自己在“我是谁”这一问题上呈现出的是否定与分裂——大概源于他自惭不如先祖般英勇，“他热爱盎格鲁-撒克逊的传奇故事，热爱荷马史诗，热爱黑帮电影和好莱坞西部影片，热爱梅尔维尔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黑社会的奇闻轶事……在这些史诗中他找到了同样的主题：勇气和决斗。”博尔赫斯的内心或许就像他在不朽之作《南方》开篇所写下的那样，并最后“在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间，……选择了浪漫主义的先辈，或者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家世。”

因此当博尔赫斯写下“博尔赫斯与我”时必然是诚恳的——博尔赫斯是另一个人，但也是同一个人，他接着将这种分裂拓展到宇宙，再寻找神秘主义倾向的二元哲学，便得到了他写作主题的原型、幻影与回音，那些我们为之深深迷恋的东西。

与此种分裂相维系的是博尔赫斯风格中尤为明显的重写技巧，正是这一技巧帮助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博尔赫斯在诗歌写作陷入危机后成功开启了小说的写作：假设要写的事件都已全部发生，假设要写的已被另一个人叙述成篇，博尔赫斯所要做的就是重写、转述或者评论这些人物、事件和书籍，这种技巧最具代表性写法是用随笔代替小说，包括从序言起就开始虚构。

而即便是在写诗上，博尔赫斯也运用了重写的技巧，一开始是历史故事和人物，接着是书籍，一些诗甚至直接题名为“xxx第x节”，或者他自己叙述两次，“阿尔维托·伊达尔戈……说我写作上有个习惯，即每一页要写两次，两次之间只有微不足道的变化。”然而一种技巧若只是技巧便不足为奇，当博尔赫斯写道“做穷凶极恶的事情的人应当假想那件事已经完成，应当把将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特隆的学派之一甚至否认时间，他们这样推理的：目前不能确定；将来并不真实，只是目前的希望；过去也不真实，只是目前的记忆。另一个学派宣称，全部的时间均已过去，我们的生命仅仅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衰退过程的回忆或反映，毫无疑问地遭到了歪曲和破坏”时，重写就与内容和风格彻底融合了。

在看似简洁的风格之中，博尔赫斯抵达的实际上是以复数的折叠形式展开的文学本质，而小说，归根结蒂是一种间接和远离的艺术。博尔赫斯最终为我们呈现的，有如《地图册》中描述那些相片的其实十分遥远的文字，相片已经是对现实的截取，而描述相片的文字离现实就又更远了一层，是影子的影子，镜子的镜子。我们通常假定现实是第一位而且客观的，然而经由博尔赫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影子乃至影子的影子并不比现实更为虚幻。

在主体与客体的重新区分与重新混同中，我们离博尔赫斯所叙述的人物其实十分遥远，更不要说当博尔赫斯选定一个主题，他往往会在远离核心的地方开始他的叙述，再层层叠叠去逼近（从书籍到书籍，从语词到语词，文学及其思量不能依循“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古训，而是需要经过越长越好的中间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一唱三叹，层层叠叠），这并非博尔赫斯德行的谦卑或性情的羞怯，而是重写技巧生成的实际效果。

他大部分小说的一个特点是距离和恍惚，故事在行进，但是仍旧和读者隔着一层或数层，使其无法在文中占据一个位置（无论是人物、情节、叙述者，甚至是作者本人的位置），然后得以认清故事。考虑到作为小说人物（而非作者）的博尔赫斯与小说里其他人物的关系形成的那种微妙反应，他用虚构的博尔赫斯讲述故事这一间接的叙述方式来加强这种距离（尽管博尔赫斯曾说过他写下的所有人物都是他自己，唯我主义的地狱），而一般小说通常采用直接叙述，从而使得读者和小说（包括人物）的关系也是直接的，因而博尔赫斯的文本最终呈现的感觉是恍惚，造成这种恍惚的根源还有其他因素，譬如他探讨的主题，其风格又多杂糅小说、诗歌、随笔三种体裁，以及采用陌生的诺斯替教派的思想，诸如此类。他的作品就如同他写下的诸多精妙比喻中的一个：“（他）一面抚摸猫的黑毛皮，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着一块玻璃。”

现在，依循阅读博尔赫斯时的此种间隔与距离，从曼古埃尔的文本中，我们得到的不是二手的博尔赫斯，恰恰相反，我们站到了观看博尔赫斯的恰当位置上。

曼古埃尔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想要做的不是一名见证人或记录员，“这些文字不是回忆；是对回忆的回忆的一种回忆，而能够证明这些回忆存在过的事实都已日渐模糊，只依稀留下一些图像，一些我也不能确定准确记得的只言片语。”在这本对象并非作者自己或者说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作者自己的回忆录中，曼古埃尔先是将自己与博尔赫斯的接触接着是将博尔赫斯推到了模糊与精确双重钳制下的记忆之域，并在那里准确地将博尔赫斯与柏拉图勾连，让博尔赫斯的整个一生都变成了回忆：对目盲之前的电影的回忆，对卡萨雷斯友谊的回忆，对母亲莱昂诺尔的回忆，对柏拉图式知识的回忆，对阅读经验的回忆（“由于他的记忆太过庞大，所有的阅读对他而言都变成了重读”），当然，还有对图书馆、迷宫、镜子、梦、老虎以及对文学-叙述的纷繁复杂的记忆。

“对于博尔赫斯而言，现实存在于书中，存在与读书中，存在于书写中，存在于谈论书中。”由于博尔赫斯的一切（包括那太过珍贵而迟迟未来的爱情）都来自或即将变身成为书籍与语言（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之所以能够自如地将形而上形而下化呈现，亦从假想的书籍获益：书籍首先是一件物品，而写书则是一个具体行动），他（让自己）成了二十世纪的堂·吉诃德。也正因为此，想要仰赖日常生活去还原一个日常生活缺乏或被吞噬殆尽的人是不可能的，试图以此为基写作一部传记也是不可能的。

《和博尔赫斯在一起》

[加]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著

李卓群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传记无非社会学或者思想两种类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通过日常生活社会学式的考察作者生平也并非不能抵达作品，然而只能抵达其最低层次，显而易见的是，一部作品可以而且必须脱离其人生轨迹与社会背景而永存。不过曼古埃尔依旧为我们回忆了博尔赫斯生活中的诸多细节——他没有描述目盲的博尔赫斯如何在旅行中观景，那属于玛丽亚·儿玉的工作——博尔赫斯如何听别人讲述故事、如何向人口述作品，博尔赫斯的书房、卧室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博尔赫斯与独裁者的往事，我们还从曼古埃尔的记忆中知晓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曾见过博尔赫斯、知晓“在瑞士的一家医院，护士为他阅读了最后一本书，是诺瓦利斯的《亨利希·冯奥夫特尔丁根》。”

这一切回忆都与阅读（听读）和写作相关，这不仅是因为日常生活的无关紧要，也不只是为博尔赫斯阅读的身份给予了曼古埃尔裁剪与舍去的理由，按照塑型所需予以保留和呈现（而且我们不能忘记，作为回忆的叙述也比作为叙述的现实拥有更多演绎的自由），而是曼古埃尔把握了博尔赫斯是回忆与语言的博尔赫斯这一核心，在尽可能多地涉及迷宫、镜子乃至博尔赫斯的文学贡献之外，他要做的，是试图将多重的博尔赫斯合一，也只有回到了分裂的前提，我们才能理解何以曼古埃尔会在结构上采取的是一种双重的进路：回忆与博尔赫斯在一起的场景；回忆博尔赫的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回忆那个更为广阔复杂的博尔赫斯，那个无限的博尔赫斯。

库切曾提示说，晚年的博尔赫斯更为主动地重回了阿根廷文学传统，并试图在其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博尔赫斯也确实“为西班牙带来了革新……这让他能够将其他语言的特点融入西班牙语”，而他凭借的也有重写之技，“‘如果打算翻译莎士比亚，’他说道，‘就应像莎翁自由创作一样自由地进行翻译。’”

一个作家催生另一个作家，一个文本衔接另一个文本，在文学的环形废墟中，博尔赫斯给予我们的是近乎神谕的言说，有如天体的运行一样完美。曼古埃尔写道，“尽管无意为之，博尔赫斯却永远改变了文学的概念，也改变了文学史的概念。”更准确地的修辞是，那个多重的博尔赫斯永远地改变了我们与文学——或不如说与书籍——的关系。

作者：朴弥（书评人）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柳青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